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與梁啟超：對一副輓聯的註解

　　羽戈1982

　　案：《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一書，出版社已經清倉，我拿下了最後一百本。此書被有司勒令不準宣傳和加印，估計一年之後，將絕跡於江湖。今發書中一節，有所增訂。

　　

　　楊度與梁啟超：對一副輓聯的註解

　　一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2月17日，他在上海的故舊設奠於靜安寺，舉行公祭。《新聞報》載：「四壁均懸輓聯，白馬素車，一時稱盛。」據鄭逸梅所記，這些輓聯出自李拔可、黃炎培、沈恩孚、高夢旦、張東蓀等名家之手，他認為其中兩副最是突出，一為楊杏佛所挽：

　　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勛勞垂學史；

　　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

　　「青苗一派」指王安石。梁啟超曾撰王安石傳，對其推崇備至，稱「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視之為三代以下之完人。單論政治，將梁啟超與王安石並提，實在抬舉了他，因為梁啟超並不以政治見長，王安石則是中國古代第一流的政治家。具體說來，王安石的政術，如青苗法等，歷來備受爭議，被指與民爭利、待民過苛，若謂梁啟超似這一派，那就不是好話了，然而楊杏佛筆鋒一轉，稱梁啟超「終憐憑藉」，遂抹去這一缺陷，其政治生涯固然失敗，反而不失為英雄。相比上聯的直接，下聯九曲迴腸，斗轉蛇行，皮裡陽秋，欲揚先抑，不過主旨還是譽美。

　　二為楊度所挽：

　　事業本尋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鄭逸梅將首句記成了「世事亦何常」，對照下聯，明顯不工，應屬誤記。

　　人死為大，輓聯一般都是說好話，哪怕明知過譽，如楊杏佛將梁啟超的政術與王安石並論。「事業本尋常」云云，出現在挽辭當中，未免有些不敬，因而引人注目，眾皆稱奇。此聯為鄭逸梅以及後世所銘記，也許原因正在於此。

　　楊度的輓聯十分講究，極少過甚其辭，而以寫實為主，往往蘊藏深意。如挽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國事不如人，寄語袞袞諸公，無端莫學空城計；世情都是戲，除此皤然一老，有誰知得上台難？」名為寫譚，實則暗諷國事，借他人之酒，澆自己心中淤積之塊壘。基於此，他這麼挽梁啟超，便值得深究。

　　楊度與梁啟超的交情，長達三十年。三十年間，二人時有爭執，甚至置身於勢不兩立、兵戎相見的兩大陣營，不過這並未損壞他們的友誼。他們年紀相仿，政治思想一度相近，青年時期曾齊名於世，堪稱那個時代的雙子星。故而時人常將二人相提並論。如李肖聃《星廬筆記》云：

　　楊以文章自負，謂此事不外說理、論事、言情，說理之文，吾不如雷道亨；言情之作，吾不如梁卓如；至於論事，則挾賈、晁廉悍之氣，驅蘇、王明辨之詞，吾於諸賢，未能多讓。故楊之挽梁云：「人皆欲殺，我獨憐才。」猶以文言也。然梁自謝政以後，往來南北，多所著書。雖未能精思極意，上掩古人，然閎才通識，海內同稱，其九牧大名，非虛致也。楊自中年不好讀書，晚年欲修國史，《失地》一篇，已十餘萬言。又遁情禪悅，以自消遣。卒以飲醇近婦，自隕其生。蓋楊之才氣，較大於梁；而梁之博覽古今，非楊所及也。吾以文字獲事二公。於梁有輓詞，而楊為作家傳。

　　李肖聃與楊度同鄉，曾擔任梁啟超的秘書，與二人都有交情。這番話，可謂持平之論。稱「楊之才氣，較大於梁」，也許令人驚詫。倘細讀《楊度集》，當知楊度才氣縱橫，至少不亞於梁啟超。

　　

　　（梁啟超與楊度）

　　二

　　再說輓聯。「成固欣然，敗亦可喜」一句，出自蘇軾《觀棋》。楊度上聯，有意以蘇東坡比梁啟超。「事業」與「文章」相對，可知楊度所云的事業，主要指政治，或者說事功（楊度文名雖盛，卻從未視文章為事業，只是當作政治的媒介或投影，並不怎麼看重）。先賢論人，有三不朽之說：立德、立功、立言。今人對梁啟超的印象，首先在其立言，也許僅僅在其立言：那一支筆的魔力，不亞於三千毛瑟槍。論梁啟超一生事功，有所成者，一是袁世凱復辟帝制，他與弟子蔡鍔聯手，間關萬里，奔走討袁；二是張勳復辟，他輔佐段祺瑞，馬廠誓師，組織討逆；三是歐遊期間，高聲疾呼，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添柴加火。不過細論這三大事功，梁啟超所發揮的力量，均非主導，那畢竟是一個武力至上的時代，他只是用來裝飾槍杆子的旗幟；而且在這些事功當中，梁啟超流芳於世的其實還是文字，如討袁之役，多少人記得梁啟超在唐繼堯、陸榮廷、龍濟光、馮國璋等軍閥之間奔波勞碌、苦心斡旋呢，然而舉世都不會忘記他的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此文一出，陳寅恪形容為「摧陷廓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是謂一文可抵百萬兵。

　　梁啟超從政，更多是敗筆。不必說戊戌變法，可將敗因歸於時勢，單看他先後出任民國政府的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在任上建樹寥寥，皆以黯然下台告終。徐一士記曰：「惟兩次任國務員，皆失意而下台，無甚成績可稱。以事業論，固未副當年之自負。」由此正可論定，從私的方面言，梁啟超曾誇口：「若梁某某者，除卻做國務大臣外，終身決不做一官者。然苟非能實行吾政見，則終身決不做國務大臣者也。」他雖當上了國務大臣，其政見卻未得到實行，「當年之自負」，終究落空；從公的方面言，作為中國第一代憲政人，畢生呼籲「立憲」，梁啟超不曾推動中國走向憲政，甚至連憲政制度的框架猶不可得。雖然不該以成敗論英雄，雖然楊度安慰道，「成固欣然，敗亦可喜」，然而，以「事業本尋常」一語，總結梁啟超的政治生涯，說來並不過分。

　　不妨說，梁啟超一生，始終未能忘情於政治，卻也始終未能處理好與政治的關係。同時代的政治家，如袁世凱認為梁啟超僅能提筆作文，不可擔當國家重任；1943年，蔣介石讀梁啟超，感慨道：「如梁專為學者，或終身從事於教育，而不熱中政治，則其有益於國家民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長而自用其短，至今猶不免為後人所不齒。」再如與梁啟超一樣畢生糾結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梁漱溟說道：「梁啟超書法：忍辱精進負荷眾生。這八個字表達了他一生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他只能寫文章鼓舞人，不能負擔政治任務，其供他人利用是決定的。」

　　梁啟超從來不是一個有主見的人，常為局勢和師友的意見左右。偏偏他的朋友圈中，有人勸他少談政治，如周善培告誡：談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熱鬧，不能共寂寞；有人則建議他介入政治，如伍庄，他是康有為的門生，梁啟超的師弟，梁伍二人曾發生爭論，梁說：「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李、杜，歷史就減色不少了。」伍答：「開元、天寶間之姚崇、宋璟，誠然算不得有重大關係。但安、史鬧到猖獗之後，郭子儀、李光弼就有重大關係了。此時可以無杜甫、李白，決不可無郭子儀、李光弼……你想為中國文化史爭氣，就非從政治奮鬥不可，否則文化亦毀滅。」這麼一來，梁啟超斷難擺脫政治的糾葛，只能周旋於其間。「此則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陳寅恪語）。

　　三

　　「人皆欲殺，我獨憐才」一句，出自杜甫懷李白的詩歌「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這本是詩人的誇張之辭，用在梁啟超身上，卻道出了他晚年政治處境之悲涼。1929年的中國，至少從形式上講，已經是國民黨的天下。梁啟超與國民黨及其前身，從來不是同路人，明爭暗鬥數十載，結怨之深，無以化解。哪怕在1917年梁啟超退出政壇以後，他與國民黨的鬥爭，卻未消停。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翌日，梁啟超在《晨報》撰文《孫文的價值》，先揚后抑，批評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引起國民黨人強烈不滿；後日，梁啟超去弔唁孫中山，遭到了國民黨黨員的圍攻，若非汪精衛等及時解圍，「幾乎發生慘劇」。1927年10月29日，梁啟超寫家信，談及他正在籌劃「黨前運動」（將許多非國民黨的團體聯合起來，以他為領袖），此舉即為對抗正在北伐路上高歌猛進的國民黨……

　　梁啟超弔唁孫中山「幾乎發生慘劇」一事，有待細說。當時梁廷偉擔任梁啟超的秘書兼護衛，據其子梁大章記述：

　　14日啟超與廷偉兩人往中山行館弔唁。廷偉出門時帶著兩枝左輪手槍和幾把飛鏢。沿路無事，但到了行館，當時守門的是北大的一些學生，硬不許啟超進去。啟超發怒，覺得這是很失面子的事。雙方爭執越來越激烈。廷偉當時怒極喪失理智，差點出手傷人。幸好行館裡面幾位高層人物趕出來調解，並讓兩人進去。

　　「高層人物」則指汪精衛。再鈔《申報》（1925年3月18日）新聞：

　　三月十四日，梁啟超至中山行館弔奠，致奠后，由汪精衛招待，其談話有可記之價值。茲拉雜書之於後。梁問孫先生病逝時情形，汪即略述梗概，並謂先生自十一日夜半以後，已不能為有連貫的發言，惟斷斷續續以英語或粵語及普通語呼「和平」「奮鬥」「救中國」等語。梁極感嘆謂：「此足抵一部著作，足貽全國人民以極深之印象也。」時有黨員問：「昨日《晨報》所載足下論先生為目的不擇手段等語，作何解釋？」梁謂：「此僅慨嘆中山先生之目的未能達到。」黨員尚欲繼續質問，汪謂：「梁君弔喪而來，我們如有辯論，可到梁君府上，或在報上發表。」黨員始無言而退。

　　汪精衛禮遇梁啟超，並非國民黨主流。大體而言，國民黨並不待見梁啟超，甚至視之為仇讎。試舉兩例。梁啟超去世之後，蔡元培、蔣夢麟建議國民政府予以褒揚與撫恤，1929年1月23日，由蔣介石主持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172次會議曾議此事，胡漢民、孔祥熙等表示強烈反對，最終以提案人撤案而作罷。一代宗師，就此冷落，身後事凄涼如斯。如梁啟超在清華大學的同事吳宓感嘆：「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無聞，未能比於王靜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怪在哪裡呢，身兼梁啟超弟子與國民黨員之二重身份的張其昀早已點破：「梁先生與國民黨政見不同，恐於近代歷史不能為公平之紀載。」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給朱家驊寫信，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申請救濟：「……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於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嘗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謂功在民國者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之家風不同。國民黨此時應該表示寬大。即如去年蔣先生賻蔡松坡夫人之喪，弟以為甚得事體之正也。」此時距離梁啟超去世已經達十三年，傅斯年還得請求當局「表示寬大」，足見國民黨對梁啟超素懷積怨，並不寬大。否則傅斯年何必說這麼多好話。這大抵可視為「文章久零落」的一記迴音。不知是不是傅斯年的呼籲發揮了作用，這一年10月3日，國民政府頒發了褒揚梁啟超的明令，梁門弟子、並為梁氏立傳的吳其昌讀罷，「泫然流涕」，並感慨「昔吾亡友張素痴（蔭麟）先生，以中樞未褒揚梁先生為遺憾，此在先師無遺憾也」。

　　回到楊度的輓聯。話說楊度為梁啟超聲辯，這不是第一次。最值得一記的是，1911年前後，楊度上折，請求清廷赦免並啟用梁啟超。其中云：「臣自戊戌以來即與啟超相識，因學術各分門戶，故政見亦有參差。其後遊學日本，相處數年，文字往還，於焉日密，親見其身屢瀕危，矢志不變，每與臣談往事，皆忠愛悱惻，無幾微怨誹之詞。是以深識其人，性行忠純，始終無貳。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腦塗地，以報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啟超被赦之後，或有不利於國之為，惟乞皇上誅臣，以為臣子不忠之戒。」他願以自己的性命擔保梁啟超盡忠於清廷，不僅因為，他深知梁啟超的品行與思想，更是因為，他和梁啟超的友情，足以促使他去擔此風險，這何嘗不是一種「生死相托」呢。

　　楊度此折，被攝政王載灃留中不發，本可不了了之。他卻不甘罷休，將折中內容泄露給《帝國日報》。這下刺激了對大清帝國忠心耿耿的御史胡思敬，去年秋天，他曾上折彈劾楊度，稱楊度留學東洋，首倡革命，所作《湖南少年歌》、《支那教育問題》等不乏大逆不道、喪心病狂之言，回國進入憲政編查館之後，「仍與海外奸黨暗通消息，以東洋秘密宗旨攙入憲政章程，又以內廷機要輸之報館，在外則為匪首，在內則為姦細」，請求朝廷將其審判定罪，以靖人心；如今，眼見楊度保薦亂臣賊子，毫無顧忌，而且藉助輿論，給朝廷施壓，那還了得，隨即再上一折，把楊度的黑暗歷史重述一過，並稱「梁啟超既用，則康有為必返，人情洶洶，謂三凶合謀，禍且不測」，還給楊度扣上了革命黨的帽子，「輦轂之下，一任革命黨縱橫至此，朝廷何以自立，民命何以自存」。觀其文風，不僅殺人，還要誅心。可惜，歷史已經到了風雨飄搖的辛亥年，這樣的奏摺，實在難以激起一絲波瀾，只可能為楊度和梁啟超的故事增補一個反諷的註腳。

　　楊、梁二人的故事，還有一段後續。他們一生恩怨，公論不妨私誼，終於在第三代結出了正果。1950年代，楊度的孫子楊友麒與梁啟超的外孫女吳荔明喜結連理，將兩家的血脈融為一體，二老晚年還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楊度與梁啟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