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秦嶺野老 於 2016-12-12 01:15 編輯
(原創) 《美中博弈,誰將最終取勝?》之二 北方 美中恢復邦交,最為高興的當屬美國商人,誰都能看出中國這個無比巨大市場所蘊含的商機。他們紛至沓來,中方沒有資金美方出,沒有技術美方給,不會管理美國派人或者教中方管理,而且,美國人的資本輸出不含任何意識形態的附加值。極個別有這類傾向的,必定先進行自我約束和凈化,比如微軟。不願意凈化的只有退出,比如谷歌。美國的商人才不管你什麼意識形態,什麼普世價值,賺錢就行。中國人以逸待勞,短期內獲得了初級啟動的巨大能量,科技層別大幅度提升,廣大民眾的生活獲得明顯改善。可以說,鄧小平是中國近代最現實、治國最有效的卓越領導人,他的改革開放推動了這隻沉重古老且銹跡斑斑的巨輪。雖然有人說他的老死不放權和太上皇的角色是文明道路上的羈絆,他的改革開放只是六四開槍之後巨大愧疚的一個心靈補償,是隱形贖罪,但無論怎樣,他是唯一一個能夠做出跨時代意義的改革開放決策的中共領導人,中國崛起的速度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上都是前所未有,其令民眾迅速脫貧的功績絕對不可抹殺。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重要性甚至超過毛澤東49年建立共產黨新中國,從而使鄧小平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偉大的領袖人物(毋庸置疑,即使毛的功過倒三七開,毛仍是中國歷史上極其偉大的人物,只是這種偉大按照西方的說法沒有推動文明前進,屬暴君範疇)。 此後,為了公平和長遠發展,西方世界一致以正面的姿態歡迎中國加入WTO。雖然談判過程相當艱辛,雖然西方人知道中國人並非樂意滿足WTO設定的門檻,但西方人認為只要中國參與進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定會逐步接受所有規則和條款,其堅硬的制度軀殼一定會鬆動。這又是西方人的天真,中國從來就不是契約社會。在君王的概念里,任何一項不利於統治的規定都可以不遵守。在中國歷史上協議從來不具有嚴肅性,從加入WTO那一天起他們就打定主意鑽空子,對我有利的我遵守,無利的就不遵守,能拖則拖。若是你訴諸法律,費時費力費錢,讓你知難而退,反正你們需要和我們做生意,不會撕破臉皮。所以,可以開放的才放,不可以開放的中國政府永遠不會放。比如金融主體(專制國家永遠不會把金融交給國內外的金融家控制),比如基礎能源,比如支柱型的國企,比如文化產業等等。中國加入WTO已經十五年了,就在最近,美國國會裡的中國委員會(CECC)兩位主席(眾議員史密斯和參議員盧比奧)均表示:時至今日,中國未能履行當初加入世貿的多項承諾,包括重要的司法改革。 中國政府的做法明顯不那麼道德,甚至有些詭詐,但他們認為對國家有利,對老百姓有利就沒有關係,因為西方世界不幹凈的事情也很多,在世界博弈的格局中,道德只是裝潢門面的。當年美國為了貼近中國便不顧盟友台灣民眾的感受突然和台灣斷交,連提前通知都沒有,導致很多台灣人認為是背信棄義,美國的做法很小人,不再值得信任。再比如伊拉克,借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發動一場國際戰爭,虛擲了多少納稅人的錢財以及阿拉伯人和美國人的生命,到頭來竟然是情報錯誤。西方政要自以為了解中國,其實他們對中國文化和國民性知之甚淺。誠實守信從來不是中國君王的選擇,在中國帝王統治史中最為常用的只有權術和詭詐。雖然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是修身,希望每個人成為有道德的謙謙君子,但這只是帝王要求廣大百姓的,帝王自己從來不會遵守。若要奪得江山並維持皇權統治,可取的只有詭詐和暴力,而不是讓自己成為一個誠信的君子。在中國有一句俗話:「君子不與小人斗」。這是君子的無奈,因為小人沒有道德標準,不講規矩,你和小人無法打交道,硬打交道只會輸。君子在中國文化中只有精神意義,在現實歷史中君子一律不成功,幾乎都不得善終。就連儒家的創始人並被尊為聖人的孔子,也是一生鬱郁不得志,失敗於朝堂。在中國還有一句話:「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都說明君子之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手段,是結果,中國的統治者很自然且熟練地延續了這一傳統。 中國人的戰略十分有效,你說你的,我做我的,無論美國政府或者國會指責中國什麼,中國都會充耳不聞,這讓西方人進退失據,左右為難,一次次熱情的期待化為一次次的失望。多年來,正是在這種拉鋸戰中,美國從公平交易中取得了利益,而中國從非公平的交易中取得了利益,這兩類利益當然不對等。但這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中國的體制。專制體制的優越性在於財富的積累、分配和使用與西方不同,這導致中國政府最終獲得的財富要比美國大的多,而且使用起來隨心所欲。 西方國家的商業利益流動在民間,政府支配力有限。你說你有理,他說他有理,政客整天在國會吵個不休,動不動把總統的想法否決掉。棘手的問題題常常久拖不決,絲毫沒有效率,到最後只好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人未必是正確的。一些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剛開始都有一種非常欣喜的感覺:「哇噻,如今真正是個人了!」因為無論從聯邦到州,或者到市,不大的事兒都要公投。不要說這官那長,就連法官、財務長、水區學區主任經理等等都要選舉,選舉信息不厭其煩地郵寄到家裡,還要註明有各種語言服務,千方百計請求你去投票,讓咱真正體驗了一把公民的尊貴。然而時間久了又很煩,因為吵來吵去,不大的事兒也決定不了,一個正確的提案十年八年還在襁褓中,而腦殘的提案有的時候卻很輕易通過了。一個醫保問題吵了多年,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資源,至今仍有大批人痛恨它,特朗普更是要將它除掉。為了調查一起發生在加州的死亡多人的恐怖活動,司法部居然不得不和蘋果公司對簿公堂,因為蘋果公司死活不透露恐怖分子的手機信息。美國之音算是極其罕見的政府行為,多少年來向世界推廣普世價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因資金問題一度差一點兒關閉其華語廣播。 但中國不同,政府決定利益分配的方式。在中國歷史上,商鞅、秦始皇、曹操和漢武帝這些人都是以最偉大的人物來歌頌的。雖然這些人都是集權的典型,崇尚暴力,他們通過最為沉重的賦稅掠奪了大部分經濟利益且不容置喙,但確實都令國家在短時間內迅速強大起來。前幾年大陸有人調查過,說一個兩毛五分錢的饅頭就含著五十多種費稅。不知道種調查是不是可靠,但如今中國的賦稅無疑是很重的,其財政決策過程也從來就沒有透明過,可以說在中國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承擔的研究任務只是在政府劃定的框架之內哪種經濟政策對國家快速發展有利、如何維持社會穩定以及對沉重的賦稅制度進行辯護。政府採取的一切經濟手段都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政府永賺不賠拿大頭。近年的醫療、教育和養老金改革都有類似因子。再比如房地產開發,政府一夜之間可以讓全民財產變為黨產,政府以最小的支出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這些財富任由政府支配且沒有任何人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向來起不了實質性作用。政府的財富往往是以國企的存在來體現的,國企的老闆都是政府任命的官員,政府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其實大型私企也同樣,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更不要說那些明私暗國的企業)。市場越大越被商人看重,這一點中國比小國家幸運很多。短短几十年,中國在西方資本的有效支持下飛速發展,而這種發展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政府,因為誰都知道GDP的增長和國民收入的增長不成正比。所以,中國政府所能夠掌控和運作的財富多的西方人不可以想象,這才讓他們有了底氣,有了向美國經濟文化領域全方位重磅出擊的條件,也有了在南海亮擴大動作亮亮肌肉的資本。 在香港,中國通過讓利已經成功地收購了大批上層官員和生意人,使他們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可以隨時依照中央政府的調門發聲。在台灣,膽大包天的蔡英文上台以後由於沒有明確接受九二共識,旅遊業立即一片蕭條,大陸團銳減,引來旅遊業者一片叫罵。此後,幾個國民黨控制的縣市官員主動前往大陸示好,表示接受九二共識,這幾個縣市的大陸遊客立刻多了起來。就在最近,大陸要員明確表示:「絕不允許一面在大陸賺銀子,一面搞台獨。」台灣的幾位頂級企業大佬急忙宣布與蔡英文的政府徹底脫鉤。再比如,近年來韓國的娛樂業主要靠的是中國龐大的市場,但由於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引起中國強烈不滿,韓國最頂級的四家文化娛樂企業在華業務立刻遇到麻煩,很多項目中止或擱置,已拍攝完成的影視劇難以播出,有的藝人遭封殺(雖然並未見到官方文件,但口頭傳達上面的精神就足夠了),令韓國的娛樂股暴跌,市值大量蒸發。這一切,都源於中國政府一手操控。當然,中國娛樂業的損失也無可避免,但他們早就習慣了這種生存模式。 很多西方人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民主制度的優勢永遠存在,中國眼下如同一隻的恐龍,看似龐大,實際上已經步履蹣跚,離滅絕已經為期不遠了。中國的麻煩要遠遠多於西方,就連中國統治者自己也意識到改革開放已經遇到了瓶頸,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導致問題成堆,體制的痼疾更是讓建立一個清正廉潔的政治結構成為空想。如果制度上不做本根性改變,肯定沒有出路,只能越來越糟。如今的中國,農民不滿,城市人口也不滿,就連從改革開放中獲益最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也同樣不滿,從上到下瀰漫著一種深深的怨氣,就像京津地區的霧霾。有錢的想著投資移民,錢不多的,也想著生個美國寶寶。西方的一些人甚至根據武裝奪權、暴力守權、高度集權、權利濫用,最終導致民眾爆發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生命周期律,得出中國已經到了變色前夜的結論。因為這個體制已經嚴重崩壞,雖然表面穩定,但高壓根本無法持久,如同火山口,隨時都可能爆發。共產黨人的任何努力都是苟延殘喘,無助於大廈將傾。 實際上,中國根本不會爆發大規模爆亂,因為根本沒有爆發的主體。雖然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國人暴動,城市居民將帝王趕走。也出現過農民起義領袖一度佔領了都城,而領導近代民主革命的國民黨也是在武漢首先起義,但時代不同了,如今完全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無論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還是民主革命的城市開花,都已經不靈了。誠然,大批中國人包括共產黨員早就不信共產主義那一套了,共產主義理論和如今的私有化進程已經完全鉚接不上,人民共和國也幾乎沒有「人民」的實質意義,但是他們不相信共產主義並不意味著就相信資本主義。他們中的很多人會欣賞自由平等理念,但讓他們完全接受西方的制度還缺乏足夠的鋪墊。他們傾向於認可政府的說法:如果全盤引入西方的制度中國必將陷入動亂和分裂,國將不國,這讓他們感覺不可捉摸甚至比較可怕。在中國有一句很多人都熟悉的話:「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只要有一口飯就不會造反。」這句話至今十分有效。餓死人的情況如今已經基本上絕跡了,不要說富裕的大中城市,就是小城市乃至鄉村,多數人的日子也都還過得去,而且還有不斷改善的空間。更何況,新的領袖人物非常明白得民心的重要,他正在竭盡一切可能照顧民眾利益,不斷出台一些惠民措施以紓解百姓的怨忿,所以老百姓和政府的想法一致,還是穩定的好。中國人和東歐民眾不同,中國人的承受力比西方人想象的要大得多,他們的憤怒大多不會轉化為激烈的行動,而是轉化為對政治的淡漠以及對養生和烹飪的極大熱情。如今的城裡人整天想的是如何獲得更好的私人住宅並有一個私家車位,同時再擁有幾個LV提包。 有人說,不管怎麼樣,中國眼下確實面臨著意識形態的巨大窘境,西方民主對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影響深遠。民智已開,大批年輕人嚮往西方世界,欣賞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知道沒有監督和司法獨立就不可能真正消除腐敗,知道政府不是不可以批評,知道選票才能真正體現出個人的價值,他們對枯燥和概念化的黨性說教越來越反感。遺憾的是自六四以後,充滿血性並以天下為己任的青年知識階層已經基本不存在了。巨大的沮喪早就把強烈的民主理想化為炭渣,雖然還殘存著些許光亮,卻早就沒了火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生命動力早就被追求安逸的世俗生活所代替,人們普遍缺乏勇氣,也缺少參與政治的興趣。當然,有劉曉波,有維權律師,有老的《炎黃春秋》一批人,但他們社會基礎很不廣泛,當局有足夠能力屏蔽他們的見解,將他們與大批憤怒的網民和激進的青年人割裂開來,他們的聲音和影響都太微弱了。政府的統治技巧已經高度成熟,「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是毛澤東留下的最珍貴、最有效的遺產。軍隊、國安、武警、公安和黨的各級組織將整個社會乃至網路打造成一個鐵桶,一個名曰天網工程的項目讓每個鄉鎮街道都安裝了攝像頭,盡量不留死角,任何涉及制度的群體行為都會被立即發現並阻止,網路管控更是變本加厲,「過濾」的範圍和能力越來越大,網民幾乎沒有可能對統治造成實質性影響。至於烏坎那樣的群體事件,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辦法,以錢和暴力的兩手最終完全可以使之偃旗息鼓。更何況,萬一出現極端情況,軍隊介入是必然選擇,而城裡人絲毫沒有挺身而出和農民站在一起的願望,因為農民利益和他們完全無關。民眾基本上是一盤散沙,根本沒有迎接彈雨的思想準備,這就是現實,是目前的國民性。而這種國民性是歷史慣性、共產黨對歷史文化的有效處理以及信息過濾形成的綜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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