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美中博弈,誰將最終取勝?》之三 北方 統一思想,在這一點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像中國這樣成功。毛澤東當然做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如今的統治者做的也不差。對知識內容的選擇和過濾是中國的傳統,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清朝的文字獄,歷代帝王都對言論和書籍加以取捨和限制。就連功績顯赫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一代雄主乾隆,也曾下令銷毀和篡改了海量珍貴文獻,造成了事實上的文化浩劫,其動機無非是擔心百姓知道了他認為不該知道的東西。當代中國的歷史教科書都遵循著一個聲音,一個邏輯,那就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純粹是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史,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史,列強的目的就是瓜分中國,只是靠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艱苦卓絕的奮鬥中國人才獲得獨立,真正站起來了。教科書從來沒有告訴民眾在中國封建主義末期那個巨大的變革時代西方文明所起的正面作用,沒有告訴他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和技術文明很大部分都來源於那個可恨的西方。這種黑外式的教育極其有效,直到今天仍有至少數千萬毛澤東的擁護者,毛澤東是他們精神世界中唯一的大英雄或者真神。而更多的中國人,即使對毛毀譽參半,但他們對西方人的動機和目的始終持負面看法。他們認為當初中國的落後弱小是殖民主義掠奪和瓜分造成的,如今中國的強大又讓西方人嫉妒和仇恨。所以,他們可以對自己的政府不滿,甚至怨忿某個領袖,飯桌上可以盡情吐槽,中國的政治笑話和各類段子是人類歷史上最豐富、最精彩的,堪稱智慧的結晶,但是當西方勢力介入的時候,愛國主義情懷會猛烈上升,他們會忘掉所有不滿,他們覺得政府再不好也比外敵好。中國有句俗話:「子不嫌母醜」。他們認為認為中華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是別有用心,亡我之心不死。 如今的中國年輕人相對來說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沒有政治眼光的一代。他們大多數沒有反骨,不善於獨立思考,基本不具備反抗社會的基因,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根本不可能出現在他們身上。絕大多數人對歷史基本不了解,不要說反右和文革,就是對六四和趙紫陽也十分陌生。他們多是獨生子女,從小受到了超量的關愛照顧,他們的父母爺爺奶奶從來沒有教給他們什麼是懷疑,什麼是獨立的批判精神。他們當然對現實也有種種不滿,但並不恨政府(事實上政府也在某些領域不斷放權,同時竭力優化司法結構和社會保障體系,讓社會維持應有的公平),如今已經夠開放的了,可以聽西方的流行歌曲,看好萊塢大片,有街舞和NBA,有韓國電視劇和網路遊戲,這就足夠了。他們往往以自我為中心,追求享樂,脆弱且缺少擔當,他們可以對父母凶,卻不會想著如何改造社會。他們最羨慕的是能在北京生活與工作,至少在四環以內有一套不錯的單元房,開蘭博基尼,他們都說自己是「吃貨」,非常希望能吃遍玩兒遍世界各地。他們很多人的夢想是在「中國好聲音」嶄露頭角,或者靠什麼手段一夜之間成為網紅。當然,的確也有一些年輕人會從深的層次思索,他們對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道路有了相當先進的辨識方法,但這種人為數並不多,他們更傾向於出國留學或者移民,把眼前的一切拋開,而不是探尋如何改變它。從這一點說這一代人比毛澤東那一代人退化了不是一點點。那種「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邁恍若天庭之音,虛無縹緲,根本不接地氣。如今的大批年輕人對話語權被剝奪並不憤怒,他們覺得問題並不大,因為他們壓根就對政治乃至國家命運不感興趣。他們還沒有個人利益和尊嚴高於國家這樣一種概念,他們幾乎很難理解自由民主和中國傳統文化其實可以並存甚至更加尊重傳統文化,他們認為一旦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就是聽從西方人的指揮,他們不相信西方人真心為中國人好。與其全盤西化,還不如迎來一位賢明的君主。 直到今天,中國人習慣把幾乎所有中國以外的國家都當作潛在的敵人,從來沒有發自內心把哪個國家當作真正的朋友,更談不上信任。「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是當前大批中國人非常欣賞的一句話,好一個雄性激素噴發。從某個方面說,中國目前和晚清時代有某種相似,面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很多人呈現的是自卑、嫉妒、羨慕、驕傲、狂妄、恐懼甚至仇恨的混雜心理,愚昧而狂妄自大的義和團精神還有很大的市場。孫中山等人孜孜以求的共和理想,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也沒弄明白共和的真實含義,雖然他們的國家也叫共和國。更何況,如今凡是來美國旅遊過的中國人,都感覺美國不過如此,比想象差得很遠。紐約的樓群太老,已經比不上浦東的靚麗。地鐵更可以說寒磣,機場也不怎麼樣。洛杉磯那破舊的高速公路更是讓中國人覺得美國的交通比中國差了整整一個時代,而中國的高速鐵路早就把美國遠遠拋在後面。如果遊客再去China Town走一遭,感覺還不如中國的縣城,那種髒亂差,更讓他們失望。唯一令他們滿意的就是美國之行收穫頗豐,因為奢侈品太便宜了,如果不是海關限制,不是航班的行李限制,他們恨不得把outlets買個底朝天。可以這麼說,從獨立人格的角度來說中國人還需要啟蒙,但這種啟蒙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變得越來越複雜,民主國家自身的重重問題以及對中國擴張的不斷打壓又令中國的民族主義勃發,從而讓思想的進化越來越不可捉摸。 截至目前,中國的統治者還在持續改革,也還在試圖進一步市場化,讓法律和規則在政府可控的範圍內盡量公平,竭力維持和西方的平穩關係,因此也給西方社會帶來了希望。所以有人說:如今這樣談論勝負是冷戰思維,我們應該在交往中謀求共贏。可惜的是中國的統治者從來不這麼想。他們比西方人看得清楚,兩種意識形態是天然的宿敵,普世價值等於民主制度,就是讓集權者交權,交出整個家族的利益,他們從統治者變成被統治者,任人宰割。從齊奧塞斯庫被槍決到東歐昔日的領導人站在被告席上一一被清算,再到絞死薩達姆以及卡扎菲被痛毆而死,這些場景歷歷在目,所以他們壓根就沒有想和你們共贏。如果他們的力量足夠強大,那麼他們的行為將更加強悍。他們如今在南海擴大活動,至少讓美國不得不維持龐大的軍力和軍費,勞師以襲遠,未嘗不是拖垮美國的妙招。大一統思想是永遠是中國君王最神聖的精神動力。他們的戰略很明確: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自由化的有利部分以獲取財富,讓民眾的生活持續改善,滿意度不斷提升,心甘情願地接受其強加給他們的意識形態,同時選擇性反腐,讓權力日益穩固,讓中國強大到有可能決定世界的方向,最終把資本主義埋葬,真正做到君臨天下。當然,他們的目標也許有些遙遠,也許有點兒狂妄,但權貴集團和龐大的黨員群體以及早已固化了的國家機制外加大半個世紀的統治經驗是他們實現目標的現實基礎,事實證明他們乾的還真不錯。官僚集團這個龐大的人群是體制的受益者,控制著國家機器的各個節點,他們全部反對民主,反對給予民眾更多的權力,所以,中國的改革不可能走的太遠。當統治者發現進一步開放將影響到統治的穩固的時候,他們會立即止步不前。 當然,中國的麻煩確實很多,有的問題甚至具有摧毀性,但政府永遠不會垮台,因為政府的餘地和手段要比西方政府多的多。西方政府的手段極其有限,任何決策必須透明公正,寧可政府關門,也不能損害民眾利益。中國相反,政府控制民眾,不需要公平,他們手裡有足夠的牌可打,他們有能力協調,讓老百姓勒緊褲帶共渡難關的辦法層出不窮。當然,百姓的生活水平會下降,但那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媒體則會鼓掌為政府叫好,把由此造成的所有問題歸結於外部勢力對中國的惡意圍堵,從而令多數民眾樂意接受並且感謝政府。即便中國的經濟最後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可能性極小),到了不市場化就完全走不下去的時候,中國政府也不會按照西方的模式來拯救,他們反倒有可能停止改革,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也在所不惜。有人會認為中國經濟已經深深嵌入國際體系,產業結構早已發生變化,前不久人民幣已經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所以不可能走回頭路,否則等於自殺。其實他們低估了統治者維護權力的決心。統治者甚至有可能重評六四和法輪功,就像鄧小平一樣,否定文革但同時中止深入研究探討,但絕對不會放權。權力即生命,他們絕對不能被審判,家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當他們意識到政權開始搖搖欲墜的時候,任何善意的改良或者資本主義模式都會被棄用,中國並不是沒有可能回到老毛的時代,只不過會附帶一些新時代的某些特徵而已。這個政權完全具有這樣的能力:政令一出,舉國肅然。 中國當前的領袖人物具有極強的意志和決心,根據他的思路——顯然有意延長掌權的時間——以及國家的政治生態,完全能夠看出「外爭利益,內爭權力」的戰略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化這一長遠趨勢。「維穩」既適用於國內,同樣適用於國外,中國將以不衝突、不敵對、擴大合作以及哥倆好的姿態對待西方世界,以時間換取巨大的戰略利益,因為時間越久對中國越有利。更何況,「維穩」恰恰是西方政客和主流媒體孜孜以求的。不能不承認,這才是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智慧,這種智慧是建立在有效利用國情以及充分了解國民性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巧妙利用遊戲規則和西方世界的弱點之上。就拿「哥倆好」來說,西方人的概念是共贏與共同發展。而中國的決策者絕不會這麼想,他們內心孜孜以求的是我贏你輸,你衰敗的越快越好。這就是不同的思維差異。如今中國領導人的勇氣和思維強度至少超過前兩任,敢於誅佞臣,斬馬謖,敢於攬權,敢於擔任數不清的組長,決策過程大大簡化,官員的忠誠度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增加,因為不知何時突然以降的「雙規」令他們徹夜膽寒,導致中央政令下行的阻力也越來越小。領袖人物相信,只要卧榻之下無他人酣睡,只要踏實為百姓辦一些實事,只要國家進一步強大,再輔之以輿論管控和強化民族自豪感,局面不但完全可以掌控,甚至可以主動出擊。「大帝」的氣魄已經初顯。中國需要西方,西方更需要中國。如今,中國龍已經結束了蟄伏,開始蠢蠢欲動。已經不是八國聯軍時代了,無論西方國家有多麼先進的武器,他們拿朝鮮的小金都沒辦法,又奈中國何?對此中國的領袖人物有足夠的信心,對前景也有理由樂觀。西方社會倘若想真正保持優勢或者足夠的威懾,起碼先要開一下腦洞,有能力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不容易),讓自己真正強大,並且團結一致(可能性不大),然後再賭一把運氣,寄希望於偶然事件,比如一個面臨整肅卻又極富智慧和勇氣的中國軍事強人殊死一搏,發動政變。中國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突變,但直接動力不會是意識形態,而只能是暗流下的權力鬥爭。或者,領袖人物暴病而亡,而繼任者是一個比較開明類似於蔣經國的人物。中國終究是人治社會,任何拐點都需要個體來實現。遺憾的是蔣經國自幼受到共和憲政的強烈影響,相對較少私慾,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獻身精神,而如今的中國官員凡六十五歲以下者,生來受的就是共產主義式教育,先天缺乏民主基因,他們的升遷之路就是逐步與民眾割裂的過程,更何況經濟發展和國力強大讓他們有了充分的自信,所以,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內,兩個制度的博弈必將在更加廣闊的發展道路上多層次展開,尼克松的目標雖然不能說漸行漸遠,至少短期內還難分出誰是真正的贏家。 八年前,奧巴馬的口號是改變,現在看來這位老兄有點兒吹牛,因為美國整體的變化並不大。如今的特朗普雖然沒有重複這個口號,但他面臨的歷史任務顯然還是改變。民眾在期待,美國在期待,這個心直口快、果斷強悍、感性似乎多於理性、相信直感而厭倦細緻的分析、有著牛仔風格、勇氣遠遠大於前幾任的另類總統,他將怎麼對待媒體和大批政客七嘴八舌的責難?他能想出何種妙計,從而改變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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