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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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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國際關係中非常重要的一對關係,中美關係的好壞將影響到亞太乃至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中美兩國合作好了,可以成為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衝突和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2015年9月他在訪問美國西雅圖時明確強調「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雖然他加上了「之一」二字,但從2012年以來他的公開講話來看,只在四個地方提及了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其中兩次是針對印度和南非,它們都是金磚成員,並且習近平主席的表述是中國與它們互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並非從世界範圍來評價。世界性的「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只講到兩組,除了中美關係這組之外,就是中俄關係。「中俄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強調中俄關係,其實也是對中美俄大戰略三角關係的一種強調。所以說,中美關係在中國領導人心中也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為了處理好新形勢下我們與發達國家的關係,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中美元首第一場會晤后,雙方表示共同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但從美國後續的表現看,其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態度比較謹慎或保守。一種說法是美方擔心在新型大國關係上陷入中方的「概念陷阱」。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中美兩國發表了包含「相互尊重對方核心利益」表述的聯合聲明,隨後時任國務委員戴秉國發表了一篇界定中國核心利益的文章,並據此要求美方停止對台軍售、停止會見達賴,而這些在美國看來是不能接受並且不在中國核心利益之內的。美方由此認識到把尊重對方核心利益寫入聯合聲明是一個錯誤,並對後來中方首先提出的包含「相互尊重」等內容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持審慎乃至警惕的態度。最能直觀展示中美關於這個概念存在「溫差」的,莫過於2015年9月習近平訪問美國之後,中方將中美對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再確認列為49項成果的第1項,而美國公布的成果清單對此隻字不提。

  可以用權力框架來理解真實的中美關係。國家間權力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來自公共產品投入產生的權力。例如為別國主持公道、提供第三方裁決、開展國際援助等公益產品,或者武力威脅等公害產品,都可以通過利誘或威脅而產生權力。這些權力都屬於硬權力。另一類是其他國家對強國作出關係專用性投資而產生的權力,例如大量持有該國貨幣計價資產、廣泛學習和使用該國語言等等。這種由其他國家主動投入關係專用性投資而產生的權力,屬於軟權力。

  硬權力治下的和平可分為兩個類型,分別是主要藉由提供公益產品而實現的硬權力治下的和平,以及主要藉由提供公害產品而實現的硬權力治下的和平。實際上,一些重要的公共產品往往是公益屬性與公害屬性並存的,而硬權力治下的和平中也往往同時摻雜供應著公益和公害兩類產品,單純的公害或公益產品維持下的和平反倒是少見的特例。硬權力治下的和平也是一種較高成本的和平,中央王朝或大國必須不斷提供公益或公害產品,一旦這些產品不能滿足小國的需求或不足以震懾小國,就可能面臨小國的脫離、背叛甚至倒戈。比較而言,軟權力治下的和平是一種成本相對較低的和平,由於小國通過充足的關係專用性投資確保了對大國的信任或忠誠,即便大國也要提供一部分公共產品,但不必擔心規模上的一時波動會影響權力關係。需要進行大量非生產性投入才能維繫的和平是一種積極(投入下的)和平,不需要進行這些投入就可以實現的和平是一種消極和平。消極和平之下,更多的資源可以用到生產性用途之上,因而也是更具生產性的和平。這樣的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需要呈現出軟硬權力合理搭配的特徵。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20多年的時間裡,中美大致維持了美國提供公共產品、中國對美開展關係專用性投資的雙向保證結構,兩國關係相對穩定。從2006年前後起,美國對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開始較大範圍和程度地減少。2009年以來,中國持有的美元計價外匯儲備資產(對美國具有強關係專用性的投資)規模明顯縮小,一些人士也開始檢討是否有必要繼續在英語上向美國支付巨額的語言鑄幣稅。顯然中國不願承擔兩國關係劣化帶來的風險,希望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形式增信釋疑,這為雙方增加針對彼此的關係專用性投資提供了契機。但是,從經濟對話成果衡量的實際投入情況看,自2011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有效投入在絕對量上停滯不前,在相對量上顯著下降。中國的投入並未得到積極的回應,沒有形成雙方在量和質上不斷強化關係專用性投資的正反饋,這讓中國未來的投入也不具備可持續性。

  用這個權力分析框架來看待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可以看到,關鍵不在於中國增加對國際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而在於美國應當增加對中國的關係專用性投資,使雙方對彼此的關係專用性投資更加均衡,在此基礎上,雙方共同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2013年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經過三年的實施,這項倡議已經發展成為連接中國、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美國重要盟友的重要國際合作項目或機制。作為一項開放的倡議,「一帶一路」的迅速推進,實際上也營造了一種具備緊迫性的壓力,敦促美國儘快做出提升對華關係專用性投資的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帶一路」並非旨在打造所謂平行國際秩序的計劃。但從客觀後果看,「一帶一路」具備「兩手對兩手」的含義與可能性,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權力結構正在形成之中。這個權力結構是與現有美國為中心的權力結構相互嵌入、融合,還是相互排斥、對抗,取決於中美未來的互動,特別是美國能否做出增加對華關係專用性投資的重大戰略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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