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四大「紅色公主」今何在？命運遭遇各不同

　　

　　從左至右 李訥，林豆豆，聶力，陶斯亮

　　一

　　

　　陶斯亮

　　我是不願翻閱舊相簿的。那永遠逝去了的過去，有著我太多太多的快樂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願再去觸動它，就像那些陳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捨不得品嘗了。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興奮了，竟將相簿統統抖落出來，在床上攤了個橫七豎八。我打開了其中的一本，紙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黃，裡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氣，那雙清澈透明、無憂無慮的眼睛，似乎總是在憧憬著一個七彩的夢。「難道這是我么？我曾經這麼年輕過么？」我反覆莫名其妙地問著自己。就這樣信手翻著，翻著，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幀照片上，就再也移不開了。

　　這是張極普通的黑白照，由於是陰天，整個照片顯得烏塗塗的。照片上的四個姑娘並排而立，背景是荒涼的深圳羅湖橋頭，時間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著樸素，甚至顯得土裡土氣的，即便是在以樸素為時尚的60年代，像這樣的女孩子，也不會吸引行人投來一瞥的。

　　然而，她們卻使我怦然心動，使我百感交集。一種從久遠往昔被喚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連現實也變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議。是的，是的，我很難將照片中的這四個女孩子與今天相聯繫。

　　她們是誰？她們的過去是怎樣的？如今她們又在哪裡？好，讓我一一來做個介紹吧。

　　最左邊這個，像個土改工作隊女隊員似的，是當時被稱之為「紅色公主」的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再過來的陝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葉群的女兒）；第三位像知識分子的是聶力（聶榮臻的女兒）；頂右邊這個像女子鑽井隊長的便是我。那時候的我們是多麼年輕，多麼健壯，又是多麼的純樸啊！

　　先說聶力吧！她的經歷是很獨特的，她4歲就陪母親坐牢，其後，由於革命戰爭環境的惡劣，她的父母只好將她寄養在老百姓家裡。她就像舊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村娃一樣，在風裡雨里、餓里凍里長大。稍大點又去紗廠當童工，就像夏衍寫的《包身工》那樣，瘦小的身軀負荷著超強度的勞動，倍嘗人世的艱辛，度過了苦難的童年。直到十二、三歲才回到父母的身邊。

　　

　　聶力與父親聶榮臻

　　待我見到她時，她已從蘇聯學成歸來。她畢竟不同於我們這幾個半大不小的中學生，她已經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一頭柔發很適度地燙了邊，小翻領的深色衣裝更是增添了幾分成熟和穩重，白皙的皮膚和紅潤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麼的健康和富有朝氣。她待人親切真誠，性格溫厚開朗，什麼時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風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鬆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歡她。

　　她這年在廣州留園與丁衡高結婚，我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我從未見過這麼隆重又這麼簡單的婚禮。說簡單，是她和丁衡高就那麼平平常常地結了婚，日常的裝束，沒有喜宴也沒有賀禮，唯一體現喜慶的是一張大紅紙，不知哪位老帥在上面寫了首賀詩，內容卻忘了，依稀記得詩里含有丁聶的名字。說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為有一半以上的元帥（還有許多的將軍）參加了這場婚禮。聶力的婚禮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從此後我不羨慕婚紗和喜宴，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擺脫傳統的現代意識，是真正的洒脫！

　　以後我去了上海念書，直到粉碎「四人幫」，再也沒有見過聶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間的境遇。兩年前，有次我與錢老的秘書通電話，她正好在旁，聽說是我，就接過電話聊了會兒，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熱情而誠摯的，依然頗有大姐風度。

　　

　　聶榮臻與夫人張瑞華、女兒聶力

　　前年2月份，我陪媽媽去看聶伯伯，本以為能見到她，卻不想她開會未歸。雖然聶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軍高級將領了（聶力是我軍五個女少將之一，以後晉陞中將）。但仍尊崇著中國傳統孝道，一直陪伴在年邁的父母身邊，儘管只住一間小屋子。聶伯伯雖已90高齡，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著一身綠軍裝，使你感到這是位至死不會脫下軍裝的老軍人。

　　去年元月我陪媽媽去廣州參加陶鑄塑像揭幕式，聶帥曾給媽媽一信，信上寫道：現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鶴而去，故地重遊，恐地倍加傷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麼樸素而又飽蘸著感情的語言啊！這次見聶伯伯，他又感傷地說：「廣東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親），客人（老帥們）也不在了，還去幹什麼呢？！」望著衰老的聶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紅了眼睛。

　　是啊，廣州銘記著父輩們的革命情誼，也保留著我們這一代人的友情啊！聶伯伯請我們吃晚飯，有一道霉乾菜扣肉，好吃極了！我往饅頭裡使勁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臨別時，聶伯伯拉著我這個好吃鬼的手說：「下回請你吃涮羊肉！」

　　聶伯伯啊，但願還有下回，但願下回能見到聶力姐姐！

　　二

　　

　　毛澤東與李訥在一起

　　而我和李訥則同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高我一級。我在校園裡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樸素，總是短髮齊耳，身著藍制服，足蹬黑布鞋。那個時候，騎英國鳳頭車，戴瑞士表是很時髦的事情，然而李訥騎的是國產車（好像是飛鴿牌），戴的是國產表，她總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像我們這些女孩子，總喜歡三兩成群嘰嘰喳喳的。

　　後來，我們相識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時候，我回廣州探家，她也來這裡看望父母。江青見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無憂無慮，就會咧著嘴笑，於是說：「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訥太早熟，太憂鬱，太拘謹，太敏感，因而江青很願意讓我跟李訥一塊玩，於是我和李訥成了朋友。

　　李訥只年長我一歲，那時也不過是初中學生，但是她讀書之多，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刻，見解之獨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則完全不像她那個年齡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將自己減去10歲，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的孤陋寡聞和幼稚淺薄。我經常瞪大眼睛聽她講各種各樣的書里的故事。從她那兒，我第一次知道了《聖經》不僅可以讀，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書。

　　記得有次，她談起《父與子》，說她最喜歡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趕快找來此書讀，方知巴扎洛夫是個虛無主義者，當時我怎麼也弄不明白，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孩子，怎麼會喜歡一個虛無主義者？又記得，有次李訥帶著幾分憂鬱又帶著幾分茫然對我說：「我將來不是成為最好的人，就是成為最壞的人！」這話更是讓我迷迷瞪瞪，在那樣一個清明盛世，當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難道還存在著別的可能嗎！李訥這些話，給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李訥告訴我，父親給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於行而訥於言」的意思。她確是訥於言的，由於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響，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總是提防著人們的指指點點和說三道四。紅牆的阻隔，使她不能與同齡人交往，因而又註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獨的。過分的謹慎和壓抑，久而久之，使她變得愈發孤僻，鬱鬱寡歡，容易緊張甚至怕見生人。表面上，她從不把自己當作父母的小寶貝，相反的，她總是用一種與她不相稱的親昵，稱江青為「小媽媽」，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羅！恐怕還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這種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內心深處還是極需疼愛的。

　　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鬱症，那是由於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懷和疼愛，卻又不能得到滿足而委屈和傷感造成的。有次，我們翻閱畫報，看到一個女郎的特寫，她有著一雙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訥久久凝視，神往地讚歎：「多麼純潔！多麼美麗啊！」不知為什麼，30多年來，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卻了，然而這個細節，這件粉末點大的事兒，卻使難以忘懷，為什麼呢？噢，也許是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窺視到了李訥內心對美的嚮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拚命壓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

　　那個時候我們女孩子，正是不知怎麼「臭美」才好。我是最不會打扮自己的，可有時會一口氣紮上四個蝴蝶結，紅橙黃綠地頂了一腦門。每次李訥見我，總要笑嘻嘻地說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實很難看）。可是她自己，從來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辮子，不允許自己渾身上下有任何一點色彩和美麗。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訥，她帶我去見她父親。毛澤東望望我的花裙子，對李訥說：「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為什麼不也穿花一點呢？」但是李訥始終不肯脫下她的藍制服，一輩子將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這次，李訥指著牆上並列掛著的列寧和毛澤東的像，對我說：「列寧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她對父親的崇拜。但同時又有點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辭彙多了去了，為什麼李訥獨獨選用了這麼個辭彙呢？

　　後來，我們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學，起先還通一段時間的信，她的字寫得熟練娟秀，令我自慚形穢，因為我爸老說我的字像「鬼畫符」，沒人能看懂。至於內容么，則記不清了，無非是些小大人般的問候鼓勵罷了，可惜這些信「文革」中都丟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經開始，我從上海來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訥的小窩拜訪。她的住所與毛澤東的宅院一牆相隔，是座樸素的小院，她只佔用一間屋子。一進門，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書架，奇怪的是這些書架的擺法並不像一般家庭一樣靠牆而立，而是像圖書館藏書室那樣佔據了房間的大半個空間，只是在一個小角落裡放著一張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幾樣簡單的傢俱。什麼沙發，什麼地毯，什麼衣櫃穿衣鏡，什麼裝飾擺設……統統沒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夥，父母不召喚，她不過去吃飯，有時趕不上開飯就啃燒餅泡速食麵。我還是在她那兒，第一次見到速食麵這種新型食品的呢。生活過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點同情。我想到我們家，每當開飯的時候，老老小小圍一大桌子，連阿姨也在一起，有多麼的熱鬧啊！我想到在我們家裡，我可以跟父母撒嬌、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撐了可以躺在沙發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腳丫滿處跑，睡午覺時也不洗腳，找張報紙往床上那麼一墊……啊，我是多麼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訥幸福，幸福得多！「當毛澤東的女兒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別時，李訥送了一隻長毛絨玩具小狗給我，還是外國貨呢！那時這可是稀罕玩藝，我自然是珍愛有加。

　　

　　左起：李訥、陳少敏、林豆豆、葉群

　　我又一次見到李訥是在1966年國慶節的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時。那時她已是《解放軍報》聯絡員了。她依然是熱情的，拉著我的手說：「走，去看看爸爸去！」我們走進休息室，見毛澤東正坐在一張大皮沙發里吸煙，他身穿綠軍裝，頭頂一顆紅星，領展兩面紅旗，十分的威武。我興奮得心嘣嘣跳，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么？」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么，陶鑄的女兒」（他將「鑄」念成「巨」）。頓時我騰雲駕霧，飄飄然不知所以了。

　　後來，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城樓，來到金水橋邊，席地而坐，緩緩地抽著煙，微笑著望著對面廣場上如痴如醉的百萬民眾歡樂的場面。李訥也拉著我隨人流下來了，我倆站在離毛澤東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這一著名的歷史鏡頭。「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們該有多幸福啊！」李訥緊緊挽著我的手臂，興奮地說。在五彩繽紛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發現李訥一反往日的拘謹和憂鬱，她雙目放出我從未見過的光彩，面孔因激動而容光煥發，發自內心的喜悅使她變得美麗起來。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歡呼雀躍，另一方面又暗暗有點驚訝：「女兒對父親也能崇拜到這般地步嗎？不是說親人眼裡無偉人嗎？」

　　我最後一次見李訥，卻是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場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鬥「劉、鄧、陶」，我站在喧囂的人群後面，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母受盡凌辱，卻一點辦法也沒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這時，偏偏在這時，我突然看見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著這一切，儼然是來「視察」的樣子。不是不久前還親熱地叫「陶鑄叔叔」嗎？這一切是怎麼啦？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回去后，淚流滿面地找出了那隻長毛絨小狗，傷心地將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訥的一段友誼，就這麼隨著小狗的落地而中斷了。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卻一直在有意無意地關注著她，我總能斷斷續續、時淺時深地聽到一些關於她的情況。令我有點驚嘆的是，她的命運，正是她悲劇性格的延伸。

　　

　　李訥（右）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劇性的，她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這條既定的人生軌跡。難道她真正飛黃騰達過嗎？尊貴顯赫過嗎？我懷疑，即使有也是稍縱即逝的。不錯，她當過幾天北京市委書記，但很快就下了幹校。接踵而來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親的去世，母親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幾乎從中國消失了，被人遺忘了，直到最近幾年，才又開始傳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結了婚，愛人老王是位離休老幹部，愛好書法和國畫，這倒是與李訥頗相投的。李訥病癒後分配到中辦秘書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裡休息。去年看到一份雜誌上刊出李訥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樸素得讓人無法容忍。

　　李訥並沒有像她當初斷言的那樣，她既沒有成為最好的人，也沒有成為最壞的人，也沒有去當什麼「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個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的人，屬於那種憑工資過日子的人，既要為油鹽柴米房租水電而操心，又要為孩子上學看病坐車而犯難，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樣貯存幾百斤大白菜。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輪車拉回來的。每當毛澤東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樣，排在長長的隊列中，靜靜地等候進紀念堂去見父親一面，然後隨著隊伍出來，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擠公共汽車的人流中……當我聽到這些情況時，不知為什麼，心裡酸酸的。講給友人聽，有的感嘆同情，有的則說：這有什麼！挺好，就應該這樣！不管怎麼說，我仍要為李訥的回歸而慶幸，做一名普通人（實為正常人），難道不是李訥當年所嚮往的嗎？難道不是她那偉大的父親所期望於她的嗎？比起當年的「紅色公主」來，我覺得今天的李訥更值得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