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惡

　　思享 平說

　　

　　作者｜劉瑜（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來源｜騰訊思享會（ThinkerBig）授權發布

　　一、醫生是整個納粹機器最後的按鈕

　　關於《納粹醫生》這本書，我們不妨從書中的一個畫面說起。這是一個奧斯維辛倖存者對他們剛到達奧斯維辛時刻的回憶。

　　「我們是晚上到達的。因為是晚上，所以能看見大片燈光和焚燒爐的火光，還能聽見尖叫、哨子聲和『出來！出來！』的喊叫。『扔掉所有東西，立刻排好隊！』他們把我們分開，五個五個地排好隊，兩個人站在旁邊，一邊是門格勒，另一邊是一個負責工作的軍官。

　　當時的情形是，『你走這邊。你去卡車那邊。你走這邊。你去卡車那邊。』你很快意識到有一個模式，大約14歲以下的和35歲以上的會被分到卡車那邊。直到我們到達營房處，我們才意識到那些卡車去了哪裡……這一切都發生得非常快、效率非常高。」

　　稍微對奧斯維辛集中營歷史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些卡車」去了哪裡。它們去了毒氣室。在那裡，他們會脫光衣服，被用鞭子趕進毒氣室，門被鎖上。「大約8分鐘后」，門被打開，他們的屍體將被抬進焚燒爐。

　　據一個倖存者回憶，一趟火車拉來1500人，大約1200-1300人會被直接拉往毒氣室。剩下的人一旦生病，還是會被送往毒氣室。加上飢餓、過度勞動、虐待，奧斯維辛囚犯的實際存活率不到2%。某種意義上，一旦抵達奧斯維辛，囚犯們「就已經死了」。

　　

　　約瑟夫·門格勒，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醫生

　　但是，《納粹醫生》並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譴責納粹之惡——這方面的著作已經汗牛充棟。關於這本書的主題，我們可以定格至剛才這個畫面中的一個人，那個站在集中營門口的門格勒。這是什麼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黨衛軍獄警。他是一個醫生。

　　據說他在「篩選囚犯」的過程中會愉快地吹著口哨，動作「瀟灑而快速」，並且常常高喊「雙胞胎出來！雙胞胎出來！」——他熱衷於挑出雙胞胎做醫學實驗，因為雙胞胎可以用來分辨基因和環境對人體的作用——是的，他是一個熱愛科學的醫生。

　　醫生？難道醫生不應該是治病救人的嗎？難道他們不應該是老弱病殘的「白衣天使」，而不是把他們當做「垃圾」一樣扔到焚燒爐里去？如果說納粹整體上都摒棄了人道主義，沒有誰比納粹醫生的摒棄更顯得像是一種背叛。

　　事實是，醫生在整個納粹集中營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他們是生死隊伍的「篩選者」，是各種殘忍人體實驗的主導者，是調配殺人毒氣和針劑劑量的「技術人員」，是囚犯死亡之後偽造「病人」死因的填表者……一句話，他們是整個納粹殺人機器最後的按鈕。

　　利夫頓想搞清楚為什麼。作為一個幾乎終生都在研究死亡主題的精神病理學家，利夫頓曾經研究過廣島倖存者和越戰老兵的心理世界，作為一個猶太人，並不奇怪的是，他最終將研究指向了納粹集中營。

　　通過對40個左右的納粹（其中29個納粹醫生）和80個納粹受害者（其中40個成為納粹的醫學助手）的訪談，利夫頓試圖進入納粹醫生的心理世界。他的研究目的並非簡單的譴責邪惡，更多地是為了「理解邪惡」。確切地說，他試圖從醫生這個角色入手去回答：為什麼「普通人」會變得邪惡？是他們「本性」如此，還是「環境」使然？如果是「環境」使然，這個「環境」又需要什麼樣的構件？

　　二、「環境」對於普通人的施暴至關重要

　　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曾經對類似的問題做過探索。儘管並不直接研究納粹，他1971年開展的著名「斯坦福實驗」同樣著力於分析「為什麼普通人會做出殘忍之舉？」在這場實驗中，津巴多招納了20多個「普普通通的大學生」，將其分為兩種「角色」——獄警和囚徒，要求他們按照其角色互動兩個星期。

　　令人不安的是，即使缺乏明確的強制性環境，僅僅是角色代入感就很快扭曲了這些「普普通通大學生」的行為模式——「獄警」變得越來越暴虐，而「囚徒」則越來越順從和抑鬱，其關係變得如此扭曲，剛到一個星期津巴多就不得不叫停實驗。據此，津巴多論證「不是個人的品性，而是特定的情境製造惡魔」，或者用他的語言來說，不是「蘋果壞了」，而是「桶壞了」。這種人被情境扭曲的現象，他稱之為「路西法效應」。

　　

　　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

　　很大程度上，利夫頓的研究與其不謀而合。只不過，不幸的是，津巴多的實驗只有幾十個參與者，並且可以被叫停，而利夫頓所研究的那場「實驗」卻無法被叫停，並最終捲走了成百上千萬的生命。和津巴多一樣，利夫頓也指出，對於普通人的施暴，環境性的結構至關重要。

　　「環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改變「理性人」的理性計算公式，每一個行為的成本收益被重估，其意義也被重塑。虐待狂醫生門格勒，如果是處於一個「正常年代」，很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甚至十分敬業的德國醫生而已。

　　在利夫頓對納粹醫生的分析框架中，最大的關鍵詞是「角色轉換」（doubling）。他用這個詞來形容一個人從「日常自我」向「奧斯維辛自我」的轉換。阿倫特曾經用「惡之平庸」來形容納粹軍官艾希曼，但是利夫頓認為，「平庸」這種說法是不夠的——它不足以描述普通人參與到邪惡當中的發生機制。普通人成為施惡者，需要「角色轉換」的發生，一個人將「日常自我」擱置起來、進入「情境自我」，才能若無其事地作惡。

　　這個轉換的關鍵，是個體自我的集體化和他者化。自我的集體化，意味著「1」溶解為「1/n」，個體放棄自己人之為人的整全性，隱身到一個集體當中成為其中一個「分子」，從而實現作噁心理成本極小化。這個集體可以大至「國家」、「種族」、「民族」、「宗教」，也可以小至「一群群毆同學的中學生」 、「一場遊行中的打砸搶者」。集體化的過程就是匿名化的過程——「匿名」意味著無需負責，而當一個人可以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時候，他就不可能再為其負責。

　　「自我的他者化」則意味著將自己轉化為一個巨大系統中的一個功能性部件，這個部件可以是「警察」，可以是「醫生」，可以是「官僚」，可以是「法官」，甚至可以是一個善於沉默的「觀眾」。通過集體坐標而不是「內心良知「定位自己，「我」就變成了「他」。「我」不再是有名有姓的約瑟夫·門格勒，而是「一個醫生」。「我」也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阿道夫·艾希曼，而是「一個軍官」。既然是「他」在作惡，又與「我」何干？

　　書中的維爾特醫生，典型地反映了「角色轉換」的重要性。作為書中被重點刻畫的三個納粹醫生之一，他不像B醫生那麼「善意」，也不像門格勒那麼兇殘，然而，正是這個「不好不壞」的他，最能體現普通人角色轉換的意義。利夫頓在書中大量摘錄了他在奧斯維辛時期給妻子寫的書信，信中的他是個如此有情有義的好丈夫、好爸爸，簡直就像是我們身邊某個可親的鄰居。

　　他稱自己的妻子為「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天使」，為自己孩子長出的第一顆牙而激動，關心岳母的健康，譴責一個「搞大」別人肚子而不肯與之結婚的男人，並描述自己等待妻兒來訪的激動心情，說到自己要買「2把小掃帚，1個搗肉的木槌，一張兒童桌，4把相配的椅子，一個小腳凳，一個木馬」。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正常人」轉過身來，能夠站到奧斯維辛的大門口，冷冰冰地把成千上萬個猶太人、吉普賽人、波蘭人、老弱病殘送到毒氣室里去。即使門格勒這個被無數受害者事後回憶成「惡魔」的虐待狂，似乎也有暫時回歸「日常自我」的片刻——他給吉普賽兒童帶來糖果，「跳來跳去」逗他們開心，邀請他們出門開車兜風……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可以轉身在牆上1米5處劃一道線，要求把所有不到這個高度的孩子送到毒氣室去。

　　這種「角色轉換」，不是病理意義上的「人格分裂」或者「雙重人格」。「人格分裂」對其患者來說是一個不由自主的狀態，但是「角色轉換」不同，它需要當事人有意識的角色切換。正如一個司機意識清晰的「換擋」，這種切換是理性的、清醒的，甚至可以說是「智慧的」。

　　一旦維爾特們從自己的家庭身份「換擋」到自己的職業身份，他就小心翼翼地將那個「日常自我」給剝離下來，鎖進意識的閣樓，「穿戴」上那個奧斯維辛的「情境自我」，並嵌入那個巨大的集體有機體，成為其中的一個觸鬚、一個器官、一根依靠慣性蠕動的絨毛。

　　三、責任的無限分散使得普通人「不知不覺」成為惡魔

　　如果個體作惡是「環境所致」，是因為「桶壞了」，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桶」又是怎麼壞的？

　　或許津巴多的「桶壞了」理論在為個體推卸責任方面走得太遠了。事實上，當納粹醫生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時，幾乎都使用了「桶壞了」理論。「奧斯維辛的背景就是這樣，我們能怎麼樣呢？」「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反正這些猶太人也會被送進毒氣室，我不去做篩選工作，自然會有人去——事實上把這種臟活推給別人是『不道德的』。」「反正這些人遲早會死，對他們做些實驗又怎麼樣呢？」用維爾特的話來說，「我做了什麼惡呢？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醫生不但相信自己的無辜，而且相信自己在如此極端嚴酷的環境下，通過對嚴酷的技術收斂而成了「好人」，成了「拯救者」。比如，「我去做毒氣室的篩選，比黨衛軍的篩選刻意留下了更多活口」、「我通過醫學實驗的名義存留了一批猶太兒童」、「毒氣室的死法快速無痛苦，比槍殺虐殺人道多了」、「我對注射死亡法做了技術上的改進，死亡只需數秒鐘，痛苦程度大大降低」……甚至有一個納粹醫生宣稱：「今天歐洲還有猶太人，很可能歸功於我」。

　　奇怪的是，如果我們把「當時的政治條件」（「桶」）作為一個給定狀態，他們的自我辯護甚至聽上去頗有道理。在當時反對希特勒就等於自殺的情況下，他們能怎麼樣呢？難道在「篩選囚徒」的現場突然高喊「打倒希特勒」？我們可以要求一個人有正義感，但是難道能要求他為了正義感而自殺？如果沒有自殺的勇氣，他們就等於惡魔？簡直可以說，當時這些納粹醫生的「理性選擇」就是老老實實「執行公務」，而如果他們能夠「基於人道主義」，每天少挑那麼兩三個到毒氣室，簡直就是「功德無量」。

　　所以，問題在於，能否把「當時的政治條件」——那隻「桶」——作為一個給定狀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這樣認為？「當時的政治條件」是一張外生的、無邊的、從天而降的巨網，將這些無奈的醫生們緊緊綁在其中，還是這些醫生就是這張巨網的一個一個「結」，恰恰是他們的存在、連結和行動構成了「當時的政治條件」？

　　當這些醫生抱怨他們「別無選擇」時，他們似乎忘了，當年他們都積極加入了納粹黨和黨衛軍，都信奉反猶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都程度不同地參與過納粹德國的絕育和「安樂死」工程，都接受了「黨衛軍醫生」這個工作並同意留在奧斯維辛，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鞏固了希特勒的政權，而這個被千千萬萬「普通德國人」通過效忠養大的怪獸，反過來又進一步死死咬住所有「普通德國人」。

　　換言之，「當時的政治條件」不僅僅是其行為的給定背景，也是他們正在構築的流動現實。他們不是被扔進這個「恐怖故事」的演員，也正是其作者本身。

　　這些納粹醫生之所以強調自己的「演員」身份、而不是「作者」身份，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急於洗脫罪行，也因為這個「接龍恐怖故事」的作者如此之分散，似乎——大約除了希特勒——不會有任何作者真的認為自己是作者。所謂「沒有一片雪花會認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

　　從猶太人的正常生活到毒氣室這漫長的道路上，誰會覺得自己有罪呢？登記收集猶太人信息的官僚？撰寫各種反猶文章的編輯記者？將猶太人遣送到「特別居住區」的警察？把他們送上火車的黨衛軍？集中營里的醫生？納粹醫生只不過是把已經送來的人按照「上面的指示」分揀成「立刻送往毒氣室的」和「留下來幹活的」而已。

　　在這個漫長的迫害鏈條中，每個人都不過是在「執行公務」而已。然而，罪責只應由「元首」一人承擔？「元首」就是有三頭六臂，又怎能屠殺幾百上千萬人？

　　

　　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

　　責任的無限分散或許是解釋「普通人何以成為惡魔」的關鍵。所有人都需要負責，意味著幾乎沒有人需要負責。固然，「責任」存在著一個金字塔結構，越往金字塔的底部，每個人承擔的責任越少，但是，「底部普通人」——作為個體——所需負的責任或許很小，但是他們——作為集體——卻是一個邪惡有機體的「手指」。這正是這個「恐怖故事」最令人不安之處——我們竟然可以「不知不覺」成為「惡魔」。

　　如果讓「我」去主動殺害一個無冤無仇的人，「我」不可能做到，但是，如果把「殺一個無冤無仇者」這件事分解成100個步驟，而「我」所負責的那個步驟只是「坐在實驗室里調製一氧化碳」，只要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誘甚至道德感召，「我」完全可能做到。在這裡，每一個個體無需成為「惡魔」，但是「我們」卻可以。

　　這或許極權恐怖機制的「秘密」所在——它無需把每個人改造成惡魔，只需要每個人跨過一個「小小的」道德門檻。「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惡」，一個巨大的乘數效應就可以匯聚成巨大災難。

　　普通人可以僅僅因為「盡責」、沉默、無視而成為邪惡的組成部分，而他必須成為敢於赴死的英雄才能擺脫邪惡的漩渦。當他為邪惡貢獻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責任，但是一百萬個「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殘忍。

　　換言之，在這裡，作惡是一種集體責任，行善卻需要個體的飛躍。 這也是為什麼書中幾乎所有的納粹醫生即使到戰後也無法真正檢討自己的罪行——「我只是0.0001%的惡魔，為什麼要作為100%的惡魔受審」？

　　當然，在這個金字塔型的責任體系中，「元首」和納粹高層的作用最為關鍵。某種意義上，他們為「善均衡」向「惡均衡」的轉換提供了巨大的第一推動力，如果不存在有組織的英勇反抗，剩下的交由慣性即可完成。

　　因此，在「惡均衡」形成的過程中，普通人最大的惡往往不是「積極行動」，而是懶惰。他們只需在一個危險漩渦形成的過程中保持高枕無憂的姿態，就可以以其重量成為這個漩渦的動力之一，而當這個漩渦旋轉得越來越快、即將其吞噬時，想要掙脫它就為時太晚。

　　是的，我們無須轉變成「惡魔」才會造就納粹悲劇，我們只需要在一場浩大的集體催眠中保持一點點睡意。

　　四、粹悲劇的形成只需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惡」

　　如果「桶壞了」是因為「人人都獻出一點惡」，那麼為什麼普通人會在邪惡形成難以逆轉的漩渦之前參與其中？

　　有很多因素促成當時「時代的洪流」。意識形態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納粹主義的話語系統對於納粹醫生合理化惡行起到了很大作用——通過將一個種族主義的故事包裝成一種科學乃至美學，它抽去了邪惡的邪惡性。

　　換言之，戴上納粹主義的有色眼鏡，人們不覺得自己所作所為是在鑄造一隻「壞桶」。事實上，他們覺得自己是在打碎一隻「壞桶」，鑄造一隻全新的、閃亮的「新桶」。

　　Himmler 曾經一再宣布：「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應用生物學而已」。在這個種族主義的話語系統中，雅利安人代表了人類最健康向上、最朝氣蓬勃的力量，而猶太人、吉普賽人以及老弱病殘等等代表了「病毒」和「污染」。

　　通過這個意識形態神話，殺戮被反轉成了拯救，施惡是為了「更大的善」，恰如剪除雜草是為了莊稼更好地成長。書中有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儘管納粹德國最後殺害數百萬猶太人，但在有關猶太人的各種官方文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殺」這個字眼。

　　納粹使用「清除」、「驅逐」、「凈化」乃至「最後方案」等等字眼，但始終繞開「殺」字，或許正是因為他們需要圍繞著「拯救」而非「殺戮」展開其話語。在《革命的不朽性》中，利夫頓曾經指出，集體主義的話語（種族、階級、民族、宗教、國家等等）之所以打動人心，在於它通向「不朽」——個體生命轉瞬即逝，而群體卻生生不息，因此，人們通過依附集體靠近永生、平息對死亡的恐懼。

　　但是，人的大腦並非簡單的容器，別人倒什麼它就裝什麼，何況醫生——他們本應有基本的科學訓練使其抵禦「雅利安人是人類之光」、「猶太人是萬惡之源」的神話。普通人「被欺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希望被欺騙。

　　而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人們「希望被騙」的心情格外強烈。一戰失敗帶來的集體恥辱和怨恨，急於為失敗尋找替罪羊的迫切心情，19世紀德國統一和崛起過程中形成的「國家主義神話」，魏瑪時期混亂帶來的對秩序的渴望，超級通貨膨脹引發對政治強人的期待，19世紀以來的社會進化論話語，都為納粹話語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

　　意識形態本身並不足以支撐極權體系，它需要藉助權力的保駕護航。如果說希特勒上台前納粹的吸引力來自於意識形態和希特勒的「個人魅力」，他上台後，其吸引力則越來越藉助於權力的魔法。

　　在這裡，權力首先是一種誘惑，其次才是一種壓迫。「如果你跟我們走，你可以得到晉陞，得到機會，得到物質回報，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 於是，「真實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變得模糊，並相互循環。

　　即使這個信仰一開始是表演性的，當一個醫生手上沾滿猶太人的鮮血后，他也會因為迫切的「自我合理化」需求而將表演性的信仰轉化為真實的信仰。事實上，他手上的鮮血越多，他就越需要說服自己「種族優劣論」的合理性與「科學性」。

　　於是，我們看到這些納粹醫生們在衛生所里煞有介事的「科研」。他們忙於研究令猶太人絕育的「優生學」，試圖發現讓雅利安人多生雙胞胎的醫學途徑，他們努力發掘不同種族頭顱有什麼不同，同時致力於讓老弱病殘高效死去的「技術改良」，他們甚至試圖發現讓人眼睛變藍的方式……如果沒有納粹主義的種族話語，所有這些「科研」會顯得像是瘋子工程，但是這些納粹醫生需要這一層科學外殼，來給一個赤裸裸的殺戮機器裹上一層「意義」的外衣。

　　權力的誘惑還在於所有躋身其中的人得以分享它的光環。書中許多人都回憶到門格勒「以殘忍為樂趣」的片段——他會僅僅因為一個人皮膚有一個疤痕而將其送往毒氣室，因為他「痴迷乾淨與完美」；他會為了證明某個病人「的確得了肺結核」而槍殺他，從而解剖他「看個究竟」；他隨意切掉囚犯的睾丸以研究人的生育機制；他甚至「在一個猶太節日中舉辦了一場音樂會」，然後在音樂中篩選送往毒氣室的人……在奧斯維辛這個小世界中，他成了掌控生死的上帝。

　　人們如此恐懼他，以至於囚犯們都極力「討好他，幾乎就像是一種引誘」。一個普通時代的普通醫生，何曾有機會享有如此甜蜜如此波瀾壯闊的權力？

　　

　　集中營中的「死亡之牆」舊址

　　當然，不是每個醫生都享受殘忍。在利夫頓重點刻畫的三個醫生中，有拒絕承擔「篩選」工作以保存內心最後一點良知的B，有熱衷於為罪惡體系「再加一把柴」的門格勒，也有在「日常自我」和「奧斯維辛自我」之間疲勞奔波的維爾特……「桶」的好壞不足以解釋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有許多囚徒記得B醫生的一句「早安」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安慰，而他故意通過虛假實驗拯救某些犯人的做法更是令人動容。但是，即使是B——這個「更人性的」納粹醫生——也說：在巨大的奧斯維辛系統裡面，這些差異的意義微乎其微。「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

　　某種意義上，醫生B比門格勒更體現納粹體系的殘忍——一個「壞人」作惡並不稀奇，一個「好人」作惡才成為悲劇。正是因為納粹悲劇的形成並不需要每個人都變成惡魔、只需要「人人都奉獻一點惡」，《納粹醫生》這本書所傳達的，與其說是納粹的危險，不如說是我們每個人自身所蘊藏的危險。

　　歷史上奧斯維辛這樣的恐怖時刻並不多見，但是現實中像「斯坦福實驗」中那樣的「微納粹」時刻卻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訊逼供、強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轉換」之後可以若無其事地作惡？遊行中打砸搶燒，文革中的學生打老師，網路世界的語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體」的遮蔽下中施暴？

　　當一個人「脫下」作為個體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並隱身於集體的庇護，作惡行就變得輕鬆自如。而對於小惡匯聚成大惡，有時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別過頭去」。

　　納粹之惡不僅僅存在於歷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蟬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動。

　　

　　羅伯特·傑伊·利夫頓 著

　　醫療屆（醫療職業）的納粹化——是從絕育走向直接醫學屠殺的一個關鍵，而這是通過意識形態狂熱與系統的恐怖相結合而實現的。柏林大學醫學部的魯道夫·拉姆寫了一本頗有影響的指南，提出每個醫生都不再只是病人的照料者，而要成為「基因的栽培者」，「人民的醫生」和「生物學戰士」。

　　「我們是從生物學角度來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我們把生物學方面的思考引入到[黨的]政策之中。」S醫生他強調這樣的一種信念，即醫生們有必要將理論知識與直接的人類體驗結合起來，唯如此，醫生們才能充當真正的生物學福音傳道者的角色：「每一位醫學從業者，其生物學知識都超過了哲學家或其他領域的學者，因為醫生已經『看見了』生物學。」

　　1948年，姆魯古斯基因大量參與致命的醫學試驗被紐倫堡法庭判處死刑。他作序的這本書寫於一百年前，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威廉·霍芬蘭，此人是德國偉大的現代醫生兼人道主義者之一。在序言中，姆魯古斯基強調霍芬蘭是「生命聖火的祭司」（霍芬蘭的原話），「治療的技藝」是醫生的「神聖使命」。他部分地預見到了自己的未來，於是談到國家社會主義者要打破研究與治療的界線，因為研究工作的結果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納粹醫學理想也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希波克拉底，將自己與希波克拉底誓言聯繫起來。納粹宣稱，醫學已「失去了精神意義」，格哈德·瓦格納認定其主要原因是猶太導師們教學中的「機械導向的精神」。所以，需要「回到較早一代的倫理學和更高的道德狀態……它是站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堅實哲學大地之上」。

　　最後，黨衛隊的全國領袖和納粹警察系統的總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本人也將希波克拉底作為黨衛隊醫生的榜樣。有一套提供給黨衛隊醫生閱讀的小冊子叢書，叢書的標題是《不朽的醫生》。希姆萊為它寫了一篇簡短的序言，談到了「偉大的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說他的一生是「性格與成就的融合」，這「昭示著一種在今天並未衰減的道德和力量，而且仍將決定未來的醫學行為和思想。」

　　這套叢書由格拉維茨編輯，正是獲得了希特勒本人的「授權」而獲得最終的出版許可。一位證人在紐倫堡醫學審判的法庭證詞中提到，納粹欣然接受希波克拉底原則，這是對「世界歷史的一個諷刺性玩笑」。然而，這種極度荒謬卻有其內在邏輯：服務於更大的治療，在此過程中，醫學職業——甚至整個德國，就都有了重鑄感。

　　在某個領域，納粹的確堅持與醫學傳統的明確的切割：納粹一直攻擊對方，稱對方不關心群體，不關心人民，而是誇張的基督教對虛弱個人的憐憫和同情。如同拉姆明確指出的那樣，這種半尼採的立場包括了對基督教博愛或仁慈原則的反對，對基督教教會「誡命關心病不可治之人，給他醫療幫助直至生命結束」的反對。

　　納粹黨的醫學綱要《目標與道路》，從1931年奠定之時起就表達了這樣的立場。一個高級醫療官員亞瑟·古特也鮮明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他宣稱，「 『愛你的鄰人』這種病態的幻想，必須消失……國家最高的職責是保障人口中那些健康和遺傳優良者的生命和生活，以此確保遺傳優良和種族純正的民眾[人民]萬世永存。」

　　他還增加了一種浪漫幻想的原則：「只有終極目標的光芒中，個人的生命才有意義。」如同納粹德國的每個人，這個醫生也期待自己變得「堅強」，接受希特勒所稱的必需的「冰冷邏輯」。

　　納粹政策的基調是轉換，用拉姆的話來說，就是：「每個醫生和所有醫生的態度改變，整個醫學職業的一種精神和心智的再生。」而且，真正的醫生「不僅必須是黨外的黨員，還須在內心深處堅信生物學法則，這種法則構成了其生命的核心。」而且，醫生還要去做「這些法則的傳道者」。S醫生認為納粹醫學已經實現了部分轉換，也就是說，它克服了對「技術性東西」的過分強調，轉變了「只知病不知人」的傾向，「把一直忽視的靈魂問題放到了最顯著位置。」

　　然而，納粹所想要的，不僅僅是身心兼顧的醫學或「整體」醫學，他們所追尋的，具有生物學和醫學神秘主義的性質。比如，姆魯古斯基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序中寫道，「對於我們，今天[德國]人民是神聖的。」

　　關於醫生與人民、或者是「命運共同體」的關係，他補充說「只有在治療的技藝中，才能發現生命的神話。」其他一些論者將第三帝國視為「德國歷史上固有的，並向著那個時刻而奮鬥，這就是，人民成為神的器皿，（傳播真理和光輝）。」在我所描繪的這種願景中，那些醫生—生物學家將自己視為人民這個神秘團體的核心。

　　因此，如同一位納粹醫生所言，必須發展出「醫生群體的整體性，醫生們對人民有著整體的獻身。」對自己的生物學神秘主義來說，這名醫生用了「生物學社會主義」一詞。他堅稱，納粹能夠聯合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因為這二者都「承認生命的自然現象」。

　　所以，「大腦第一次開始明白，在它之上有一些強大的力量，對此它必須承認」；「人變成了……生存王國中的一個工作成員，只有在各種自然力量相互平衡中工作，人的各種權力才能實現。」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種神秘主義，尤其是群體神秘主義，被賦予了一張生物學和醫學的面孔。

　　對猶太醫生的系統迫害與納粹的生物醫學願景是緊密相連的。通過對猶太同事的迫害，德國醫生就能夠把他們自己的「科學種族主義」、反猶主義與在專業上和經濟上除掉這些強大競爭對手的動機融合起來。在解決所謂的「猶太人問題」上，就他們所起的作用而言，這些德國醫生繼承了一種長期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反猶主義。這種反猶主義與一種特殊的德國焦慮有關，認為猶太人不同於德國社會的差異性、不同於德意志種族和國家的差異性是一種威脅。

　　德國醫生被勸阻在其科學論文中引用猶太醫生的著作。如果必須引用，則要求把所引用的猶太人來源的著作單獨地列出來——如同「種族分開」一樣，這樣就以科學文獻分開的方式，保護雅利安醫學不受猶太污染。儘管這一時期絕大多數時候德國面臨醫生短缺的情況，但意識形態的要求壓倒實際的需求。

　　納粹醫學領袖們認為，只有在對醫學行業進行凈化之後，他們才能開始號召這個行業來實現那個生物醫學願景。

　　這本書是一部強力警醒之作，作者不僅是不忘已發生之事，而且提示著一種石碑般的邪惡——一些受訓去進行治療和治癒的人所犯下的邪惡。《紐約圖書評論》稱：「這不僅是目前已有的關於醫學倫理學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而且融入了歷史編纂學，對第三帝國和國家社會主義所犯罪行做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學解說。在我看來，不參考這樣的心理學解說，未來無人能夠深刻地描述那個時代。」劉瑜

　　學者，作家。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七年，在劍橋大學任教三年，目前職供清華大學，作品《民主的細節》《送你一顆子彈》《觀念的水位》等，點擊此處入手簽名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