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飛奪瀘定橋」史實的三篇文章 1

打火機
「飛奪瀘定橋」的人和事
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橋，叫瀘定橋，建於十八世紀初葉，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
中央紅軍往北去與張國燾會合，行進到四川中西部時，面臨天塹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馬拉雅山的融雪捲起奔騰咆哮的激流掹浪，漩渦密布，河床布滿尖利的岩石，使涉水無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橋，叫瀘定橋，建於十八世紀初葉，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這是一座雄偉的弔橋，全長一百零一公尺，寬兩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鐵索連接東西兩岸，九根作橋底，每兩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鋪著木板做橋面。
紅軍「飛奪瀘定橋」是後來長征英雄史詩的代表，美國作者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長征》（The Long March）一書封面一書封面，赫然就是這座橋。美國記者斯諾一九三六年採訪了毛以後寫道：過瀘定橋「是長征中最關鍵的時刻」。「木板有一半給抽掉了，從岸邊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鐵鏈。在東岸的橋頭，敵人的一個機關槍陣地正對著他們，它的後面是由一團白軍把守的陣地……誰能想到紅軍會發瘋似的試圖從光鐵鏈上過河呢？可是紅軍卻偏偏這樣做了……頭一個戰士中了槍，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個……敵人把煤油扔到橋板上，橋板開始燃燒起來。這時，大約有二十名紅軍戰士用雙手和膝蓋匍匐前進，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扔進敵人的機關槍陣地。」
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紅軍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從國民黨軍隊的大量來往電報、部署可以看出，長征故事中說的守橋的國民黨二十四軍第四旅李全山團，其實並不駐屯瀘定城，而在遠處的化林坪一帶。駐紮瀘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長余松琳。紅軍到來前夕，該旅就離開了，被派去五十公裡外的康定。瀘定、康定並屬的西康地區專員六月三日的通報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瀘定。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只提到紅軍在去瀘定橋的路上，和離開瀘定橋之後，有幾次小型遭遇戰。紅軍先頭部隊到橋邊時，指揮部設在離橋不遠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對岸已無國民黨軍的瀘定城打炮。當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婦女家裡開豆花店，就在紅軍所在的橋邊，紅軍還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這位婦女已是九十三歲高齡，但頭腦十分清晰，她對我們講紅軍「陰一炮，陽一槍地打過去」，然後「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損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歲的老太太記得紅軍來借老百姓的門板去鋪橋，有的人家交出了寶貴的棺材蓋子，隊伍過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認領。瀘定橋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鐵鏈，那是拍宣傳長征的電影《萬水千山》時。
過橋時紅軍沒有一人傷亡。首批過橋的二十二名戰士，在六月二日過橋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一支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受傷。其他紅軍過橋時也沒有傷亡。周恩來的警衛員描述周聽說有一匹馬掉在河裡淹死了很著急，問過橋的指揮宮楊成武：「人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大渡河上還出了個神話，即「強渡大渡河」，在瀘定橋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順場。那裡渡口寬闊，沒有遮掩，紅軍渡了足足一個星期，在國民黨偵察機的眼皮底下。但同樣，無一傷亡。國民黨部隊再無能，憑藉天險優勢，也不至於讓紅軍毫無傷亡吧。
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國作家問彭德懷過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說：「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記不清了。我們過了那麼多河——金沙江、湘江、烏江、長江……我記不清了，記得有人掉在河裡。」他對戰鬥或橋起火之事不置一辭。有兩三個人命喪此橋，朱德夫人和我們訪問的九十三歲老人都說是紅軍修橋時，年久失修的橋板突然折斷，他們失足掉下去的。
「飛奪瀘定橋」純系虛構。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親口說：「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什麼仗。」
以上來自《炎黃春秋》2010年第03期《「飛奪瀘定橋」的人和事》

鄧小平講「飛奪瀘定橋只是為了宣傳其實沒有打什麼仗」
轉自網路 作者不詳 向原作者致敬
查閱資料，意外地發現，關於瀘定橋之戰的回憶，竟然有兩種截然對立，可能同假，卻很難同真的敘述。
第一種敘述：瀘定橋是紅一軍團的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下的二連連長廖大珠率領22名突擊隊奪取的；
第二種敘述：瀘定橋是紅三軍團的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政委李干輝）下的偵察連指導員覃應機帶領12名勇士奪取的。
第一種說法比較流行，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了。第二種說法好象一直受壓制，但從未被壓服。覃應機在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硝煙歲月》中，再次強調，瀘定橋是他們紅十三團偵察連拿下來的，不是楊成武的紅四團奪取的。下面是我從他書中摘錄的一段文字：....見到彭雪楓團長，他說上游有一座瀘定橋，只有敵人的一些地方部隊把守，我們決定從那裡過河，他令我連務必在下半夜趕到瀘定橋附近待命。我和韋傑即帶上部隊急行軍，向瀘定橋方向前進。天已經黑了。又下著雨，道路難走，部隊又有些疲勞，我們便點著火把走。下半夜，我們按時趕到了瀘定橋橋頭附近的天主教堂。橋頭已被我兄弟部隊佔領，彭雪楓團長騎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們一到，彭團長便親自向我們交代任務，要我連組織突擊隊，天亮以前突過瀘定鐵索橋，佔領對岸右側的高地。我們從手槍排里挑選出11名偵察員，加上我共12人，組成了突擊隊。這11個人中，有一個同志叫蔡樹禮，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廣西人，他們是韋尤、韋日由、黃先木、覃日用、黃儀、黃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當時我們每人除了手槍之外，各人盡量多帶上手榴彈，有5個偵察員還各帶一支步槍。佩戴整齊后，我即帶隊來到橋頭的衝鋒出發地。韋傑則帶領連隊，準備好就地籌集的竹筏、麻繩和從教堂里臨時拆下來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門板等材料，待命行動。拂曉的時候，部隊開始總攻擊。在強大的火力掩護下，我們12個人飛奔上橋頭，沖向橋面。橋上被燒的木板還在燃著火焰，鐵索在搖晃，幾乎要把人甩下橋去。我大喊一聲：「同步前進：」橋身減少搖晃，我們一陣風地向前沖，灼熱的火焰閃開了一條火路。我們冒著彈雨，迅速接近對岸橋頭，向敵人扔了幾顆無柄手榴彈，就穿過燃燒的橋頭，追趕逃跑的敵人。敵人向瀘定城方向跑遠了。我們留下3個同志牽制敵人，我和其餘同志立即登上橋頭右側的高地，佔領了制高點，掩護部隊過橋。我們12個人，勝利完成了任務。我們之中有6個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燒傷了。我們挑選來的突擊隊員，都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和考驗的老偵察兵，有高度的階級覺悟，他們都是在山區里長大的農民子弟，還在家裡勞動的時候，赤腳爬山攀崖、過溝越澗，走弔橋獨木橋，都已經不在話下，所以能夠勝利地突過瀘定鐵索橋。（第62-63頁）這段描述裡面，天主教堂、鐵索橋、城在對岸等等，表明覃應機所說的地方為瀘定橋無疑。但是他講的故事，不如楊成武講的曲折緊張有趣，少了許多諸如一晝夜行軍240里、打著火把與對岸敵人賽跑等情節；攻橋的時間也對不上，楊成武版本是凌晨到達瀘定橋，下午4時開始攻擊，傍晚5點多結束，而覃應機版本則是拂曉開始攻擊，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應機對敵情的描述，與楊成武截然不同。
楊成武早期回憶錄，聲稱對岸「駐著兩個團的敵人，山坡上修築了嚴密的工事，機槍集中在橋頭附近，不斷地向我們掃射，迫擊炮彈也連珠般地飛過來。」
覃應機則說，他們早已偵查清楚對岸只是少數地方雜牌部隊，所以，奪橋行動從一開始就只安排了12個人衝鋒，扔了幾顆手榴彈，敵人就跑了。紅軍沒有傷亡。
兩種說法比較，覃應機的版本，與陳雲1935年向共b產b國際做的彙報，吻合較大一些。
卻說紅軍在控制瀘定橋之後，中b共中央在瀘定城舉行了會議，史稱「瀘定會議」。這個會議決定派遣陳雲到上海去恢復白區黨組織工作。此後陳雲就在天全縣靈關殿離開長征隊伍，作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離滬赴蘇，參加中b共駐共b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0月陳雲向共b產國際作了關於紅軍西征情況的彙報。彙報紀錄稿長期塵封在共b產國際檔案中，1996年被發現，后全文發表在中b共中央《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彙報中，陳雲談到了大渡河戰役中的安順場之戰和瀘定橋之戰，這是我所找到的有關資料中最早的一份。關於安順場之戰，陳雲提到有5個人受傷；瀘定橋之戰則不同，陳雲未提傷亡，描述也比較戲劇化：
我們派出一個最優秀的連隊作為前鋒, 他們雙手抓住鐵索前進。我們終於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鋒連掩護之下爬過了橋。敵人見紅軍戰士如此頑強, 大聲喊道: 「好啦, 我們投降。」隨即便交出了武器。
(《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第20頁)
然而再到後來，情況就不同了。紅十三團覃應機方面的比較平淡的敘述，被中b共所忽略；而紅四團楊成武方面的比較驚心動魄的描述，則受到親睞，被大肆宣揚。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中b共宣傳文字中此種厚此薄彼的區別待遇，是從什麼時候起，在什麼背景下開始的？
紅四團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倫寫的《飛奪瀘定橋》，大約成文於1936年。彭加倫在長征時任紅一軍團政治宣傳科科長，他寫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勞都說成是本軍團的，隻字不提紅十三團有什麼貢獻。
說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來到陝北採訪，這被看作是一個向外宣傳，特別是向外國人募捐籌款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發起徵稿，要求各人在長征經歷中，「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
「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此一徵文活動，三個月內共收到稿件200餘篇，50萬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參與編輯，最後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統稿成書，共挑選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題名《紅軍長證記》（又名《兩萬五千里》）。
既然是為了宣傳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緊張、越驚心動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倫《飛奪瀘定橋》一篇，成為描述瀘定橋之戰的首選。而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中對瀘定橋之戰的繪聲繪色的動人描寫，許多都則取材於此。
由於斯諾的再傳播，彭加倫講述的故事，遂成為對外宣傳的主調。不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即使是紅一軍團人員內部不同人員講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當抵觸。最突出的是，宣傳科長彭加侖的敘述，又比楊成武的回憶顯得驚心動魄不少。例如對岸敵人人數，楊成武回憶錄說有兩個團，彭加倫則誇大到了「兩個旅以上」，紅軍是以一個團對付兩個旅！又如傷亡問題，楊成武的早期回憶，說22個人都衝過了橋，進城與敵人展開巷戰，未提有人傷亡；彭加侖則聲稱死亡三人，斯諾更繪聲繪色地描寫這三人在橋上中彈，落入河中。這個問題，直到楊成武1980年代寫《憶長征》和《回憶錄》等書時，才改變了說法，稱三人陣亡，大約是為了與流行宣傳取得一致的緣故。可惜，就在楊成武最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前後敘述仍不一致：前文剛說了22人都過了橋，接著補充說有三人陣亡，過了兩段，又說22人過橋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等獎勵。
然而，無論有多少不通之處，從此以後，紅四團的飛奪瀘定橋故事版本，就壓過了紅十三團的版本。紅十三團雖然不服，卻也無法扭轉宣傳大局了。
「飛奪瀘定橋」純系虛構。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親口說：「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什麼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