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

　　霍夫施塔特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霍夫施塔特

　　翻譯：張舒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美國政治界一向是易怒人士的舞台。近年來，我們看到易怒人士大多集中在極右陣營；他們在戈德華特運動中表明，政治槓桿在調節少數族裔的怨憤和激情時很大程度上是失靈的。但是，在這背後我相信有一種心態早已有之，而且未見得右翼分子才有。我把它稱為偏執風格，因為沒有別的辭彙會像它一樣準確地激發起我心中那種超乎尋常的誇張、多疑和陰謀幻想的感覺。在使用「偏執風格」這一表述時，我並非是從臨床意義上談論它，而是為了其他目的借用了這個臨床術語。我既無資格，也不願意把過去或現在的任何人歸入瘋子的行列中。話說回來，如果這個詞僅適用於心理極度失常的人，那麼認為偏執風格是政治的推動力這個想法就沒有多少現實意義或歷史價值了。正是因為普通人多多少少會用到偏執的表達方式，這一現象才尤為重要。

　　當然，這個術語是貶義的，它註定是貶義詞；相較於正當理由，偏執風格大多訴諸非正當理由。但是，人們若以偏執風格來支持一項合理的計劃或要求，也並無不可。言語風格更多是與人們以什麼方式相信觀念的真實性相關，而不是與內容的真實性或虛假性相關。在此我感興趣的是，通過我們的政治修辭來了解我們的政治心理。偏執風格是我們公共生活中一個古老且反覆發生的現象，它常與表達懷疑與不滿的運動聯繫在一起。

　　以下是參議員麥卡錫在1951年6月談到美國危險處境時的言論：

　　除非我們相信政府高層人士正在謀划著將我們送入災難，否則要如何解釋我們當前的處境呢？這一切肇始於一場巨大的陰謀，其規模之大，此前人類歷史上任何危險與之相比都會相形見絀。這一臭名遠揚的陰謀最終暴露出來，其邪惡程度會讓始作俑者永遠受到誠實之人的唾棄……究竟是怎樣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決策和做法最終導致了戰略的失敗？總不能說是因為失職吧……這個國家利益的政治決策，居然有一部分依靠概率法則來決定的！

　　

　　麥卡錫

　　現在，讓我們再倒回五十年，看一則由民粹黨領導人在1895年簽署的宣言：

　　早在1865年至1866年，歐洲和美國的黃金賭徒便醞釀著一樁陰謀……近三十年來，這些陰謀家一直讓人們圍繞著細枝末節爭執不休，而他們則從未停止過對他們唯一的核心目標的熱切追求……他們利用各種背信棄義的手段、國家層面的治術以及國際黃金團伙秘密組織眾所周知的詭計，來打壓人民的繁榮，還有這個國家的財政和商業獨立。

　　接下來是一篇發表於1855年的德克薩斯報刊文章：

　　……此時此刻，歐洲的君主和羅馬的教皇正在秘密商討著我們的毀滅，並且還要挾著廢除我們的政治、公民和宗教機構，這已成為臭名昭著的事實。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腐敗已經滲透到我們的行政會議里，我們的行政長官早已感染上天主教釋放出的病毒……教皇最近委派他的政府使臣來美國執行一項秘密委託，旨在全美的天主教堂中引起轟動的反響……教皇手下的寵臣大肆侮辱我們的參議員；詆毀我們的政客；宣揚教會和國家之間相互勾結；用污穢的誹謗之辭辱罵天主教之外的所有政權，用惡毒的詛咒詆毀所有的新教徒。美國的天主教每年通過傳播他們的信條，從海外獲得超過20萬美元的收入，這還不算從國內募集到的巨額收益……

　　上述這些引文奠定了該風格的基調。在美國歷史上，我們可以從許多地方發現這一風格，例如反共濟會運動、本土主義和反天主教運動，某些廢奴主義的言論（他們認為美國受到了奴隸主的陰謀控制），關於摩門教徒的危言聳聽，力挺美鈔的民粹主義作家筆下（這群人構建了一個關於國際銀行家的重大陰謀）；此外，在一些已被曝光的軍火商在一戰期間的陰謀，常見的左翼新聞，當代美國右翼以及當下白人公民議會和黑人穆斯林之間種族紛爭的兩方言論中都可以看到這類風格。我不打算刨根究底，展現這些運動中所有可能出現的各式偏執風格，而是會把研究視野限定在我們歷史上幾個重要的事件；在這幾個事件里，偏執風格會充分地展現出它原有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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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會和共濟會

　　我先講一個發人深思的歷史事件——十八世紀末期，某些區域突然對所謂的巴伐利亞光明會的顛覆性活動產生了恐慌。這一恐慌是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總體反應的其中一部分。在美國，尤其是在新英格蘭著名神職人員群體中，某些人對傑斐遜式民主興起的反應進一步加劇了恐慌。 1776年，因戈爾施塔特大學法學教授亞當·維索茲創建了光明會。如今來看，它的教義無非是啟蒙理性主義的另一種版本，只不過混入了十八世紀巴伐利亞反教權主義的色彩罷了。這是一個有些天真和烏托邦性質的運動，它衷心地希望最終能把人類置於理性的支配之下。它的人道主義理性主義似乎在共濟會的地方分會中獲得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美國人最初是在1797年在愛丁堡出版的一本書里（後來在紐約再版）了解到光明會的，書的標題為《共濟會、光明會和讀經社團的秘密集會中，反對歐洲全體宗教和政府的陰謀證據》。作者是一位知名的蘇格蘭科學家，約翰·羅賓遜，他和英國共濟會之間原本只是碰巧有些聯繫，但是他的想象力卻被歐陸的共濟會運動（羅賓遜認為，這場運動的動機並不單純）加以利用，並且火上澆油。羅賓遜看似儘可能地在他的作品中展現了事實，但是在評論光明會的道德屬性和政治影響時，他從典型的偏執風格轉向了空想。他認為，這個協會是「為了徹底消除所有的宗教機構、推翻歐洲所有的現存政府的明確目的」而設立的。它已成為「在整個歐洲醞釀且運轉的一個龐大且邪惡的計劃」，而且這個協會在推動法國大革命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把它看成是一個思想放縱的反基督運動，在腐化婦女、培養感官享樂以及侵犯財產權方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該協會的成員計劃調配出一種墮胎茶——一種秘密的物質，「噴射在面部將會導致失明或死亡」，還有一種聽上去像臭氣彈的裝置——它是一種用殺蟲噴霧來填充床褥的工具。

　　這些觀念很快在美國大行其道。 1798年5月，波士頓馬薩諸塞州公理教會機構的牧師傑迪代亞·莫爾斯，在這個新成立的國家迅速分裂為傑斐遜派和聯邦黨人、親法派和親英派之前，適時地發布了一場佈道。莫爾斯讀過羅賓遜，他相信是光明派觸發了一場雅各賓派式的陰謀，這個國家應該團結一致，捍衛自身。他的警告給全體新英格蘭人敲響了警鐘，因為這裡的聯邦黨人正因為宗教不敬和傑斐遜式民主的上升勢頭憂心忡忡。耶魯大學校長蒂莫西·德懷特追隨莫爾斯的佈道，在7月4日國慶節發表了題為《當前危機下美國人的義務》的講話，他以熱情洋溢的修辭，洋洋洒洒地討伐了反基督徒。很快，新英格蘭的佈道壇上便充滿了對於光明會的譴責，就好像美國國內聚集了一大堆光明會士一樣。

　　19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反共濟會運動接手並強化了人們對陰謀論的痴迷。起初，這個運動似乎只是以反共濟會為主題，擴大或重演了早先對巴伐利亞光明會的抗議。然而，18世紀90年代的恐慌主要限於新英格蘭，並與極端保守的觀點相聯繫；而後來的反共濟會運動影響到了美國北部的許多地區，並且和大眾民主以及鄉村平等主義密切相關。雖然反共濟會者剛巧也反對傑克遜（傑克遜是共濟會成員），但是我們在傑克遜派對美國銀行的討伐中，同樣會發現人們對平民失去晉陞機會和貴族制度的仇視。

　　反共濟會運動的產生不僅出於自發的熱情，還歸因於黨派政治的興衰。一大批沒有充分理解反共濟會最初想法的人參與了並且利用了這場運動。它吸引了一些有聲望的代言人的支持，這些人對運動的基本傾向未見得有多麼認可，但是作為政客，他們不能忽視它的存在。然而，這場運動在民間的規模相當可觀，農村的熱心分子為其注入了真正的動力，他們全心全意地相信它。

　　作為一個秘密社團，共濟會被認為是一個用來對抗共和政府的、由來已久的陰謀。它特別容易和叛國聯繫在一起——例如，阿龍·伯爾（美國副總統）著名的陰謀據說就是交給共濟會執行的。人們指控共濟會自成一體，在聯邦和州政府的框架內構築了一個獨立的帝國，系統內部的忠誠和對政府的忠誠相互衝突。有人煞有介事地表明，共濟會早已建立了自己的管轄權，並且擁有獨立的義務和懲罰系統，甚至可以強制執行死刑。由此看來，最根本的衝突實際上是秘密和民主之間的衝突，因此，諸如其他更無辜的社團，如斐陶斐勵學會同樣受到了責難。

　　由於共濟會員承諾在危難的情況下相互伸出援手，並在任何時候都提供兄弟般的包容，因此，通常認為，這個系統會讓普通法的執行失去效力；共濟會的警察、治安官、陪審團和法官肯定會和共濟會的罪犯和逃犯相勾結。新聞界也被認為受到了共濟會的編輯以及媒體所有者的「鉗制」，有關共濟會不法行為的言論都會被封鎖。有一段時間，美國幾乎每個所謂的特權堡壘都遭到了民主人士的攻擊，其中，他們譴責共濟會是一個特權者的兄弟會，認為它封鎖了商業機會並且幾乎壟斷了政治席位。

　　在這些反共濟會的觀點中或許存在著一定的真理和事實。然而，在此必須強調的是，這種敵意通常以一種啟示性和絕對性的語言結構表達出來。反共濟會人士不會滿足於簡單地把秘密社團說成是一個壞東西。反共濟會的典型表述是宣稱共濟會「不僅是最可憎的，也是人類遭遇的最危險的機構......準確地說，它是地獄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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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會會士的威脅

　　對於共濟會陰謀的恐懼尚未平息，新的傳聞便甚囂塵上，聲稱天主教在密謀反抗美國價值觀。人們在此可以看到同樣的心境，只是罪魁禍首發生了變化。反天主教運動與日益增長的本土主義相融合，它們雖不完全一致，但是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掀起了軒然大波，甚至波及到許多（哪怕偏執風格發揮到極致也）不為所動的溫和派人士。此外，我們不應不假思索地把美國人設想為徹頭徹尾的狹隘者或平庸者，因而不去理會這些美國佬想要維繫一個種族和宗教上同質社會的願望，也不應忽略新教徒心中根深蒂固的對於個人主義和自由的特殊信仰。這場運動勢頭強勁，最有影響力的反天主教激進分子和偏執風格之間必定聯繫緊密。

　　1835年出版的兩部作品描述了美國生活方式中的新危險，它們或許表達出了反天主教的心態。其中一本名為《威脅美國自由的外國陰謀》，出自著名畫家、電報的發明者莫爾斯之手。莫爾斯宣稱，「有一個陰謀，它的計劃已經開始實施......我們腹背受敵，我們的船隻、堡壘和軍隊都無法保護這裡。」莫爾斯發現，陰謀的主要來源是梅特涅政府：「奧地利如今正在操控這個國家。她設計了一系列龐大的陰謀。她籌劃了一個宏偉的計劃，要在這裡做些什麼……她讓她的耶穌會傳教士布滿這片土地；她給他們以資金支持，還為他們提供源源不斷的日常補給。」如果密謀成功，莫爾斯說，哈普斯堡王朝的一些名門後裔將很快出任美國的皇帝。

　　

　　「這是一項確鑿的事實，」另一個新教激進分子寫道：

　　耶穌會以各種可能的偽裝悄然潛入美國全境，特意去查探有利於傳播天主教會的形勢和模式。一名來自俄亥俄的福音傳教士告訴我們，他在他的教區會眾中發現一個人正在實施陰謀詭計；他說，西方國家擠滿了這樣的人，他們隱藏在木偶戲從業者、舞蹈大師、音樂教師，販賣圖畫和裝飾品的小販、手搖風琴演奏師和類似的從業者的身份之下。

　　萊曼·比徹——一個顯赫家族的長者，亨利·沃德·比徹的父親——在同年寫下了《西方抗辯》一書，書中他思考了美國在接下來的基督教千年間可能發生的事。據他判斷，這個國家未來的一切取決於何種影響主宰著偉大的西方。新教教義與天主教義正在進行著殊死搏鬥。 「無論我們做些什麼，必須要迅速實現......」一大撥對自由制度懷有敵意的移民正在席捲全國，他們受到「歐洲統治者」的資助和派遣，增加了社會騷動和暴力，充斥了監獄，擠滿了貧民窟，稅收翻了兩番，並且讓越來越多的選民「把他們缺乏經驗的雙手置於我們的權力之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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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中的偏執風格

　　約翰·伯奇協會正在努力發動大眾給廣告贊助商寫信，打壓一部有關聯合國的電視連續劇……然而，施樂公司依舊打算資助這個節目。

　　《約翰·伯奇協會公報》七月刊中提到，「應該會有雪片般的郵件寄過來，勸說他們這個提議多麼不明智——就像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最終也被說服做出讓步，從他們的飛機上取下了聯合國徽章。」（聯合航空公司發言人證實，在聽到「大量公眾的反對聲」以後，他們從飛機上摘除了聯合國會徽。）

　　伯奇的官員約翰·魯塞洛說：「我們不願看到一家美國企業致力於推動聯合國，我們知道，它是蘇聯共產黨人的陰謀手段。」

　　——舊金山紀事報，1964年7月31日

　　反天主教運動一向都是清教徒的色情片。就像反共濟會者想象著自己如何醉酒狂歡，想象在現實中如何施行共濟會的可怕詛咒[1]，用這種施虐和受虐的性幻想來取悅自己一樣；反天主教運動也捏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傳說，比如放蕩不羈的祭司、利用懺悔進行誘姦、淫蕩的男女修道院生活等等。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之前，美國閱讀範圍最廣的一本當代作品很可能是由瑪麗亞修女所寫的《驚天秘史》，該書出版於1836年。作者號稱自己在蒙特利爾醫院女修道院當了五年見習修女，之後從那裡逃了出來，她以精心編造和大量臆斷的細節披露了她的女修道院生活。她聲稱，修道院長告訴她，她必須「在一切事情上遵從祭司們」；令她極度「驚訝和恐懼」的是，她很快發現這種遵從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她說，女修道院因私通生下的嬰孩在接受洗禮之後即刻遭到殺害，這樣他們就可以立即進入天堂。後來她的母親作證，瑪麗亞從小就有些糊塗，在她把一根鉛筆硬塞進頭裡之後，精神情況日漸糟糕，即便如此，在一片激烈的詬病和辯護聲中，人們依舊津津有味地閱讀著她的作品並且深信不疑。瑪麗亞後來因為在妓院里扒竊被捕，她於1849年死在了監獄里。

　　反天主教和反共濟會運動一樣，它的命運和美國政黨政治纏繞在一起，成為美國政治中一個影響力深遠的要素。 19世紀90年代，美國保護協會以更符合該時期意識形態的形式，讓這一運動重煥生機——例如，他們認為1893年的大蕭條是天主教徒發起一場的跨國陰謀，首當其衝的是銀行業。這一運動的某些發言人散播了一份偽造的教皇通諭，該通諭聲稱，利奧十三世將指引美國天主教徒在1893年的某個日期消滅所有的異教徒，因此大量的反天主教人士終日期待著一場全國性的起義。這場危在旦夕的殘害和消滅異教徒的天主教戰爭神話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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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為何感到流離失所

　　我們從歷史上斷斷續續地列舉了偏執風格的案例之後，現在跳轉回現代右翼分子，不難發現，它與十九世紀的運動存在一些相當重要的差異。早期運動的發言人認為自己站在執掌國家的人們這邊，為此據理力爭——他們正在抵擋一種業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帶來的威脅。但是現代右翼，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言，感到流離失所：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屬於他們和他們的族群，儘管他們決心努力重新掌控它，防止最終破壞性的顛覆行為的發生。老美國的美德已經被國際主義者和知識分子蠶食殆盡；舊的競爭資本主義已逐漸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陰謀家暗中顛覆；舊的國家安全和獨立已被叛國密謀摧毀——這些陰謀最有影響力的代理人不僅有外部人士和外國人士，還有位於美國權力中心老派但是最主要的政治家。他們的前輩發現了陰謀；現代的極右派認為背叛的陰謀直接來自高層。

　　這些重要的變化也可以歸結為大眾媒體帶來的影響。現代右翼分子中的惡棍形象比其偏執的前輩更加生動，公眾對其了解也更深入；同理類推，偏執風格的各類文獻在涉及個人的描述和攻擊方面也更加豐富和更具臆測性。原先那些面容模糊的反共濟會惡棍、卑微且喬裝的耶穌會代理人、反天主教的不知名的教皇委派者以及操作貨幣陰謀的神秘莫測的國際銀行家，我們現在可以用如下的人取而代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國務卿馬歇爾、艾奇遜和杜勒斯，最高法院的法官，如弗蘭克伏特和沃倫，還有一系列地位略遜，但同樣知名且生動的形象，如以阿爾格·希斯為首的陰謀家們。

　　自1939年以來，諸多事件為當代右翼偏執者的想象力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台，其中充滿了不斷豐富和充實的細節，大量合理的線索和無可辯駁的證據為懷疑的正當性提供了佐證。這場行動的舞台如今是整個世界，偏執者不僅能夠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事件，也可以援引朝鮮戰爭和冷戰中的事件。儘管所有戰爭史家都明白，這些事件不過是些充滿了誤判和失職的戰爭喜劇；但是，如果每個誤判和失職行為都被設想成叛國行為，那麼每一個解釋都將會為偏執的想象敞開大門。到頭來，對於那些閱讀偏執學者經典作品的讀者而言，真正的奧秘並不是美國如何被帶領到如今的危險處境，而是它是如何成功地存活到了現在。

　　當代右翼思想的基本要素可以簡化成三點：第一，存在著一個如今廣為人知的陰謀，它持續了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在羅斯福新政中達到巔峰，目的在於破壞自由資本主義，並且讓經濟處於聯邦政府的指導下，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鋪平道路。許多右翼人士都會同意《所得稅：所有邪惡的根源》一書的作者弗蘭克·喬多洛夫的觀點，認為這場運動始於1913年，當年憲法通過了所得稅修正案。

　　

　　第二個論點是，政府高層官員早已被共產黨人滲透，起碼從珍珠港事件前夕到現在，美國的政策一直都被精明且一貫出賣美國國家利益的人所主導。

　　最後，這個國家布下了一個共產黨間諜網路，就像過去耶穌會代理人滲透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如今教育、宗教、新聞界和大眾媒體這一整套的機構都在齊心協力地維護陰謀，讓忠誠的美國人的抵抗陷入癱瘓。

　　麥卡錫主義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或許是一封針對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的長篇起訴書，它由麥卡錫參議員於1951年發表於參議院，後來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加以出版。麥卡錫把馬歇爾描繪成背叛美國利益的關鍵人物，他的背叛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計劃，一直延伸到馬歇爾計劃的制定。麥卡錫堅持認為，馬歇爾幾乎和每一次美國失敗或戰敗相關，而且沒有一次是由於意外或是失職。馬歇爾對戰爭的干預呈現出一種「令人費解的模式」，它總是會有助於克里姆林宮的福利。美國在1945年到1951年期間相對國力的急劇下降並非「意外發生」；它是「按部就班，按照意志和意圖發生的」，並非錯誤決策的結果，而是叛國陰謀的結果，「其規模之大，此前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危險與之相比都會相形見絀」。

　　如今，麥卡錫的職責落在了退居二線的糖果生產商小羅伯特·韋爾奇的肩上，他沒有那麼重要的戰略地位，追隨者也沒有參議員那麼多，但更有組織性。幾年前，韋爾奇宣布：「共產黨的高層政要如今幾乎完全控制了我們的政府」——注意「幾乎」這個詞的用心和嚴謹。他為我們新近的歷史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釋，共產黨出現在每一個關鍵的時刻：他們在1933年開始對美國銀行下手，迫使它們關閉；同年，他們設法促成了美國對蘇聯的承認，恰逢其時地拯救了蘇聯，使其免於經濟崩潰；他們挑起關於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爭論；他們接管了最高法院，並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機構之一」。

　　韋爾奇先生通過密切地關注歷史，對這些事務形成了深入的洞見。我們中鮮少人能夠達到如此水平。 幾年前他寫道：「出於各種原因，並且經過大量的研究，我個人認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個共產黨間諜。」亞瑟·伯恩斯教授擔任艾森豪威爾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一職，「只是為了掩蓋伯恩斯在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共產黨老闆之間的聯絡工作」。艾森豪威爾的兄弟米爾頓「實際上是[他]在共產黨內部的上司和老闆」。至於艾森豪威爾本人，韋爾奇對他個人的描述則讓這個糖果生產商名噪一時，他把他描繪為一個「有奉獻精神的、自覺的共產黨陰謀的代理人」，總而言之，他補充道：「基於如此廣泛和顯而易見的細節證據，我們似乎有理由摒棄其他理由的懷疑，確立上述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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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仿敵人

　　偏執型的發言人以啟示性的語言預見了陰謀的命運——他往來穿梭於全世界的生死、整個政治秩序、整個人類價值觀系統之間。他總是在操縱著文明的攔路石。他始終生活在一個轉折點。像宗教上的千禧年派教徒一樣，他對那些正在經歷末世的人們深表焦慮，有時傾向於為末世災變設定一個日期。（「時間不多了，」韋爾奇在1951年說道。「多方證據從四面八方湧來，表明1952年10月是斯大林發動攻擊的災難性節點。」）

　　在公眾對此所知寥寥的情況下，作為最先察覺到陰謀的先驅之一，偏執者同時還得是一個好戰的領導者。他從不像資深的政治家那樣，把社會衝突看作是一種需要加以調解和妥協的事情。因為在絕對的善好與絕對的邪惡之間的衝突總是生死攸關，所以偏執者需要的不是妥協，而是抗爭到底的意志。在他看來，敵人十惡不赦且永不饜足，所以必須要被徹底消滅——即便不能剷除出這個世界，至少也要從偏執者全心全意執導的舞台劇中被剔除出去。這種出於總體勝利的需求，導致他制定了極度不切實際的目標，而且，由於這些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失敗又持續不斷地推高了偏執者的沮喪感。即使獲得了部分成功，他也會感受到和開始時同樣的無力感，這反過來只會強化他的意識，認為他要反抗的敵人巨大且可怕。

　　敵人被清晰地刻畫出來：他是邪惡的典型代表，不分是非得近乎非人——邪惡、無所不在、強大、殘酷、追求感官刺激、熱愛奢侈享受。與我們其他人不同的是，敵人不會陷進巨大的歷史機制中，自己也不會受到他的過去、他的慾望、他的局限性的影響。他以意志力驅使著，或者說創造著歷史的機制；或是試圖以一種邪惡的方式讓正常的歷史進程偏離軌道。他製造危機、操縱銀行、引發蕭條、製造災難，然後從他所造成的痛苦中獲得快感和利益。對歷史的偏執解釋明顯是個人化的：決定性的歷史事件不是被當作歷史潮流的一部分，而是被當做某些人意志的結果。很多時候，敵人被認為擁有一些特別有效的權力來源：他控制了新聞界；他持有無限的資金；他有一種新的秘密手段能夠影響心靈（洗腦）；他有一種特殊的誘惑手段（天主教的懺悔）。

　　我們很難拒絕這一結論：這個敵人從很多角度都是自我的投射；自己身上理想的地方和不可接受的地方都可以推到他身上。這個敵人或許是一個世界性的知識分子，但是偏執者無論在學識上，還是在迂腐程度上都遠超越他。為打擊秘密組織而設立的秘密組織，常常會對其打擊對象推崇有加。三K黨在祭司服飾的穿戴上模仿天主教，發展出一套事無巨細的儀式和同樣精密的等級制度。約翰·伯奇社團模仿共產主義的單位制，通過「先鋒」群體開展類似的秘密行動，並且對意識形態戰爭發起了義正言辭的控訴，這一切和共產主義敵人採取的手段非常相似。[2] 眾多反對共產主義的原教旨「十字軍「公開表示，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所鼓動的奉獻精神和紀律欽佩不已。

　　另一方面，敵人往往被認為在性方面更加自由，他缺乏道德的限制，擁有特別有效的技術手段來滿足他的慾望——這些都為偏執風格的支持者提供了一個契機，用來投射和表達自己的心理關注點中未獲承認的方面。天主教徒和摩門教徒——後來是黑人和猶太人——在他們的偏見中經常和非法性行為相關聯。忠實信徒的幻想里時常流露出強烈的施虐和受虐的性發泄，例如，共濟會懲罰的殘忍會給反共濟會者帶來欣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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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和迂腐

　　敵人方面的叛徒形象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反共濟會運動有時看上去就像是前共濟會員的作品；無疑，他們的啟示最具意味深長的作用，他們說出的每一個字被會被篤信。反天主教運動利用逃跑的修女和叛教的牧師為代言；我們時代的先鋒反共運動中，前共產黨人的地位是眾所周知的。在某種程度上，叛徒被給予的獨特權威來自人們對於秘密的痴迷，這正是此類運動的特徵：叛徒是身處奧秘之中的男男女女，他或她帶來的是對懷疑的最終證實，否則多疑的世界將永不止息。但我認為，在叛變的人身上有一種更加深刻的末世論意義：善惡之間的精神較量是偏執者世界的原型和模板，叛徒作為一個鮮活的見證，證明並非所有的轉化都是朝向錯誤的一面。他帶來了救贖和勝利的承諾。

　　偏執風格的最後一個特徵和它的迂腐特質有關。偏執型文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在於，在它幻想性的結論和它對事實細緻入微的關注之間，總是一成不變地表現出反差。它用盡全力尋找證據，證明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才是唯一可信的事。當然，有品味高雅、品味低下和品味一般的偏執者，就像任何政治傾向中都會出現這幾類人。不過值得尊敬的偏執型文學不但從特定的道德責任感出發（這些責任感確實是正當的），而且還仔細地、近乎是痴迷地收集「證據」。這種「證據」與其他人通常採用的證據的區別在於，與其說它是一種引發一般政治紛爭的手段，倒不如說是一種防止世俗政治世界的褻瀆行為入侵的手段。偏執者似乎並不在乎在現實中說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但是他可以收集證據，以此保護他所珍視的信念。   

　　偏執的作品發端於一些廣義上有正當理由的判斷。反共濟會確實有一定道理。畢竟，這個秘密社團是由有影響力的人根據特殊的義務結合而成的，可以想見，這些人會他們身處的社會秩序構成某種威脅。基督教的個性和自由原則同樣有一定道理，希望在北美髮展出同質化文明的本土主義者也一樣。另一方面，在我們的時代，現實中對於安全問題的鬆懈確實允許一些共產黨人在政府圈子中尋找到職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的無數決定也可能都是錯誤的。

　　更高明的偏執者在學識上格外注重前後的連貫性——事實上，偏執的思想比現實世界更具連貫性。它在技術層面也嚴格遵循學術規範。麥卡錫96頁的小冊子《麥卡錫主義》中包含不少於313個腳註參考；韋爾奇先生痛斥艾森豪威爾的《政客》一書中包含100頁的參考書目和註釋。我們時代的整個右翼運動是一群專家、學習小組、專著、腳註和參考書目所進行的集體展示。有時，右翼分子努力追求學術的深度和包容的世界觀，並且取得了驚人的結果：例如，韋爾奇指控阿諾德·湯因比的歷史作品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費邊主義者、「在英格蘭發號施令的工黨」以及英裔美國人組建的」自由主義機構「各種成員秘密策劃的結果，其目的是掩蓋奧斯瓦爾德·施賓格勒更加真實和啟發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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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受害者

　　偏執風格不僅限於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時代；它是一個國際現象。諾曼·科恩在研究了歐洲十一世紀到十六世紀的千禧年教派之後，發現了一種持續存在的心理情結，它與我一直在考慮的東西大體相符——這種風格由特定的關注點和幻想所構成：「一個人妄自尊大地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全然善良，遭到惡意迫害，但仍能確保最終的勝利；他認為對手擁有巨大的惡魔般的力量；他拒絕接受人類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和缺陷，比如人生的短暫、紛爭、衝突，以及智力和道德層面的易錯性；他痴迷於不會出錯的預言……並對此產生全局性地誤解，做出總是令人反感、常常荒誕不經的解釋。

　　沿著歷史的長河匆匆一瞥，我不禁有理由猜測——不過是猜測而已——以這種方式看待世界的心態可能是一種持續的精神現象，它幾乎總是影響著那麼一小群人。但是某些宗教傳統、某些社會結構和國家傳承，某些歷史災難或挫折或許更有助於釋放這種精神能量，並且推波助瀾，使他們更容易地發起群眾運動或建立政黨。在美國的歷史經驗中，種族和宗教衝突顯然是這種好戰和多疑心理的主要關注點，但階級鬥爭同樣也能動員這種能量。對立利益之間的對抗或許最有利於偏執傾向的傳播，這些利益是（或被認為是）完全不可調和的，因此它們從根本上不大容易受到討價還價或妥協等正常政治進程的影響。當某種特定社會利益的代表（可能是由於其要求的非真實性和不可實現的性質）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時，情況就變得更加糟糕。在無法做出政治談判或做出決定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回過頭尋找他們最初的觀念，即權力世界被證實是險惡和敵意的。他們通過這一扭曲的鏡頭，只能看到權力的後果，卻沒有機會去觀察它的實際運轉機制。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曾經說過，歷史最有價值的地方之一，在於是它教會我們如何讓事情不去發生。正是這種意識抑制了偏執的發展。當然，他自己得具備一種特殊抵抗力來培養這種意識，但現實情況經常會讓他接觸不到啟發他的事件——無論如何，他抵抗啟蒙。

　　我們都是歷史的受害者，但偏執者是一個雙重受害者，因為他的痛苦不僅和我們其他人一樣來自於現實世界，還來自於他的幻想。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的迪威特·柯林頓教授。他的新書《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被授予普利策非小說類獎項。這篇文章改編自1963年11月在牛津大學做的赫伯特·斯潘塞講座。

　　註釋

　　[1]如果共濟會員未能履行自己的義務，他們將會受到怎樣的責罰？許多反共濟會人士對此十分著迷。我自己最喜歡的，是一個共濟會分會會員的誓言，他請求「削掉我的頭骨，讓我的大腦暴露在灼熱的太陽光下」。

　　[2]在斯蒂芬·賽德格最近的作品《如何贏得選舉》中，他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給我在村子里找幾個人，我就能帶走整個村子。」賽德格評論道：「在1952年和1958年的戈德華特運動中，以及在我擔任顧問的所有其他運動中，我都遵循了毛澤東的建議。」戈德華特議員在《為什麼不成功》中寫道：「我建議，我們都要去分析和模仿敵人的策略；他們的起作用了，但我們的沒有。

美國的政治是充滿了骯髒和陰暗的交易的。

我們都是歷史的受害者，但偏執者是一個雙重受害者，因為他的痛苦不僅和我們其他人一樣來自於現實世界，還來自於他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