在中國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一年,馮國平(Guoping Feng)成為了他們高中班上唯一一個考上大學的人。他被分配到了一所醫學院,和懷揣科學理想的同輩們一樣,馮國平很快就立志去美國繼續研深造。「那個時候的中國和美國相比,真的是落後了三五十年,根本沒有辦法去做前沿研究。」因此在 1989 年,他前往紐約州水牛城(Buffalo, New York),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落雪成山。隨後,他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獲得了遺傳學的博士學位。
馮國平的個子不高,身形清瘦,自帶著禪者般平靜的氣質和聰敏的微笑,如今他已是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神經科學的講席教授,專註於腦部疾病的遺傳學研究。他 45 人的實驗室是 MIT 麥戈文腦科學研究所(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at MIT)的一部分——2000 年,一筆高達 3.5 億美元的巨額捐款促使該研究所成立,為他的實驗室提供了充裕的研究經費。
馮國平 圖片來源:mcgovern.mit.edu
不過現在,他每年都要回中國幾次,因為在這裡,他能夠從事在美國無法進行的實驗和研究。今年一月,我在深圳見到了他,在馮國平留美的三十年間,這個城市經歷了令人瞠目的崛起。他走下波士頓的紅眼航班,徑直來到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簡稱先進院,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SIAT),在那裡,與他合作的夥伴正等待著這位神經科學家的到來。
馮國平在先進院組織了一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同仁作為會議的發言嘉賓,其中包括 1 位對樹鼩感興趣的 MIT 神經科學家(樹鼩,tree shrews,小型哺乳動物,和靈長類親緣較近,原產自中國南部),以及 1 位在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和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科大學(SUNY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從事成癮研究的科學家。他們和馮國平一樣是中國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身赴海外、追尋更好的發展機會。但現在,他們回到了中國——有些對於美國來說過於昂貴和不切實際、甚至涉及敏感的倫理問題的研究,只有在這裡能夠實現。
馮國平最初曾向新英格蘭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New England Primate Research Center)尋求培育 Shank3 獼猴,該中心是美國 8 個國家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之一,它們被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和哈佛醫學院共同資助。但不幸的是,在 2013 年哈佛決定關閉該中心。
美國的科學家們但心美國會在靈長類動物研究領域落後於中國。「我有兩個很大的顧慮,」 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腦科學家,研究靈長類的邁克爾·普拉特(Michael Platt)說,「第一,美國現在並沒有加大靈長類模式動物的研究力度。因此我們不會有中國科學家那樣的優勢。」第二,他表示「我們也許會失去那些從事靈長類動物研究的優勢資源和資深專家。」
這就不得不提起蒲慕明(Mu-ming Poo):他多年以前就離開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加入了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in Shanghai)。2018 年年初,該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將向世界宣布他們成功創造出了體細胞克隆猴。兩隻克隆猴被命名為「中中」和「華華」,寓意「中華」。蒲慕明表示,通過克隆技術,研究人員可以迅速創造具有相同遺傳背景的模型猴群,再也無需一次只能編輯一隻。而足夠數量的實驗猴一直是製作疾病模型的一大挑戰。
馮國平表示,他的合作夥伴在深圳先進院開展的研究都會接受類似實驗動物管理和使用委員會(簡稱動管會,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s,IACUC)機構的審查,該委員會在美國負責審查聯邦資助的動物研究。動管會的成員大多是科研專家,但也同樣吸納了當地的社區成員,任意成員都可以就倫理問題提出反對意見。「我們設立了標準。」馮說,這意味著合作者們需要達到或是超越美國標準。
馮國平正和俄勒岡國家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Oregon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洽談在美進行類似研究工作的事宜。「我們還是要在這裡(美國)做點什麼,」他說, 「我們不能完全落於人后。」加利福尼亞國家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California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的科學家們已經成功對靈長類動物的胚胎進行了基因編輯,但仍未出現成功產出活體的報道。
傑弗瑞·卡恩(Jeffrey Kahn)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伯曼生物倫理學研究所(Johns Hopkins Berman Institute of Bioethics)的所長,我曾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美國嚴格的倫理限制是否有可能會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研究者——比如中國——趕超美國。他指出這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在這類研究上自然會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果我們不願意或是不能使用這種技術,我們的競爭優勢的確會逐步喪失,」他說,「而這也許就是我們需要接受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