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在蘇聯的紅色生活

　　張亞慶 高曉娟 文史精華官微

　　眾所周知，黃埔軍校為中國革命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軍事人才。其實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蘇聯還有一所堪稱黃埔軍校姊妹學校的「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習慣上稱為「中山大學」。1924年，共產國際代表拉狄克（後任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訪問中國，在與孫中山交談中提出要在莫斯科為中國創建一所培養政治工作人才的革命學校。孫中山表示同意，並與拉狄克達成建校協議。由於處於國共合作時期，中國共產黨也積極參與了建校活動。

　　

　　蔣經國夫婦

　　中山大學於1925年11月在蘇聯莫斯科正式開學，專門招收國共兩黨推薦的中國學生，培養國共兩黨的政治幹部。當時正是國內革命運動高漲時期，年僅15歲的蔣經國受國內環境影響，積極要求赴蘇留學。標榜革命左派的蔣介石打心眼裡反對蔣經國去蘇聯，但又擔心他的阻止行為會引起人們非議，所以勉強同意。蔣經國如願以償踏上了赴蘇之路，而他這一去就是12載。

　　初到紅色之都

　　1925年11月23日，蔣經國及同批留蘇學生經過20多天的行程，抵達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中山大學。儘管在赴蘇途中閱讀過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蔣經國對紅色蘇聯和共產主義的了解程度還是十分有限。有天早上一支紅軍經過中山大學校門口，剛上完早操的蔣經國第一次目睹了蘇聯紅軍的風采，向旁邊的朋友提出一個幼稚的問題：「為什麼紅軍的穿戴不是紅色的？」朋友告訴他：「蘇聯軍隊稱為紅軍，是從主義方面來說的，共產主義的旗幟是紅色的，蘇聯軍隊為共產主義而奮鬥，所以稱為紅軍。」蔣經國為自己的無知深感慚愧。不過隨著在中山大學學習的深入及對蘇聯各方面的了解，他的革命覺悟和思想認識在不斷地提高。

　　中山大學的教學目標是用馬克思主義培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幹部，培養中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幹部。蔣經國在中山大學學習的課程，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東方革命運動史、科學社會主義、唯物論辯證法、資本論等，通過學習這些課程，可以更系統、更深刻地認識和理解共產主義理論。蔣經國學習很用心，進步也很快。他在1925年12月3日的社會科學課上，作了題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的報告，用通俗的語言闡述了階級的產生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這個報告中能使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問題。而這時他入學才10天時間。蔣經國還擔任中山大學壁報《紅牆》的編輯員，曾寫過一篇評論《革命必先革心》。在文章中，他號召大家加入革命戰線，鞏固無產階級組織，使中國擺脫列強控制，爭取獨立並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革命首先要革心，因為一個革心的革命者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

　　蔣經國能有這些進步，一方面是因為他用學到的革命理論武裝了自己，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受到周圍蘇聯人民的影響。

　　中山大學為中國留學生提供了豐富的三餐，有麵包、奶油、牛肉、雞蛋，細心的蔣經國發現蘇聯的大學生卻吃得很差。教室里有一個搬運火爐柴炭的雜工，有一天蔣經國發現他在看數學書，就產生了好奇心，經交談才知道這個雜工竟然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他還進一步了解到蘇聯的大學生都很苦，很多人需要每天做數小時苦工才能維持生活，眼前這位大學生的早飯只能吃一個黑麵包和兩個土豆。蔣經國深感慚愧，同時又被蘇聯人民的國際主義精神所感動。當時蘇聯剛經過國內戰爭，生產遭受了巨大的破壞，物質生活非常困難，但是為了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給予了中山大學留學生非常優厚的生活條件。

　　有一次飯後，蔣經國和幾個朋友上街買東西，遇到一個算賬很不熟練的商店職員。在攀談中蔣經國道了這個人原來是一個鐵匠，從來沒做過生意，儘管每月比做鐵匠少領近一半的工資，但他還是服從國家的安排來做商店職員了。他還說：「只要會吃苦有恆心，今天算得慢，明天就會快起來的；今天國家雖弱，明天就會強起來。最要緊的是不要把國家的總算盤算錯了。」像這種情況，蔣經國來到蘇聯后經常遇到，他常常被蘇聯人民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的愛國精神所感動，思想覺悟也在一步步提高。

　　1925年12月，蔣經國剛到中山大學不久，就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

　　與蔣介石決裂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出師北伐。僅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北伐軍就從珠江流域打到了長江流域，打垮了吳佩孚和孫傳芳兩大軍閥。北伐軍的勝利進軍，使擔任總司令的蔣介石聲名鵲起。蔣介石在多種場合宣揚擁護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他成為莫斯科的紅人，當然更是中山大學的紅人。1927年3月21日，工人武裝起義成功佔領上海，隨即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開進上海。這一消息傳到莫斯科，整個莫斯科一片歡騰，中山大學的學生更是高興，他們在校內舉行歡慶活動，隨後又到學校附近的共產國際總部遊行集會。參與其中的蔣經國是何等的暢快！這時他以父親蔣介石為榮。

　　蔣介石擔心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會危及他的統治地位，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消息傳來，莫斯科震驚，中山大學震驚，緊接著震驚變為憤怒。憤怒的學生在學校舉行了一次集會，他們致電武漢國民政府，曆數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要求嚴厲懲處叛徒蔣介石。隨後學校召開批鬥蔣介石的大會。「打倒蔣介石！」「打倒反革命蔣介石！」「打倒叛徒蔣介石！」……口號震天響。蔣經國在會場中深深地低著頭，突然，他站起身沖向講台，舉手高呼：「打倒蔣介石！」接著開始義正辭嚴地曆數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台下的同學們用讚許的眼光看著蔣經國，並不時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幾天後，蔣經國在蘇聯報紙上發表了一個表示與蔣介石劃清界限的聲明。這個聲明當時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報紙轉載。聲明如下：

　　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開始背叛革命，迫切期盼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

　　蔣經國「大義滅親」的行為受到中山大學和蘇聯人民的讚賞，不管他走到哪裡，都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那段時間蔣經國出盡了風頭，這或許可以緩解他大罵父親之後的精神負擔吧。不管怎麼說，17歲的小蔣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

　　蘇聯革命軍校的高才生

　　「大義滅親」之舉使蔣經國名氣大增。1927年6月4日，中山大學推舉他為代表，參加莫斯科軍區舉行的野營閱兵典禮。操場上排列著一隊隊威武雄壯的紅軍，有步兵、工兵、炮兵、騎兵……這給參觀的人們帶來視覺上的震撼。之後，人們還參觀了紅軍野營內部，包括紅軍戰士平日飲食起居、娛樂休閑及軍事訓練的場所。通過參觀，蔣經國了解到紅軍有一套嚴格的政治管理和軍事訓練制度，他對紅軍的制度產生濃厚的興趣。中午休息聊天時，野營營長對紅軍的詳細介紹使蔣經國對紅軍有了更深了解：紅軍又稱為工農紅軍，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紅軍行使黨代表制度，蘇聯共產黨是紅軍唯一的領導者，黨員大會可以討論和決定軍隊中的各項政策和計劃。這位營長還回答了參觀者提出的有關紅軍的各種問題：紅軍士兵的選舉權、紅軍士兵的待遇、軍隊中共產黨員的比重、紅軍軍官的培養、紅軍士兵的教育程度……有心的蔣經國做了詳細的筆記。

　　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武裝反抗，為了能儲備大量領導武裝鬥爭的軍事人才，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出，要求中山大學即將畢業的黨團員及一部分進步學生繼續留在蘇聯學習軍事。蔣經國作為共青團員和「大義滅親」的進步學生，被推舉到紅軍野營基地，接受了兩個多月系統而嚴格的軍事訓練。用基地一名曾擔任過黃埔軍校教官的蘇聯教官的話說，這次軍訓等於上了一次黃埔軍校。軍訓結束后，一部分成績好的人被選派到蘇聯各軍事院校繼續深造。

　　1927年秋，蔣經國被選派到位於列寧格勒的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學習，同去的還有後來成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的左權、傅鍾、李卓然等人。這所軍校以十月革命的最早參加者、後來的紅軍政委託爾馬喬夫命名，是蘇聯一所正規的革命化軍事院校，其教學目的是為紅軍培養中高級軍事人才。蔣經國在這裡接受了系統而嚴格的軍事學習，在兩方面收穫頗豐。

　　第一方面：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托爾馬喬夫軍校不但向學生傳授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而且特彆強調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重要作用。蔣經國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對軍隊政治工作的認識：

　　「紅軍官長不但要設法利用所有的物質力量來戰勝敵人，同時應當利用政治與精神各方面的條件來制敵。紅軍中政治工作有黨的工作與軍事政治工作兩種。黨的工作對象是黨員群眾，軍事政治工作對象為非黨員群眾。黨政二機關的政治工作，必須互相發生關係，所執行的政治路線是相同的。政治機關的主要任務，是要非黨員群眾絕對信仰共產黨。黨部的工作是要黨員群眾在一切行動上都能以身作則。……政治部對於自己軍隊的工作，應當實行戰鬥尚未開始之前。應當隨時隨地注意一切新的不好現象之發現，用極快的方法使其消滅。所以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必須與群眾發生關係，和他們同甘共苦。在戰鬥未開始之前，政治部必須設法偵探敵人的政治情緒，並向敵軍作煽動工作。……戰鬥進行的時候，政治部應當很快的估計到戰場上一切新的變動。在這個時期中的主要工作是使官長與黨政二部工作人員，以身作則，勇往直前。」

　　蔣經國後來把這套工作方法用到了其他工作領域。

　　第二方面：戰術，特別是游擊戰。蔣經國刻苦鑽研軍事戰術，對游擊戰尤其著迷。他在研究游擊戰的過程中，曾做過這樣的摘記：

　　「一、游擊隊人數之多少，以任務之輕重，敵人力量之多少，及地勢之不同而決定。……二、在出發之前，游擊隊長必須有詳細的命令，及明了的任務。……三、使動作敏捷，不可隨帶任何輜重。四、游擊隊如有衝過敵陣而入敵人後方之任務，那麼在決定開始動作以前之數小時內，就應將全力集中於預定之地點……五、行動敏捷是游擊隊得勝的根本條件。儘力與敵人避免作戰。妨礙敵人進擊。六、隱蔽是游擊隊作戰的主要條件。保守秘密，散布謠言；擇奇道而行；分派小隊到處向敵人示威；夜間行軍。七、游擊主力絕對不應分散。八、游擊隊佔領一定地點之後，就應將力量分成二部分。第一部分分作數小隊向各處繼續進攻、搜索、破壞。第二部分留作後備軍。九、無論在任何條件之下，在進攻時必須同時作二處衝鋒，一為實在的，一為虛作的。十、如破壞的目的已達到，游擊隊即應遠離這個地點。」

　　1930年5月，蔣經國以班級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他的畢業論文就是一篇研究游擊戰術的論文。

　　軍校求學期間，蔣經國不但學習刻苦，而且思想覺悟也因受周圍影響大大提高。教戰術的教師曾經是沙皇時期的大軍官，一戰時擔任軍長，十月革命后敵視革命，組織武裝力量反對紅軍。紅軍消滅了他的軍隊，將其俘虜但並沒有處死，而是讓他做紅軍的高級顧問。後來他表示完全投降，紅軍就讓他做了軍長。在一次作戰中，當他了解到對方白軍的師長是自己的弟弟時，他動搖了，連夜逃到白軍中去。一星期後，他弟弟的白軍被紅軍消滅，他再次被俘。這一次紅軍又沒有殺他，只是監禁了兩年半，放出來后，還讓他做軍事教員。聽了這些，蔣經國被紅軍的人道主義精神深深感動。這一時期蔣經國還了解到許多紅軍從反動軍隊手中解救勞苦大眾的感人事迹，這些都使他的思想覺悟進一步提高。

　　1930年2月，鑒於蔣經國在學習上和思想上的巨大進步，托爾馬喬夫軍校黨支部決定吸收他為蘇聯共產黨預備黨員。

　　「插隊」

　　20世紀20年代末，蘇聯為了在農村地區建立社會主義和支持國內工業發展，大規模推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村廣泛建立集體農莊，並派大量蘇共黨員到農村去貫徹黨的政策。蔣經國也被派到了農村。

　　1931年初冬，蔣經國帶著簡單的隨身行李，來到莫斯科郊區最落後的村莊石可夫村。這是蔣經國第一次獨自開展工作，工作之初他面臨著許多困難。首個困難是睡覺問題：抱有民族歧視觀念的石可夫村民沒有一家願意借床鋪給蔣經國這個外國人用。在寒冷的冬夜，他只能在教堂的車房打地鋪入睡。後來村中一位慈祥的老農婦把他請到自己家中，住宿問題才解決。來到石可夫村的第二天一早，蔣經國就到農場去，卻發現農民們對他抱有極大的敵意。農民說他只會吃麵包不會耕田，並給他一匹馬和一些農具，要求他耕田。從小到大沒幹過農活兒的蔣經國遇到不小的挑戰，他從早一直耕到晚，連午飯都未吃，累得筋疲力盡。一連5天，蔣經國都在早出晚歸地耕田，農民們的敵意開始化為讚賞。

　　農民開始邀請蔣經國參加他們的會議。這時蔣經國才了解到，在他之前中央曾先後派過幾個代表來石可夫村開展建立集體農莊的工作，但這些代表都沒有得到村民的信任，所以石可夫村到現在還沒有集體農莊組織，他的工作任重道遠。幾天後，農民選派他為代表，與政府接洽有關土地、借款、購置農具和捐稅等許多事情。蔣經國在洽談中處處維護農民利益，逐步得到農民們的信任。不久，他被農民們選舉為石可夫村蘇維埃副主席，由於正主席長期生病，他實際上擔任了主席的職務。此時蔣經國開始展開建立集體農莊的工作。起初，幾乎沒有農民願意加入集體農莊，他不怕農民的反對，不辭辛苦地做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經過3個月的不懈努力，石可夫村第一個集體農莊終於建立起來了。就這樣，憑藉踏實苦幹的作風和堅忍不拔的毅力，蔣經國克服了工作中的重重困難，也得到了石可夫村民的擁戴。蘇共對這一時期蔣經國的評價為：「堪為領導之才，甚至足資在地區黨部供職。」

　　1932年10月19日，蔣經國接到莫斯科發來召他回去的電報。農民們知道這個消息后，非常不願讓他離開，但是又沒有辦法，蔣經國必須得服從組織的安排。第二天，大家送給蔣經國許多蘋果、雞、鴨作為禮物，這在當時物資極度匱乏的蘇聯農村可是厚禮。隨後人們用俄國農村最客氣的禮節——預備了一輛三匹馬拉的馬車，把蔣經國送到了離石可夫村30公里遠的車站。就這樣，「插隊」生活結束了。

　　從見習工人到副廠長

　　去石可夫村工作之前，蔣經國就已經親身體驗過工人階級的生活了。托爾馬喬夫軍校畢業幾個月後，他被分配到莫斯科城郊的狄拿馬電廠，成為該廠第18車間第6組的一名見習工人。作為學徒工，每月只能領到四五十盧布，蔣經國腳上的皮鞋已經破得不能再穿了，可他還沒有攢夠錢買第二雙。蘇聯為了集中力量搞工業，壓縮民眾的糧食供應，蔣經國經常領不到麵包，忍飢挨餓成為家常便飯。在物質條件如此艱苦的情況下，他工作起來卻十分積極上進，不僅白天踏踏實實地幹活兒，還利用晚上的業餘時間到工程夜校去學習工業技術，每每從夜校回到宿舍已是深夜12點鐘了。他在1931年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以勞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鍛煉。沒有經過勞工生活的，是很難了解社會的構造，勞動的價值和人民的痛苦。」

　　由於工作努力，蔣經國不久即轉為正式鉗工。後來，工廠的生產管理部門還向上級提議，提升他為生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可惜上級沒有批複。沒有當上副主任的蔣經國被派到了石可夫村去工作。

　　在石可夫村工作一年後，蔣經國被召回莫斯科，這次他將要面對到蘇聯以來的最大考驗：流放西伯利亞。此時蔣介石正在國內大舉「圍剿」紅軍，中山大學昔日的校友王明想據此整蔣經國。雖然蔣經國早就聲明與蔣介石斷絕關係，但無奈王明在共產國際有很大影響力，他還是被流放了。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繁重的體力勞動、惡劣的食宿條件、教管人員的粗暴對待，這是蔣經國在阿爾泰金礦廠勞改生活的真實寫照。幸運的是這種生活只持續了半年多時間。

　　1933年春，蔣經國被分配到烏拉爾機器製造廠工作。他沿襲了在狄拿馬電廠時的做法，依然利用晚上的業餘時間到夜校學習技術，由於刻苦鑽研技術，他擔任了工廠的技術師。技術師每天的工作，一方面要指導工人工作，提高他們的生產技術；另一方面還有負責工作的分配，協調工人間的分工。蔣經國發現工廠的組織很不完備，他差不多每天都要花四五個小時來協調工作，解決組織問題。有一次他指揮工人拼造鍊鋼廠中的一部分機件，這些機件每個都需要由數百個零件拼造成。由於生產這些零件的工人不能按時生產出零件，蔣經國他們的工作只能一拖再拖。鑒於此，蔣經國寫了一篇《改良工廠生產組織建議書》，並用作工廠大會上的發言內容。他的建議得到大家的讚賞，也推動了工廠生產組織的完善。

　　蔣經國工作能吃苦，同時又講究方式方法，總能提高工作效率，逐步贏得了工人們的信任，也得到了工廠領導的認可，他升任車間副主管，後來又被委任為副廠長。

　　蔣副廠長工作雷厲風行，他總是能及時發現工廠中的一些苗頭，並馬上採取措施。他發現工人沒有保護機器的意識，就提出：「每個工人應當學會士兵愛護槍的習慣，來愛護機器。」並且親手制定了機器拭凈法，從而使工人保護機器的工作有了很大進步。他發現上工汽笛已鳴過，還有許多工人沒有動手工作，於是果斷下令：「各工人、各工程師、各工頭必須嚴格遵守時間，按時上工下工。」第二天，上工汽笛一鳴過，他就到車間去檢查，結果發現還有人未開工，當即對4名工人和兩名工程師記過一次，並公佈於廠報。接連幾天的檢查，工廠的勞動紀律得到質的改善。

　　在工作中蔣經國十分務實，平時經常巡視車間，幫助工人們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甚至連生產器具收發這種小問題也十分關注。他發現第一大車間只有一個生產器具收發處，有許多工人不能按時領到器具，從而影響工作，於是決定在車間兩邊加設一個器具收發處，並且命令工人們在每天收工時把次日要用的器具的名稱、數量告知收發處，而收發處應在次日開工前將器具分發給工人。

　　蔣經國擔任副廠長期間，還努力革新工廠的工資制度。他在召集工資部工作人員開會時曾提出：「工資制度是提高生產的主要條件。本工廠工資制度的缺點，在過於平均，有技術的與無技術工人的工資相差不遠，因此不能引起有技術的工人們的工作興趣。同時不能引起無技術的工人們努力學習，提高他們的智識。現在我們特別注意生產品的質量，工資制度應當成為提高生產品質量的主要力量。能作優等產品的工人之工資加之，作劣等產品的工人之工資減之，那麼全部產品的質量，必因此而改良。按勞動力的數量與價值，決定工資的多少，這是你們以後工作的原則。」看來他是把革新工資制度作為一項提高工作效益的措施來抓的。蔣經國同時擔任廠報的主編，他充分利用這一輿論陣地，讓工人們就「消滅平均工資制」問題展開討論。他還在工廠中實地考察，收集信息，並且在廠報上發表評論《趕快改良工資制度》。

　　鑒於蔣經國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現，蘇共黨組織決定於1936年12月7日把他由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這一年他26歲。

　　擔任領導職務的蔣經國不僅一心撲在工廠的工作上，還時時關注著整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展。從1934年6月10日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正在研讀關於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書。蔣經國這一時期還有一個意外的大收穫，他贏得了美麗的蘇聯姑娘芳娜小姐（蔣方良）的芳心，他們喜結連理，並在蘇聯育有一子（蔣孝文）和一女（蔣孝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震驚中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的關係也開始好轉。蘇聯方面為了推動蔣介石抗日，決定送蔣經國回國，以此來進一步推動中蘇關係的發展。

　　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攜家人離開紅色之都，踏上回國之路。這天早上離開前，他特意從房間的窗戶向外望了望克里姆林宮和原中山大學的建築。蔣經國回到中國后，將回到他父親身邊，迎接他的將會是另一種生活，他會不會發生改變？畢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別了，莫斯科！別了，紅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