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無特殊利益」之辯析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前夕，中央黨校副校長陳寶生再次鄭重宣布：「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們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表示，中國共產黨在《章程》中向全世界宣告，共產黨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共產黨的職能就是為人民服務，這是我們的宗旨。
    以陳寶生的身份來說，他無疑代表著中共理論界的權威。可惜，因他這番大言不慚的炫耀與歷史、現實產生的強烈反差，已廣受坊間垢病。尤其他一些口無遮攔的結論，在理論上已經破綻百出，與他的理論權威身份極不相符。比如，他說：「我只想說，舊中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國將不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民族獨立、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建立了新中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瞧，這短短几十個字就充滿了錯誤和詭辯。其一，早在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中國就完成了民族獨立、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但這個任務主要不是由中國共產黨完成的，而是由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為主體完成的，當然，這個任務完成得還不算徹底。1945年中國沒有完成的，是國家的政治統一，也算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國將不國」的主要政治原因吧，但國家分裂的主要責任，國民黨、共產黨都必須承擔。其二，中國共產黨通過三年內戰完成的，是國家的政治統一（仍不徹底），除此以外，還完成了「民族獨立、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部分掃尾工作。其三，如果說一個政黨、一個政治集團通過武力奪取了政權，實現了國家的政治統一，就成為這個黨所建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那麼，躺在地底下的那些中國皇權時代開創新朝、實現統一的皇帝們，非要笑死不可。因為他們不僅完成了中共類似的歷史任務——於國家分裂、軍閥混戰中實現了政治統一和國內和平，有的還同時完成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任務，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打跑了元朝的外族統治者，還實現了全國的政治統一。如果按照陳校長的邏輯，大明王朝政權的合法性根本不成問題，我們今天又何必把它判定為「皇權專制主義」呢？
    好了，不說這些，既然陳校長是中共的理論權威，筆者就冒昧和陳校長從理論源頭上探討一番，看看黨無特殊利益的依據何在。
    「黨無特殊利益」源於馬克思對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欽定」：「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既然要帶領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當然就不會產生自已的「特殊利益」。這種順理成章的理論邏輯最初源於馬克思、恩格思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不同的利益。」從理論邏輯來看，《共產黨宣言》中的這段話並沒有錯。一個肩負著全人類解放偉大使命的政黨，它的政治利益除了解放全人類，還會有其他什麼嗎？然而，問題是，這個理論邏輯本身就是錯誤的。人類的最後解放，要靠一個階級、一個政黨去實現？那麼這個階級、這個政黨不就成了救世主？而實現這個解放的政治實踐過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給出了設想，列寧將它付諸於政治實踐。這裡不必繞圈子，不妨直指要害：即從所謂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必須實現共產黨一黨制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過渡期究竟有多長？也可能數百年，也可能數千年，也可能數萬年。在這麼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段由一個政黨獨掌全部政治權力，這不是專制政體是什麼？一點也不錯，在這個問題上任何漂亮的理論辯解都沒有用，因為人類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已經給出了斬釘截鐵的答案。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最普通的政治常識上來了。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政治統治的性質基本有兩種，一種是專制政體，一種是民主政體。兩種政體對統治者手中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前者有「君權神授」、「君權天授」和「黨權規律授」；後者為「政權民授」。在前者看來，掌握所有社會公共權力的政治統者或者是救世主在人間的代表，或者他自己就是救世主，而「救世」就是這個政權的惟一合法來源。因此，他們有理由把政治權力世世代代壟斷下去。而在後者看來，任何救世主都不存在。掌握社會公共管理權力的人，必須由人民選舉，由人民監督，人民的意志和選擇，是所有政治權力的惟一的合法來源。鑒於任何掌權人都有濫用權力的天然傾向，因此掌權者的任期必須有嚴格限制，選民並有將他們隨時撤換的權利。
    這裡面產生一個非常奇妙的問題：為什麼專制政體的所有掌權者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對所有社會公共權力的壟斷，並且一千次一萬次地夢想把手中的權力在他的家庭、家族或自家的政治團體中世世代代繼承下去，而決不允許第三者染指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作為實現人類社會公共管理的權力，是一根點石成金的魔杖，它一旦被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一個政黨壟斷，就會產生巨大的、變幻無窮的、能夠凌駕於整個社會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讓我們扼要地羅列一下這些巨大的利益誘惑。第一，可以實現掌權者各種遠大的政治理想和個人野心。對於建功立業心切和充滿極度虛榮心的政治家來說，極難抵禦手中壟斷全部社會資源的巨大誘惑，往往會幹出那些「改天換地、重置山河」的「大事」。所謂十月革命后列寧之所以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解散立憲會議，打殺各路政黨，就是急於要進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數國首先取得勝利」的社會實驗；第二，支配欲是人性中的天然慾望，誰也不願被別人支配、人人卻樂於支配別人——一個最具平等心的人如果讓別人為他倒上一杯水，他也會得到「支配」的滿足。而壟斷政權，可以使掌權者的支配欲得到大面積的、原子裂變般的膨脹和滿足。經權力壟斷裂變的支配欲，是人類社會產生深重奴役的罪惡根源；第三，權力一旦被極少數人壟斷，壟斷者就具有了對所有人生殺予奪的大權，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政治、法律、經濟甚至生命的平等權利，傾刻化為烏有。而掌控別人的命運，生殺予奪，快意恩仇，正是人性中另一種更為邪惡、瘋狂的野心和慾望。它不僅是作為支配欲的疊加，而且是深深地潛藏於人性中那種吞噬同類的血腥獸性的釋放；第四，壟斷權力，可以獵取巨大的財富和感官享受。這一條根本就不用解釋，目前的中國社會中滿眼皆是。當然，這些巨大的利益誘惑遠遠不止這四種，否則就無法解釋我們中國人的先輩們為爭奪「皇權」為什麼連親娘老子都敢殺、連兄弟手足都敢屠。
    可見，當一個現代政黨把政治目標鎖定在奪取全國政權、並立志把這個政權世世代代壟斷下去的時候，它的「特殊利益」已經產生了。好了，今年是建黨九十周年，不吉利話還是少說為妙，這裡只試舉幾例。
    抗戰時期，作為在野黨的中共為和國民黨爭天下而贏得民眾的支持，大肆抨擊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標榜自已信奉現代民主。下面不妨摘錄幾段中共當時權威媒體的精彩言論。「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實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哈，還需要例舉下去嗎？從大量（可以「源源不斷」地例舉下去）這類言論來看，中共是真心擁護這些西方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並「指天發誓」一旦獲得政權肯定會履行這些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可笑的是，當1949年中共真的奪權了全國政權，便「一闊臉就變」，立馬食言，比國民黨變本加厲地實行起曾被自己橫加痛斥「一黨治國」起來了。更為可笑的是，直至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台灣的國民黨也終於浴火重生，蕩滌自身肌體上的專制基因，而中共的領導人還口口聲聲「絕不搞西方那一套」，連當年大清王朝的慈禧都不如！
     一個自稱「偉光正」的政黨，何以如此口是心非、出爾反爾、掩耳盜鈴？乃「特殊利益」使然也！而掌權者為壟斷政權產生的特殊利益，每每與民眾的利益、社會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相衝突，而舉凡衝突前者總是佔有絕對優勢，從而每每造成人民和民族的巨大的苦難和災難。是否還要舉例？上世紀五十年代黨的領袖一揮手，立馬將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入地獄，生殺予奪，快意恩仇，何等的酣暢淋漓。只是為哪般？不就是在當權者的鼓動下這些人講了一些批評話嗎？不就是極少數人重複了中共四十年代力贊的那些普世價值，希望中共不要食言嗎？而當時建國初始，百業待舉，需要多少知識分子提供智力支撐，中共全然不顧這些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對知識分子下如此毒手，還不承認是為了維護自己獨霸政權的特殊政治利益嗎？還有三面紅旗餓死了幾千萬人，不就是為了實現黨的「偉大理想」，進行荒謬絕倫的社會大實驗，以滿足黨內極少數領袖們建功立業的虛榮心，這不是「特殊利益」是什麼？而就是為了這個「特殊利益」，幾千萬人民把命都送掉了！還有文化大革命，還有對人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的長期剝奪，不就是為了黨能始終掌握對所有社會成員「生殺予奪」大權的特殊的政治利益嗎？
     好了，不用再羅嗦了。歷史、事實俱在，一目了然。只是提醒一句，如果說，當初中共壟斷權力至少相當一部分成份是為了實現其政治抱負，有著相對良好的動機，那麼，時至今日，掌握著黨和政府各級權力的黨內中高層官員，至少大部分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特殊的政治經濟利益，包括通過權力尋租獲取的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感官享受，而黨的全部政治生活和靈魂，不正是由這樣一些人控制的嗎？因此說，這個黨如今已擁有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的特殊的物質利益，這已成為不容否認、可怕的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