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百姓：為什麼「普通人」會變得邪惡？

　　邏輯學

　　

　　《納粹醫生》（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並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譴責納粹之惡，它通過對40個左右的納粹（其中29個納粹醫生）和80個納粹受害者（其中40個成為納粹的醫學助手）的訪談，作者試圖進入納粹醫生的心理世界。本書的研究目的並非簡單的譴責邪惡，更多地是為了「理解邪惡」。確切地說，作者試圖從醫生這個角色入手去回答：為什麼「普通人」會變得邪惡？是他們「本性」如此，還是「環境」使然？如果是「環境」使然，這個「環境」又需要什麼樣的構件？

　　以下文字摘自該書第1章：絕育與納粹的生物醫學願景。

　　「元首認為醫學的清除作用極為重要，比方說遠遠超過了官僚機器的作用。所以在他看來，醫生的職責是、或者應該是種族領導的一個方面。」

　　——馬丁·鮑曼

　　「人民共和國必須堅守一點：只有健康者才能生育孩子……在這一點上，國家必須作為一個美滿未來的守護者而承擔責任……必須將最現代的醫學技術手段運用於此。必須宣布，所有那些無論在哪個方面可看出是有病者，或者是有遺傳病者，都不適於繁殖，不適於繁衍下去。」

　　——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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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政策與法庭

　　唯有在納粹德國，絕育成為大屠殺的前鋒。但強制絕育的項目並非納粹德國獨有。它們在西方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存在，包括美國。絕育在美國有著強制的歷史，有些時候是違法的絕育，主要用於我們社會的底層。在19、20世紀之交，在美國的刑罰機構，發展出了一種形式相對簡單的輸精管切除術。這個過程，伴隨著人們對優生學興趣的增長，導致了在1920年美國25個州頒布法律，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以及被認為有遺傳缺陷的罪犯實施強制絕育。

　　無怪乎，在1923年，一個倡導絕育的德國醫生兼遺傳學家弗里茨·倫茨（Fritz Lenz）（他後來成為了納粹「種族衛生」項目的主要理論家），申斥其同胞，稱在絕育領域方面，與美國人相比太落後了。倫茨抱怨，魏瑪憲法中（禁止在人身上進行身體改變）的條款阻止了輸精管切除技術的廣泛應用，德國完全無法與英美優生學研究機構相比（比如，由查爾斯·B·達文波特領導的紐約寒春港的研究機構，還有華盛頓的由瑪麗·哈里曼領導，得到了卡內基研究院（Carnegie Institution）資助的研究機構）；德國也缺少美國的那種法律，即禁止有癲癇病或精神發育遲滯者結婚，禁止不同種族間通婚。不過，倫茨也批評美國，認為其只是一般性地關注對「白人種族」的保留，而沒有特別關注 「北歐日爾曼種族」（Nordic race）的保留，於是，他相信，「為了北歐日耳曼民族生存的千年之戰，下一個回合很可能在美國打響。」這種單獨的保留，意味著，早期德國關注的是一種特定的種族存在——「北歐日耳曼」或「雅利安種族」，但這沒有得到現有知識的支持。

　　美國有過大量的種族優生學狂熱，因擔心「國家退化」，擔心威脅到「文明種族」的健康，美國有過對大量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進行絕育的衝動，這些人被視為「生物學意義上的猛跌」。與美國優生運動相關的，是一種生物醫學願景。在1923年出版的A·E·韋加姆所著的一本書中，對這種願景有過某種程度的說明：「生物學給予政治家的第一個警告是,人類的高等種族正在倒退；……你們迄今為止所管理的文明是自我毀滅性的；這種文明總是毀滅其創建者；你們不去改進人本身，而是把巨大努力花在改進人的命運上，這不過是加快了人被毀滅的到來。」

　　（遺傳學與優生學必須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遺傳學過去是、現在也是一門正當的科學，但當時它的發展有限[作為一門科學，它開始於1900年孟德爾遺傳定律的認可]，其當時的原理很粗糙，常常是假的，被納粹所利用。「優生學」是弗朗西斯·高爾頓在1883年創造的一個詞，指依據表面的遺傳價值強化某個生物群體的原則；儘管有一些進化論的主張，以及後來提及了遺傳法則，但優生學並沒有科學基礎。）

　　然而，德國版本的優生學有一種典型的過度幻想的色彩，倫茨早期（1917）的宣稱顯示了這一點。在給自己的教授阿爾弗雷德·普勒茨（此人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1904年創建了「德國種族衛生學會」）的一篇論文中，他寫道：「種族是一種價值標準」，「國家並不是用來保證個人得到其權利的，而是用來為種族服務的。」倫茨將他的倡導理解為一種「有機的社會主義」，並擔心如果沒有激進的優生項目的話，「我們[日耳曼]種族就註定會滅絕」。

　　對於1920年代倫茨這樣的德國人來說，進行廣泛的強制絕育變成了一種神聖使命，一種導致他們去信奉國家社會主義的使命，因為國家社會主義有著相似的承諾。美國和英國的優生學倡導者有時也會有這種德國式的極度幻想，但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允許對此進行公開批評和法律糾正。在英國，在法律上，對強制絕育有持續的阻力；在美國，也會出現關於個人權利和質疑遺傳學所知有限這樣的聲音，最終導致那些通過了絕育法的州，在實施層面被廢除或擱置。然而，在納粹德國，這種遺傳幻想的極端生物醫學願景與極權主義政治結構結合在一起，就使得這個國家能夠無情地、沒有法律干預地進行一個更為廣泛的強制絕育項目，超過了以前所有的嘗試。的確，整個納粹政體建立在這種生物醫學願景之上，它要求一種種族凈化，這樣的凈化必然從絕育發展為大規模屠殺。

　　早在《我的奮鬥》出版的1924—1926年間，希特勒就已經宣布德國民族神聖的種族使命是：「彙集和保存最有價值的基本種族要素……慢慢地，但肯定地將其提升到一種支配地位。」他談到了絕育（「最為現代的醫學手段」）的必要性，而這正是基於這個由國家來進行干預的種族的不朽願景（「一個美滿未來」）。對他來說，這個賭注是絕對的：「如果為一個人自身健康而戰鬥的力量不再出現，那麼生存在這個競爭世界上的權利也就結束了。」掌權之後——希特勒於1933年1月30日宣誓擔任第三帝國首相，在把生物醫學想象運用在集體的生或死方面，絕育成為納粹政權最先實施的政策。6月22日，內政部長威廉·弗里克頒布了早期的絕育法律，他宣布德國處於「民族（或『國家』、『種族』）死亡」（Volkstod）的嚴重危險之中，所以必須採取嚴厲和徹底的措施。這個法律在3周后實施，此時希特勒上台還不到6個月。隨後也在這一年，又對這個法律做了修改，並進一步擴展。它變成了基本的絕育綱領，奠定了納粹政權用醫學手段來結束「不值得活著的生命」的基調。在那些用外科手術來絕育的「遺傳病」人中，包括各類先天性智力低下（現在稱為智力缺陷）者，估計有20萬人；精神分裂症者8萬人，躁狂抑鬱性精神病人2萬人，癲癇患者6萬人，亨廷頓氏舞蹈病（一種遺傳的大腦疾病）者600人，遺傳性盲人4000人，遺傳性聾人16000人，嚴重身體畸形者2萬人，遺傳性酗酒者1萬人。預估的41萬人總數被認為只是初期的數字，主要是那些已在醫療機構治療的人，估計還會有數量大得多的人最終被識別出來，並進行絕育。

　　納粹政權設立了特別的「遺傳健康法庭」，決定哪些人被絕育，法庭的構成，體現著這個政權所想要的，即醫學與納粹黨影響的結合。法庭的3個成員中，有2個是醫生，其中一個是行政衛生官員，很可能和納粹黨有密切關係；另一個表面上擁有遺傳健康方面的知識。第三人是一位地區法官，也多半與納粹政權關係密切，他擔任主席和協調人。也有上訴法庭，它對有爭論的案子做出最終決定，納粹政權最認可的一些醫學學科帶頭人在此任職。法律規定，所有醫生要向健康官員報告其行醫時、或其他場合中遇到的，屬於上述各類絕育對象的人，並要就這類事情提供證詞——不受病人—醫生保密原則的約束。醫生也要實施絕育手術。整個過程得到了法律和政治權力的支持。

　　1935年10月18日，緊接著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律（8月15日）的頒布，一項規範絕育和結婚許可的重要法令出台，它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婚姻和任何性接觸。紐倫堡的法律制定者們，將自己形容為「深深地知道，德國血統的純正是德國民族持續生存的前提，有著不屈不撓的決心來確保未來所有時候德國民族的安全」。

　　有一些泄露出來的關於絕育方法的討論。受到喜愛的手術方式是結紮男性的輸精管和女性的輸卵管。柏林大學女性診所所長G·A·瓦格納教授希望法律能提供一個選擇，對那些有精神缺陷的女性可以切除整個子宮。他這種令人費解的觀點，建立在「遺傳健康」的原則之上：有精神缺陷的女性在絕育之後，尤其有可能對男性進行性襲擊（男性現在不必擔心讓她們懷孕了），所以就可能發展出淋病，而淋病感染了子宮頸，就是最難醫治的疾病了。那些從這些女性身上感染淋病的男性，反過來又會傳染那些擁有優秀遺傳特性的女性，導致她們不育。其他一些醫學評論者，不怎麼關注遺傳，而更具體地涉及道德議題，他們贊同切除那些有亂交傾向的女性的子宮，讓其絕育。更具預兆性質的，是一個官方法令：在某些建立在「科學試驗的基礎上」的具體情況下，允許使用輻射（X光或鐳）來絕育。這些試驗，表面上是為了改進針對一些特殊情況的醫學手段，但其實是後來對奧斯維辛和其他地方的猶太男性和女性進行X光絕育試驗的前奏，這種絕育實驗廣泛、有害、有時是致命的。

　　各類機構的主管們有一種強烈的絕育衝動，消滅眾多情況下可能會有的遺傳影響：盲人、聾人、各種先天缺陷者、畸形足、兔唇和齶裂這類「殘廢人」都在絕育之列。這種遺傳主導的世界觀，要求醫生們引發各種討論，即不僅僅對虛弱者和殘損者進行絕育，而且對他們的親屬、對任何有可能「攜帶」他們缺陷的人都進行絕育，討論如此做法的明智性。毫不令人吃驚，弗里茨·倫茨在這上面走得最遠。他提出了對那些只有微弱精神疾病徵兆的人也進行絕育的好處，儘管他也承認，如果激進地應用這個原則，將會導致對整個德國人口的20%都進行絕育，這相當於2000萬人！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人性上的努力看來就只能是請求做一些限制和豁免了。比如，著名的反納粹的柏林精神病醫生卡爾·朋霍費爾建議，那些既有遺傳缺陷又有超乎尋常之秉賦或天才的人，不應被絕育；慕尼黑精神病醫生奧斯瓦德·布姆克醫生提出，不應對那些分裂性人格而非精神分裂症者進行絕育，他警告說，由於遺傳影響的複雜性，精神分裂症本身也不會因絕育而根除。（優生法庭有時的確對一些具有藝術天賦者做了豁免。）

　　然而，納粹政權打消了進行相關限制的念頭，並使用了一種醫學緊急情況的說辭，說那些處於壯年的有著遺傳瑕疵的人，是「危險病人」和「緊急情況」。所謂「緊急情況」,是指那些有精神缺陷但身體健康的16歲到40歲的男性和女性，處於緩解期的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鬱症患者，以及50歲以下的癲癇患者和酗酒者，等等。所以，絕育法庭收到的豁免請願，十有八九會被否決。1934年特別法庭收到的這種請願，被否決而執行了絕育的，超過90%（儘管前面已經有一個挑選過程，已經阻止了一部分請願提交給法庭）；不到5%的請願遞到了上一級法庭，得到了支持。然而，避免絕育必須得到合法批准，這個原則是極其重要的，法庭對此審議嚴格保密，顯示著醫學權威的權力和神秘。

　　就絕育標準（尤其是涉及絕育人數最多的精神狀態評定）和所謂的遺傳因素而言，這樣的法律架構掩蓋了許多混亂而隨意的裁決。政治上的考慮必然影響著診斷和決定，在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和親密助手馬丁·鮑曼發出的一個指示中，這一點表述得很清楚。他指示，在對智力低下者的診斷中，必須把其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考慮進去。這清楚地暗示出，如果一個人被視為對納粹有敵意，就很容易被貼上「智力低下」的標籤，但要是給一個在意識形態上狂熱的納粹黨員，就得非常謹慎了。政治形勢和政策上的隨心所欲，也會以各種方式影響到這個項目。儘管絕育項目是高度優先的，但無疑也有熱情消退的時候。沒有人真正知道，實際上有多少人被絕育，較為可靠的估計，一般認為是在20萬到35萬人之間。

　　結合絕育的法律法規，並作為種族政策的進一步表現，納粹政權採取措施，建立了全國性的遺傳缺陷者卡片索引。在一些大學里，設立了遺傳生物學和種族優生的研究機構，比如，由法蘭克福一位教授奧塞瑪·馮·瓦舒爾創立的研究所。這些研究機構利用醫院、法庭，以及當地和全國醫療機構的資料，查找可追溯到幾代人的個人遺傳信息。醫生作為遺傳顧問和警察，變成了警惕的「確保家庭免除遺傳缺陷的保護者」。換言之，絕育成為了納粹生物統治的醫學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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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熱的遺傳學：恩斯特·魯丁的作用

　　納粹絕育項目中，一個主要的醫學代表人物是恩斯特·魯丁，一位瑞士出生的具有國際聲望的精神病學家。他原來是偉大而權威的精神病學家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的學生，後來成為阿爾弗雷德·普勒茨建立「德國種族衛生學會」時的親密助手。魯丁是一個不屈不撓的研究者，他把自己的使命視為：將孟德爾遺傳法則和優生學原則應用於精神病學。他以前的一個學生和助手告訴我，「他生命的目的」是要為精神病學建立遺傳基礎，「與其說他是一個狂熱的納粹，不如說他是一個狂熱的遺傳學者。」

　　然而，作為納粹的魯丁還是出現了——1937年魯丁加入了納粹黨，那一年，他60歲。威廉皇帝學會精神病學研究所設在慕尼黑，魯丁以該所所長的顯赫身份，與納粹政權密切合作，該政權致力於他贊同的遺傳學原理，魯丁也成為絕育法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他成為納粹政權種族政策在科學合法性方面的一個重要來源（包括和漢斯·F·K·岡瑟一起協商，後者是納粹首席人類學家兼宣傳者，但其知識聲譽並不佳）。魯丁沒有捲入「優生」項目的直接醫學殺人，但我對他的一個年輕助手做過訪談。這個助手有一個感覺，認為自己的老師儘管對這個項目肯定不知情，但如果該項目能做到謹慎的醫學控制的話，他很可能會非常贊同它的。

　　1943年，魯丁的那本刊物《種族和社會生物學文檔》刊發了一期專刊，慶祝納粹黨掌權10周年,魯丁撰文讚美希特勒和這場運動是「決定性的……開創性的一步，使得種族衛生成為德國人民中的一個事實……抑制了先天疾病和缺陷的繁殖。」他讚揚紐倫堡法律「防止了猶太人的血液進一步滲透德國基因庫」，也讚揚黨衛隊所具有的「終極目標，即創造一個德國日耳曼類型的特殊民族群體，這個群體在醫學上更優秀，且健康」。

　　魯丁的一個近親——也是一個醫生——告訴我，當時魯丁覺得「有必要」寫這些東西。當我問魯丁是不是真心實意時，他回答道：「嗯，一半對一半吧。」魯丁雖然最終很明顯對納粹政權感到幻滅，但他從來沒有（據他的一個前同事所言）讓自己辭掉職務，而總是想通過他的職務來做事情。

　　我所訪談過的人中，沒有一個人認為魯丁是殘忍之人，相反，他們覺得魯丁正派，獻身於自己的工作。然而，他不僅服務於納粹政權，而且在推動種族政策的醫學化方面，他還以自己及科學聲望做了很多——這不完全是指那些殺戮，更多的，是指壓制某個群體的生命的延續。他還以極端的形式證實：納粹生物醫學願景吸引了某些科學家，即某類生物學和遺傳學方向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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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絕育

　　反對絕育的，看起來並不多。天主教教會雖然不贊同，但避免在這件事上對抗，教會除了強烈施壓，不讓天主教徒的法官和醫生去執行這個法律外，別的沒做什麼。遺傳健康上訴法庭的一個法官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即壓在醫生身上的「不同尋常的責任重擔」，醫生們得去做「不為治療為目的」的手術。然而，格哈德·瓦格納——當時一個領頭的納粹醫學權威,也是絕育的積極倡導者——否認醫生身上有任何這樣的道德衝突。一家納粹黨的報紙開了一個專欄，起了一個醒目的標題——「生存或死亡」，提出一個愚鈍的觀點：國家的生存優先於「良心的教條與衝突」，並且，反對政府項目會遭遇強烈的反擊。

　　我所訪談的那些醫生中，絕大多數人告訴我，他們當時贊同絕育法。他們相信該法律與預防遺傳缺陷的主流醫學，以及和遺傳學知識是一致的，儘管他們之中，也有一些人對該法律的強制性有一些疑慮。這些醫生們全都強調，在看待這些絕育政策和後來的「安樂死」方面，他們的態度完全不同。

　　關於絕育方面的決定，受到一些官僚爭鬥的影響，這些爭鬥發生在醫生與律師之間、極端熱心者與不那麼熱心的人之間。我訪談過一個醫生約翰·S，他曾是納粹醫學項目的一個帶頭的組織者和高度參與者，該項目也包括了絕育。他認為，「法律界的人把這個法律搞得一團糟。」他和他的醫學同事堅信，「把[讓誰絕育和什麼時候絕育]的決定權交給一個醫生團隊，會合適一些。」雖然精神病醫生們後來強調，他們在做絕育的決定時是很克制的，可是S醫生談到一些事情，說有些人的心理障礙對生命不構成威脅，比如可治療的抑鬱症，對這些人，醫生們會克制住，不對其進行絕育。他談到，即使是格哈德·瓦格納（他是要美化瓦格納）也在約束一個醫療官員，警告此人說「這並不是一場獵兔。」S醫生承認，對此事的過分熱情很普遍，但他還是傾向於找到借口，認為是那個時代理想主義的產物：「這股貫穿於1933年到1939年的巨大熱情是不能否認的。每個人都想做出貢獻。最早頒布的納粹法律之一就是[遺傳]健康法。所以，[國家]健康官員展露雄心，讓儘可能多的人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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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的納粹化

　　醫療屆（醫療職業）的納粹化——是從絕育走向直接醫學屠殺的一個關鍵，而這是通過意識形態狂熱與系統的恐怖相結合而實現的。柏林大學醫學部的魯道夫·拉姆寫了一本頗有影響的指南，提出每個醫生都不再只是病人的照料者，而要成為「基因的栽培者」，「人民的醫生」和「生物學戰士」。拉姆雖然重提了醫學理想的傳統形式（「內在的召喚、高度的倫理，淵博的知識……犧牲和奉獻」），但他贊同放棄舊的「自由派唯物主義精神」（尤其是和醫生行業里猶太人的影響有關），轉為去獲取「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的世界觀。」所以，醫生們應該去執行格哈德·瓦格納為其公共衛生辦公室所確定的任務：「推進和完善德意志民族的健康……確保人們認識到他們在種族和遺傳稟賦方面的充分潛力」。（註釋24）拉姆進一步談到國家社會主義的「突破性的生物學思維」，這可以讓醫學領袖們在紐倫堡法律和絕育這類扭轉種族衰退的項目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了很好地完成這些項目，醫生們必須成為「遺傳學醫生」，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種族的守衛者」和「人口政治家」。通過履行「公共關懷」，即阻止「因不相配，以及種族差異等繁殖而來的『退化』……，並維持和增加那些好的遺傳」，醫生就能夠實現「保持純正血統」的國家目標。

　　拉姆也討論了絕育的好處，並把醫生應無條件救治病人的普世原則稱為「錯誤」，因為對於不能醫治的疾病和精神錯亂者來說，「安樂死」是最為「仁慈的治療」和「對人民的責任」。這種責任永遠是第一位的。與個體病患相比，醫生應該更關心「人民」的健康，要教育醫生去克服那種舊的「救死扶傷」的個人主義原則，代之以「對[種族]健康的責任」。所以，約翰·S就自豪地向我談到了成為「『國家身體』或『人民身體』（Volkskorper）的醫生」的原則，以及「我們對集體的責任」。

　　拉姆的指南，也強調一個醫生要成為一個生物學軍人，成為一個「警覺的生物學戰士」，生活在「國家社會主義黨的生物學國家結構的偉大觀念」之下的。它宣稱，「不同於其他政治哲學或政黨大綱，國家社會主義是與人的自然史和生物學相吻合的。」醫生們會為這樣的訊息而激動。比如，S醫生描述，聽了納粹黨副主席魯道夫·赫斯在1934年一次群眾集會上講話后，他隨即就加入了納粹黨，因為赫斯說「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應用生物學。」在為納粹醫學組織所做的工作中，S醫生認為自己主要是在傳播一個生物學訊息：「我們想要實施生命的法則，即生物學法則。」他所在的醫療集團，蔑視任何不遵守該原則的政治：「我們是從生物學角度來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我們把生物學方面的思考引入到[黨的]政策之中。」他強調這樣的一種信念，即醫生們有必要將理論知識與直接的人類體驗結合起來，唯如此，醫生們才能充當真正的生物學福音傳道者的角色：「每一位醫學從業者，其生物學知識都超過了哲學家或其他領域的學者，因為醫生已經『看見了』生物學。」

　　與此同時，又有一種主張，認為納粹醫生的渴望的身份是由醫學傳統自然進化而來的，——這種傳統現在要求「德國化」和「優生化」。兩個醫學史學家洋洋洒洒寫了一本書，對此加以論證，書名是《四個世紀中日耳曼醫生的面孔》。它突出介紹了帕拉塞爾蘇斯,16世紀一位偉大的瑞士—德國醫生兼鍊金術士，讚揚其科學經驗主義和國家主義。該書引用他的話：「每個國家都會出現本國的疾病，並培育出本國的醫藥和醫生。」比他時代更近的德國科學家，尤其是在植物遺傳學上做了開創性工作的卡爾·科倫斯，則被讚美，稱他「在國家社會主義人民國家的優生和種族生物學措施方面，奠定了有關基礎」。這兩個作者的黨衛隊軍銜出現在書中，黨衛隊首席醫生恩斯特·羅伯特·馮·格拉維茨為此書作序，並提出了一個概念，認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醫生，他們都是「生命的保護者」，他們「知道自己對我們人民的未來負有深深的責任」。

　　另一本醫學倫理學的書也有這樣一篇序，作者是一個職位較高的黨衛隊醫生約阿希姆·姆魯古斯基，他擔任了衛生研究所的所長，在奧斯維辛使用的齊克隆-B毒氣，正是由該機構負責維護和分配的。1948年，姆魯古斯基因大量參與致命的醫學試驗被紐倫堡法庭判處死刑。他作序的這本書寫於一百年前，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威廉·霍芬蘭，此人是德國偉大的現代醫生兼人道主義者之一。在序言中，姆魯古斯基強調霍芬蘭是「生命聖火的祭司」（霍芬蘭的原話），「治療的技藝」是醫生的「神聖使命」。他部分地預見到了自己的未來，於是談到國家社會主義者要打破研究與治療的界線，因為研究工作的結果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納粹醫學理想也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希波克拉底，將自己與希波克拉底誓言聯繫起來。納粹宣稱，醫學已「失去了精神意義」，格哈德·瓦格納認定其主要原因是猶太導師們教學中的「機械導向的精神」。所以，需要「回到較早一代的倫理學和更高的道德狀態……它是站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堅實哲學大地之上」。最後，黨衛隊的全國領袖和納粹警察系統的總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本人也將希波克拉底作為黨衛隊醫生的榜樣。有一套提供給黨衛隊醫生閱讀的小冊子叢書，叢書的標題是《不朽的醫生》。希姆萊為它寫了一篇簡短的序言，談到了「偉大的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說他的一生是「性格與成就的融合」，這「昭示著一種在今天並未衰減的道德和力量，而且仍將決定未來的醫學行為和思想。」這套叢書由格拉維茨編輯，正是獲得了希特勒本人的「授權」而獲得最終的出版許可。一位證人在紐倫堡醫學審判的法庭證詞中提到，納粹欣然接受希波克拉底原則，這是對「世界歷史的一個諷刺性玩笑」。然而，這種極度荒謬卻有其內在邏輯：服務於更大的治療，在此過程中，醫學職業——甚至整個德國，就都有了重鑄感。

　　在某個領域，納粹的確堅持與醫學傳統的明確的切割：納粹一直攻擊對方，稱對方不關心群體，不關心人民，而是誇張的基督教對虛弱個人的憐憫和同情。如同拉姆明確指出的那樣，這種半尼採的立場包括了對基督教博愛或仁慈原則的反對，對基督教教會「誡命關心病不可治之人，給他醫療幫助直至生命結束」的反對。納粹黨的醫學綱要《目標與道路》，從1931年奠定之時起就表達了這樣的立場。一個高級醫療官員亞瑟·古特也鮮明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他宣稱，「 『愛你的鄰人』這種病態的幻想，必須消失……國家最高的職責是保障人口中那些健康和遺傳優良者的生命和生活，以此確保遺傳優良和種族純正的民眾[人民]萬世永存。」他還增加了一種浪漫幻想的原則：「只有終極目標的光芒中，個人的生命才有意義。」如同納粹德國的每個人，這個醫生也期待自己變得「堅強」，接受希特勒所稱的必需的「冰冷邏輯」。

　　納粹政策的基調是轉換，用拉姆的話來說，就是：「每個醫生和所有醫生的態度改變，整個醫學職業的一種精神和心智的再生。」而且，真正的醫生「不僅必須是黨外的黨員，還須在內心深處堅信生物學法則，這種法則構成了其生命的核心。」而且，醫生還要去做「這些法則的傳道者」。S醫生認為納粹醫學已經實現了部分轉換，也就是說，它克服了對「技術性東西」的過分強調，轉變了「只知病不知人」的傾向，「把一直忽視的靈魂問題放到了最顯著位置。」

　　然而，納粹所想要的，不僅僅是身心兼顧的醫學或「整體」醫學，他們所追尋的，具有生物學和醫學神秘主義的性質。比如，姆魯古斯基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序中寫道，「對於我們，今天[德國]人民是神聖的。」關於醫生與人民、或者是「命運共同體」的關係，他補充說「只有在治療的技藝中，才能發現生命的神話。」其他一些論者將第三帝國視為「德國歷史上固有的，並向著那個時刻而奮鬥，這就是，人民成為神的器皿，（傳播真理和光輝）。」在我所描繪的這種願景中，那些醫生—生物學家將自己視為人民這個神秘團體的核心。

　　因此，如同一位納粹醫生所言，必須發展出「醫生群體的整體性，醫生們對人民有著整體的獻身。」對自己的生物學神秘主義來說，這名醫生用了「生物學社會主義」一詞。他堅稱，納粹能夠聯合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因為這二者都「承認生命的自然現象」。所以，「大腦第一次開始明白，在它之上有一些強大的力量，對此它必須承認」；「人變成了……生存王國中的一個工作成員，只有在各種自然力量相互平衡中工作，人的各種權力才能實現。」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種神秘主義，尤其是群體神秘主義，被賦予了一張生物學和醫學的面孔。（在本書第5章中，我將較為詳細地討論這種生物學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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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的「一體化」

　　這種納粹的醫學社會思潮，儘管大部分醫生只是部分信奉它，但卻成為重組這個職業的基礎。這個重新組織的過程被稱為「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意思就是「協調」或「同步」，同時也暗指改變的機械化即無意識的觀念。希特勒預見到「一體化」的原則，他曾在《我的奮鬥》中，宣布「這個國家未來的所有制度，都必須脫胎於這場運動」。

　　也就是說，所有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在整體上都要意識形態化，由信得過的納粹來控制。「一體化」可能是一種委婉說法，是指消滅一切可能存在的反對派，不管是用排斥、威脅或暴力的手段。對於所有納粹政權不喜歡的人，「一體化」就是他們所遭遇的迫害。不過，它也表達了一種絕對團結的願景——讓所有的人和事成為一個共同體。

　　所以，「一體化」是一個將夢幻理想主義與恐怖融合起來的隱喻。一旦這個過程開始啟動，每個地方都會衍生 「一體化」的期待——政府、大學和所有其他機構與行業——都會依據納粹的意識形態要求進行強制性的整合。如同在其他領域一樣，醫學界也是普遍的「自願一體化」，甚至可以說是提前的「一體化」，由各個層面信奉納粹意識形態的人來進行。

　　醫學職業的「一體化」，是通過納粹控制的帝國醫生委員會及其各個地方分支來完成的，所有執業醫生必須從屬於這個委員會。納粹掌權之前的那些醫學團體要麼被解散，要麼被「調整」進了該帝國醫生委員會，它的領導人來自「老醫學鬥士」，這些人早期曾在街頭遊行和戰鬥過。在1929年的一次納粹黨集會上，這些「老醫學鬥士」組織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醫生聯盟，也參與了和醫生社會主義聯盟等競爭對手的醫學混戰。

　　如同其他專業一樣，在醫學界也存著兩派之間的持久衝突。一派是早期納粹運動中出現的那些「老鬥士」，他們好戰，並傾向於意識形態化；另一派則是較新的官僚機構者，他們傾向於關注組織和目前醫學界的整合等問題。這種衝突，一直隱含在納粹黨和政府的兩套權威中，始終困擾著納粹政權。醫學界領導層的前鋒，以納粹戰鬥性而不是科學成就而出名，但他們能施加壓力，讓那些醫術高超的人與納粹政策保持一致。在這方面他們做得很好，以至於醫生成為納粹黨員比例最高的職業，達到了45%。而且，醫生在衝鋒隊和黨衛隊中的比例也分別為教師的2倍和7倍。醫學界走向納粹和自我「一體化」，這與其內部強大的獨裁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有關——包括「對政治的低估和對秩序的高估」；納粹對生物學的重視，強調國家治療的生物醫學願景，這對醫生這個群體有特別的吸引力。

　　納粹醫學界的熱情和幹勁大部分來自納粹黨原「醫生聯盟」中那些政治化的醫生，他們的領袖人物是格哈德·瓦格納。作為帝國的首席醫生，瓦格納領導著帝國醫生委員會和納粹黨的醫學組織。他贊同一種幻想性的意識形態醫學，這種醫學有著高度的種族主義,面向社會和臨床（納粹的「人民醫學」版本），並且懷疑醫學學術和純科學。瓦格納在策劃和解說絕育項目上相當積極，希特勒正是（在1935年）對他首先談到了大規模「安樂死」的屠殺計劃。實際上，瓦格納被一些德國人認為是「安樂死項目的教父」。他於1939年去世，替代他的是利奧納多·康迪，後者在內政部擔任健康衛生方面的職務，雖然也屬於所謂的「老醫學鬥士」，但更官僚。最終，卡爾·勃蘭特——一個如同康迪一樣狂熱的第二代納粹，因其擁有突出的大學關係而浮出，成為了支配性的醫學人物。

　　6

　　「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

　　

　　對猶太醫生的系統迫害與納粹的生物醫學願景是緊密相連的。通過對猶太同事的迫害，德國醫生就能夠把他們自己的「科學種族主義」、反猶主義與在專業上和經濟上除掉這些強大競爭對手的動機融合起來。在解決所謂的「猶太人問題」上，就他們所起的作用而言，這些德國醫生繼承了一種長期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反猶主義。這種反猶主義與一種特殊的德國焦慮有關，認為猶太人不同於德國社會的差異性、不同於德意志種族和國家的差異性是一種威脅。

　　一個關鍵想象來自19世紀後期著名的歷史學家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所說的「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他這句話說於1879年，而這個想象卻迴響在幾代人之中。數十年之後，一個主要的反猶主義者說，這個想象已經「成為我的身體和靈魂的一部分——在我20歲的時候，就是如此」。的確，我訪談的醫生中，有好幾個人都不太自在地、常常是不太明確地提到特賴奇克這句著名的話。猶太人導致了德國「不幸」，這個想象鼓勵了各個層面的反猶主義，從中世紀的神秘主義到現代的「科學種族主義」，再到受過教育的德國人所喜歡的那種看似溫和、甚至是「反思」的形式。總之，的確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猶太人問題」，德國人必須得處理。

　　特賴奇克強調的是猶太教對已經是「基督教德國」的「闖入」，強調危險，即，這些來自東方（即東歐）異族人的後代「有一天將會控制」德國各個機構，尤其是對經濟和媒體領域的控制。而對於許多德國醫生來說，對猶太人「控制」的擔心，似乎也是從其職業引起的。在大城市，在所有醫生中，猶太醫生所佔比例可以高達50%。儘管整體而言，他們只構成了德國醫生總數的13%，但這也遠遠高於猶太人在德國人口中的比例。除了數量之外，許多德國猶太醫生由於他們的科學成就，獲得了巨大的名聲和世界聲望。對於納粹而言，這種情況尤其不能容忍，因為他們要依賴醫學來表達和完成他們大膽而惡毒的生物醫學願景。「種族領導」的期望，使得希特勒特彆強調「醫學職業的凈化」。

　　在嶄新的第三帝國，強硬的納粹醫生對待猶太同事的態度，本質上就是暴力，這在希特勒掌權后的兩個月，在一次反猶主義的抵制活動中就表現出來了。1933年4月1日，在柏林，他們聯繫猶太同事，假裝進行磋商，然後用小汽車（有時，就是這些德國醫生提供的車）拉上猶太醫生，帶到偏遠地方對其進行毆打，並扔下流血的猶太醫生揚長而去；或者讓其遭受夾道棍打，並用步槍射擊等恫嚇來對其進行威脅和羞辱。在早期的醫療界會議上，就出現了徵兆，那些主持會議的醫生大談「來自東方的外族闖入……構成了對德國種族的一種威脅」，「有著勢在必行的必要……將這種威脅鎮壓下去和消滅」。

　　在1933年早期，官方針對猶太人的措施也開始了。首先是有所例外地（但這些例外後來逐漸被否定掉了）禁止猶太醫生參加重要的全國性健康保險專家小組（最終是禁止他們繼續保持與這些專家小組的原有聯繫），一步接一步地限制猶太人行醫——這是因為，如果一開始就禁止所有猶太醫生開業的話，將會摧毀德國的醫療保障；到了1939年8月3日，作為紐倫堡法律的「第四修正案」，所有猶太醫生的行醫許可都被取消了。對於「非雅利安人」或猶太人，已有典型的法律定義；在允許猶太醫生行醫或診治非猶太人病人，同時也不鼓勵，以及隨後的禁止雅利安醫生診治猶太病人，這段時期也有相關的法律禁令。最終，不允許猶太醫生被稱為醫生，只能稱為「疾病治療者」，猶太人外科醫生則被稱為「外科的專門治療者」。在被驅趕之前，或者是被關押或殺害之前，猶太人被剝奪了醫生這個令人尊敬的身份。

　　而且，德國醫生被勸阻在其科學論文中引用猶太醫生的著作。如果必須引用，則要求把所引用的猶太人來源的著作單獨地列出來——如同「種族分開」一樣，這樣就以科學文獻分開的方式，保護雅利安醫學不受猶太污染。儘管這一時期絕大多數時候德國面臨醫生短缺的情況，但意識形態的要求壓倒實際的需求。納粹醫學領袖們認為，只有在對醫學行業進行凈化之後，他們才能開始號召這個行業來實現那個生物醫學願景。

人的思想太危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