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黃朴民：困惑的歷史

　　

　　困惑的歷史

　　文/黃朴民

　　面對歷史，真正感到困惑的，也許恰恰是我們這些以歷史教學或研究為職業，承擔著所謂梳理歷史、詮釋歷史的人。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完全可以用超然的態度來認知歷史，愛好武俠小說的，不妨把郭靖守襄陽之類的情節當作真歷史；喜歡傳統文學的，也不妨將《三國演義》、《說唐》之類的文本理解為真歷史；普通的中小學生，更無礙將教科書所敘述的內容（包括結論）看成是真歷史（當然隨著人們視野的開拓，要做到這一點是越來越面臨挑戰了）。所以，只有我們這些整天與古代文獻打交道，一輩子在歷史長河中溯源的人，才會滋生出無窮的歷史困惑，感到深重的無助甚至無奈。

　　這種困惑，概括起來說，無非是三個方面：第一，歷史的「真」與「偽」，即歷史究竟有沒有真實性可言？歷史敘事的真實性又有幾分？主觀因素在描述所謂客觀歷史過程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可以界定為歷史的事實判斷。第二，歷史的「對」與「錯」，也即用什麼標準衡量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功過得失，是道德的定位，還是歷史的分析？是人性化的溫情理解，還是理性化的冷峻揭示？這一點，我們可以界定為歷史的價值判斷。第三，歷史的「有」與「無」，即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溝通關係究竟怎樣？歷史經驗與教訓與現實社會生活之間如何互動，如何共生？怎麼樣才算是對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科學總結？一句話，歷史在今天到底有沒有「用」。對此，我們不妨界定為歷史的功能判斷。就歷史教學與研究者而言，歷史的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功能判斷，乃是不可逾越的三大難題，也是造成我們在從事自己事業時最深層次的精神困惑。

　　先說歷史的事實判斷。歷史研究的核心意義之一是求「真」，這一點大家都沒有什麼疑義。然而，由於歷史時空隔膜的存在，歷史本相的重現能否做到真實可信，誰也沒有信心對此作出擔保，這決定了所謂求「真」往往耽於一廂情願式的幻想。儘管以德國蘭克為代表的考據學派一再強調歷史學應以事實為依據，主張歷史研究應「客觀如實」，「據實記事」，所謂「不是我在說話，而是歷史在借我的口說話」，認定歷史研究的唯一目標乃是「積累準確的知識」。可是，事實上歷史本身的複雜多樣性，歷史記錄者主觀認知能力與價值旨趣的差異性，加上擁有話語主導權的統治者出於種種原因有意無意對歷史史實的掩飾或歪曲，今天的歷史學者在接受相關歷史信息時，本來已是殘缺不全或真偽混雜的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客觀如實」、「據實記事」云云，不過是可望而永遠不可相及的理想憧憬。

　　唐代開國以及「玄武門之變」的史實，就是這種殘缺性、可疑性的一個具典型意義的註腳。由於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成為最後的勝利者，而歷史又是由勝利者來書寫，於是唐初開國歷史中，李淵的地位與作用被明顯降低，至於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則更是被醜化，被歪曲。而「玄武門之變」的來龍去脈，也同樣不可避免地要按照李世民等人的意志，重新被梳理和整合，其結果必然是為李世民的逼父殺兄屠弟尋找到合理的依據。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以歷史的正面記載得以流傳下來，至於事實的真相後人或許永遠無法探知究竟了。我們可以對此提出自己的懷疑，但是卻因尋找不到有力的史實記載而對此進行顛覆。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的考據，在疑竇叢生的歷史資料面前，始終是蒼白無力，徒呼奈何的。「不溢美，不隱惡」作為理想的原則以及努力，值得敬重和效仿，可是作為操作的實踐則不免捉襟見肘，遙不可及。

　　基於這樣的實際，所以柯林武德為代表的思想學派強調「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克羅齊更主張「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完全可以按照這一邏輯，把歷史看成是「人心中的歷史」。也就是說，歷史本相的殘缺性與真偽混存性，本身乃是歷代歷史記載者與歷史研究者主觀意識作用於客觀史實的結果，任何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史前陳跡，都被賦予了記載者與研究者的主觀色彩。所謂歷史的真實僅僅是指主觀的真實，而絕不可能是客觀的真實。換言之，主觀的真實方才是司馬遷所說的「成一家之言」，而未經主觀有機整合，更多帶有客觀成份的歷史真實卻往往流於「斷爛朝報」之弊。

　　當然，對歷史客觀真實性的困惑疑慮，不應該使我們喪失對歷史的信心。歷史固然是殘缺的，但這並不影響它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的完整；歷史固然是不可客觀復原的，但這也並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合理的邏輯真實與近似真實。所謂近似真實，指的是在總體值得懷疑的史實面前，畢竟有一些細節的描述基本合乎歷史本相，道出了客觀的事實真相，這也是所謂司馬遷「良史」與魏收「穢史」之間的畛域。所謂邏輯真實，指的是有關史實的記載，雖然存在著臆度，誇飾的成份，但是按照常理人情推度，似乎符合邏輯，基本能夠成立。前者如《史記》關於李廣事迹的記載與評價，新舊《唐書》關於李世民在唐朝開國中作用與地位的記載與評價，當然富於虛飾，增潤的成份，不宜完全信從，但是司馬遷對李廣品格與情操的肯定，歐陽修、劉煦等人對李世民在開國過程中卓著功勛的認可，基本上還是合乎實際，值得信從的。《左傳》中關於鉏麑放棄刺殺趙盾計劃觸槐而死的記載，則是後者的典型。雖然鉏麑自殺前的複雜心理活動，不可能有旁人作證，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現場記錄，然而有機會下手刺殺而自動放棄，並頭撞大槐樹而身亡的事實現場，卻完全能夠幫助史官有足夠的想象來摸擬猜度殺手死前的心理活動並記入史冊了；「歸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左傳·宣公二年》）這種事實或許是杜撰，但邏輯推理上卻無礙成立並可得到合理解釋的歷史，我們稱之為邏輯真實。它完全合乎「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界定。

　　正因為歷史研究中存在著近似真實和邏輯真實，所以，我們多少可以緩解稀釋面臨歷史的「真偽」問題時的深重困惑。一方面不至於迷信歷史具有純粹的客觀真實性，另一方面又不至於因懷疑歷史的真實性而視歷史為虛無，而會作出自己比較正確的抉擇，以「戴著鐐銬跳舞」的方式，盡最大的努力去接近近似的真實或邏輯的真實。

　　其次我們來談歷史的價值判斷。陸遊有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陸遊《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將它們來觀照我們的歷史研究，可以發現這正是我們評說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時所常常遭遇的價值判斷分歧的形象寫照。所謂「身後是非」恰好是對特定歷史人物或事件的功過價值判斷的形容，而「爭說」則表明這種價值判斷往往會出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仁智互見的情況。

　　因研究者自身的閱歷、觀察問題的角度、社會環境的影響等種種因素的制約，對某一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評價往往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這是歷史研究中大量存在的現象，也是導致人們思想困惑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不禁要追問，評價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有無相對穩定的基本要素和價值尺度，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尋找到一定的共識。

　　根據我的觀察，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評價上價值判斷的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關鍵的因素，也許是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之間的糾葛與對立。具體的說，對於某一具體的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功過得失，用道德衡量或用歷史衡量，往往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結論。在道德上佔有優勢，在人格上具有魅力，並不一定在歷史上經得起檢驗，反之亦然。歷史上有大貢獻的人物，其所作所為也常常得不到傳統道德的認可，不能成為人們真心景仰和欽慕的人格楷模。而歷史研究者側重於一個方面對其展開評價時，尖銳的意見分歧便立即凸顯出來了。

　　這也是歷史上諸多傑出人物「身後是非」、千秋功過任人評說，言人人殊的原因所在了。以封建帝王為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通常是心儀於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的為人與做事風格，而對秦始皇，曹操，朱元璋嗜殺、殘暴、嚴酷無情的行徑無法苟同。儘管歷史上曾有人別出心裁，努力為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等人鳴冤叫屈，孜孜翻案，但結果卻往往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心勞力拙，徒勞無功，秦始皇等人也總是成為被普遍詬議的對象，而無法真正「翻過身來」，這就是道德戒律在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評價中的潛在規範與制約。

　　然而，評價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畢竟不是單純只有一把道德的「尺子」。作為歷史研究者，與一般大眾所不同的，是更多以歷史的「尺子」對人物或事件作價值判斷。所以儘管秦始皇、曹操、武則天、朱元璋等人在道德品行上存在著備受爭議的地方，無法令人喜愛。可是平心而論，他們對歷史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甚至遠遠超邁佔有道德或人性優勢的劉秀、趙匡胤等人。所以用歷史的標尺衡量，他們又不能不受到充分的肯定與崇高的禮讚。

　　不過這樣一來，學者的觀點與大眾的認知之間便存在了巨大的差距，如何縮小甚至消彌這種差距，便成了歷史研究怎樣面對社會，進入大眾，而不被邊緣化的重大癥結。但遺憾的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並沒有收到積極的效果，在「泛道德」氛圍影響下的社會，作出既合乎道德要素，又滿足歷史條件的價值判斷難之又難，「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始終是歷史價值判斷中普遍的現象，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在從事歷史研究中，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困惑。

　　其實，歷史的價值判斷也並非是一個無法松解的死結。這方面，早在孔子那裡就已經作出很好的範例。翻開《論語》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有關管仲的評價就體現了道德與歷史的矛盾統一。孔子一方面對管仲不無微辭，甚至多有貶斥，批評「管仲之器小哉」（《論語·八佾》），指摘管仲貪貨斂財，道德有闕；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歷史功勛，盛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很明顯，孔子之批評管仲，乃是就道德層面發論；而孔子之肯定管仲，則是就歷史層面定位。兩者并行不悖，互為參比，從而使歷史的價值判斷在道德與歷史的矛盾對立中實現了和諧的統一。這也啟發我們，在進行歷史的價值判斷時，應區分道德與歷史的不同標準，「將上帝的還給上帝，將凱撒的還給凱撒」，從而走出價值判斷上的困惑。

　　最後，我們說一說歷史的功能判斷。歷史究竟有沒有用，歷史研究的意義究竟在哪裡？這似乎是老生常談的一個問題，但卻是實實在在，長期令人困惑但卻無法迴避的問題。

　　關於歷史研究的意義或目的，司馬遷三句話早已作過揭示，即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少卿書》）應該說，這是歷史研究主體性的集中概括，也是中國傳統史學本質屬性「知人論世，經世致治」的精彩反映。

　　然而，傳統的「資治」史學也不可避免帶來嚴重的後遺症，即政治意識過分濃烈，動輒讓歷史承擔過重的政治教化負荷，歷史研究往往帶著強烈的政治功利目的，成為政治的婢女（或附庸）。這種歷史研究中的「不能忍受之重」，自然要引起許多歷史研究者的厭倦甚至反感。於是乎，時至今日，不少人主張將歷史研究的意義進行解構，提倡從政治史為主體的宏大敘事模式中擺脫出來，用自然主義的態度與方式對待歷史，甚至進而否定歷史研究的主體性。這樣便有了所謂的歷史「有用」抑或「無用」的困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事的反面便是扯淡，真理越過一步也就成了謬誤。對歷史研究主體意義的解構，同樣難以跳出這個怪圈。當今時髦風行的雞零狗碎式「研究」，表面上是對宏大敘事的反動，但實際上乃是放棄歷史研究的根本職責。考證「女人小腳」的歷史，發微「春宮圖」的隱晦要旨，雖說也是歷史研究的組成部分，但絕對不能算作是歷史研究的主體內涵。我們的歷史研究如果整個兒陷溺於女人的小腳、男人的鬍子，並且以此為鵠，沾沾自喜，那麼歷史真的就成了無用之物，歷史的研究滑向邊緣，為大眾所嘲弄，所唾棄也就理有固宜，勢所必然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研究復歸於傳統史學的主體性，以宏大的敘事模式，顯現其本質屬性與核心意義誠屬必要的選擇。趙儷生先生說自己從來不讓「竹頭木屑」所淹沒，可謂是通人之論。當然，重視歷史研究的宏大敘事，著力揭示歷史上「治國安邦」的規律，並不是要求我們放棄「求真」的努力，更不是用歷史圖解政治，對號入座、簡單比附歷史的啟示性，而是尋求如何在「求真」基礎上「經世」，在「經世」理念指導下「求真」而已。

　　《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在某種意義上講，歷史是「無」，也即「無用」，它不能直接成為生產力；但是，這種「無」，本質上其實是「有」，所謂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這或許正是解答歷史是否有用，歷史研究究竟有無意義之困惑的最好結論。

　　（載自《黃朴民解讀歷史文化：人間幾回傷往事》嶽麓書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