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時代」的中美新局

　　周浩：美國在經濟上強勢可能帶來外交上相對弱勢，美國可能給予中國在亞太更大的主動權，以為經濟發展蓄勢。

　　

　　特朗普強勢當選美國總統，給全市場留下了一個費解的難題：到底這位特立獨行的美國白人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變化，而未來世界格局中，中美兩大經濟體又將會以怎樣的方式來進行互動。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能通過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的講話，部分了解未來美國政策的走向。比如說，特朗普反對TPP，認為目前的全球化策略並沒有能夠解決美國企業的困境，並表示要對中國商品徵收45%的關稅，同時要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造「長城」來防止非法移民。特朗普也反對美國目前的世界警察角色，認為這給美國普通家庭帶來了負擔和悲痛，這意味著美國在全球戰略布局中將更多採取收縮策略。此外，特朗普認為美國的能源政策和醫療保險制度是個災難，認為政府插手太多，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從這些細節中，市場給予了特朗普當選不同的解讀。從外部來看，特朗普的政策似乎更加接近於二戰之前的「孤立主義」，但伴隨著美國的自身發展和納粹勢力的崛起，美國最終放棄「孤立主義」，並逐步成為超級霸權。而從本輪金融危機開始，美國自身的力量被削弱，同時其主導的金融體系也開始被質疑，這也是特朗普政府最為重要的時代背景之一。

　　儘管美國經濟在「量化寬鬆」的推動下相對復甦較快，但從普通民眾來說，似乎並沒有從中受益很多。這導致了對全球化的質疑，理論上來說，美國的人工成本太高，應該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上游」角色，提供服務但將基礎生產外包給發展中國家，這樣可以帶來全球性的效率提高。但在現實中，包括美國在內，很多國家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和產業空心化，高端產業的聚集效應也導致了強者恆強的馬太效應。而對於大多數民眾來說，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比在電視上天天鼓吹全球化重要得多。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特朗普提出的讓製造業重回美國以及美國成為能源凈出口國的政策，代表了這樣的一種思潮。因此，這樣的一種看似反全球化的「孤立主義」政策，實際上是對中下層民眾積累的怨懟的一種反饋。

　　為了重振製造業，特朗普最重要的經濟改革策略就是「小政府」，他表示將採取里根總統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並提出要廢除給企業帶來沉重負擔的奧巴馬醫改法案。對於中小企業來說，稅負和保險支出是影響其生產的重要成本，通過降低成本提高美國企業的積極性，特朗普意在創造更多的穩定就業崗位。

　　從時代背景上來看，里根在1981年接任美國總統，當時美國經濟陷入蕭條，蘇聯的日益崛起，也讓很多人開始懷疑自由主義經濟能否指引美國的前進道路。這樣的狀況與特朗普崛起的國際形勢有類似之處。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與里根有些許相似之處，比如說里根曾經在好萊塢闖蕩，是一個半紅不紫的演員，最終登上美國總統之位頗有戲劇性，但最終里根給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影響之大，遠超過很多科班出身的政治家。

　　里根當年的減稅計劃，其根本目標是通過提升企業的活力來改善經濟，里根認為企業而不是政府為普通民眾創造工作機會，因此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因此政府需要通過減輕企業的負擔來減少對經濟的干預。

　　這樣的一套想法固然是有道理的，但特朗普的這套自由經濟體系仍將面臨考驗，其中的難題之一就是如何從「世界工廠」中國手中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增加關稅、指控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是可能的舉措，但問題是中國市場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梯度，美國希望獲得產品競爭力，必須要對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投入，並重建很多已經消失的基礎產業。其中的難度可想而知，因為短期之內難以看到實際收益，政府難以通過鼓勵私人部門實現這些投資，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政府通過政府主導的方式來提高製造業的競爭力，這又不完全符合其「小政府」的經濟主張。美國長期存在經常項目逆差，如果既減稅，又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美國的債務問題則又會浮出水面。所以，這樣的一套仍然自相矛盾的體系，需要進一步的梳理。但無論如何，在經濟議題上，美國更傾向於把中國看作是對手，而非是可以互相配合的夥伴。

　　美國在經濟上的強勢卻可能帶來外交上的相對弱勢——美國可能給予中國在亞太地區更大的主動權，以為經濟發展蓄勢。說到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保證自身的經濟增長，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必須是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