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專訪：一國兩制是否急需2.0版本？

一個制度和方針需要不斷的補充新的元素以應對所處的新環境和面臨的新問題。「一國兩制」同樣如此，最近幾年香港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無不在印證著，實行了20年的「一國兩制」方針，到了升級換代的時間。

日前，多維新聞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製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田飛龍認為，鄧小平所規劃的一國兩制這一基本框架的一期工程的目標已基本完成，目前需要一國兩制的2.0版本，而這個2.0版本正在展開它的一個新的歷史畫卷。

多維：一國兩制的2.0版本和已經運行了20年的一國兩制之間究竟有何區別，為何要更新和提出一國兩制2.0版？

田飛龍：一國兩制的2.0版本不是要改變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高度自治的現實架構，也不是要改變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是國家發展、國家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變化。鄧小平在規劃一國兩制這個基本框架一期工程時，主要立足於兩點：第一就是保證香港社會的平穩回歸，第二就是保障香港社會在國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中作為走出去的平台，能夠成為中國學習如何與西方主流世界接軌的經驗的一個介面、樞紐，這樣一個任務，這樣一個作用目前來講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歷史使命。

就是回歸20年以來，儘管有一些政治對抗和社會運動的激進化，但是香港社會整體保持了繁榮穩定，高度自治，它的法治、它的自由度，它的國際金融中心基本地位得到了維持。並且中國藉助香港平台學到了更多現代化的知識，融資的技巧，走向了國際。所以鄧小平所期待的平穩回歸和藉助香港推定國家現代化的一期目標基本完成。

多維：既然一期目標已經實現，那意味著香港的身份角色將有新變化。這個變化可能會是什麼？

田飛龍：中國的國家資本、制度模式已經逐漸成熟，成為一種可以為第三世界國家，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這樣一個新的一種的發展、文明以及命運共同體建構經驗的這樣一個原型和原始版本。

在這個過程當中，香港的角色就是起到這樣一個國家在一帶一路當中，整體輸出的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在資本輸出和文化互動交流方面，香港有繼續發揮自己這樣的一種作用。這種作用已經不是中國通過香港平台去學習西方，而是香港通過中國平台，來貢獻自己的剩餘價值和比較優勢。所以這個主從關係，歷史的主動和被動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大致以一帶一路戰略作為一個節點，以回歸之後的前20年和后30年作為一個劃分點。

它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上的發揮，不僅在前20年幫助中國學習西方，更在於未來30年，香港繼續支持國家走向世界，支持國家去解決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當中遇到的普遍問題，全球治理當中西方模式不能簡單解決的這樣一個問題。這個2.0版本正在展開它的一個新的歷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