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轉大清王朝的小胥吏

　　李曉巧 文史天地

　　清代的吏治恰如由天堂和地獄組合而成的一份套餐，既給有清一代的吏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造成了諸多的弊端，但清廷不得不承受這雙重的效果。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痛並快樂著」！

　　「中華帝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個很小的官員編製，來統治如此眾多的人口。」（《劍橋中國晚清史》）清朝在編官員名額很少，但是幅員遼闊，要維持龐大的國家機器運轉，從地方到中央，在各級衙門裡衍生出一個巨大的輔助處理日常事務階層，這就是「吏」。「吏」在古代本指替天子管理臣民、處理政務的人，即「官」，如封疆大吏；但是漢代以後「吏」逐漸專指小吏和差役，即沒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員，一般有書吏、吏員、胥吏之稱。

　　清代內外各官署的吏員均稱書吏，系僱員性質，承辦例行公事（上海辭書出版社：《中國近代史詞典》）。清代的書吏，一般分為京吏和外吏。在各中央機構辦事的稱作京吏，在地方政府辦事的稱為外吏。京吏和外吏牢牢把持著清代的具體行政事務，對有清吏治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個群體對清朝行政事務做出了貢獻，但弊端也是相當大的。

　　一、外吏常常左右清代地方政務

　　清代的慣例，州縣官到地方赴任時要帶兩種人，一是僕人，二是幕僚，這兩種人是「自己人」。但在當地衙門裡已經有了從事外勤的衙役以及書吏班子，他們幾乎都是本地人，在地方有根基，很多還是世代從事胥吏事務的。書吏處理衙門內部的日常文書工作，並且熟悉公文檔案和專門事務。儘管許多州縣官想藉助「自己人」來牽制、平衡衙門裡當地的書吏，但是，往往事與願違。州縣官要辦理好地方公事，少不了這些業務精通、熟悉地方事務的書吏，於是，州縣官不得不遷就這些書吏，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乾隆年間的學者洪亮吉曾說過，當時一個縣，一般來說有包括書吏和衙役在內的胥吏為200—1000名，人數根據該縣的大小而浮動。同治、光緒年間，名臣游百川估計，從全國範圍來看，大縣有胥吏兩三千名，小縣至少有三四百名，假如折中一下每縣計1000名胥吏，按照清朝當時「凡府、廳、州、縣一千七百有奇」（《清史稿·卷五十四》）來算，則全國地方胥吏人數當在170萬以上。這170多萬胥吏都在官員編製之外，國家不發薪水。

　　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約定俗成地形成慣例，「衙門的書吏和差役都靠陋規維持生活，地方長官則靠他取得的當地稅收，一方面維持行政開支，一方面上繳攤派的稅收定額」（《劍橋中國晚清史》）。可以說，魚有魚路，蝦走蝦路。

　　那麼，地方吏員如何攫取「灰色收入」呢？

　　一是收受賄賂，書吏在徵稅過程中上下其手。晚清官員胡林翼在文牘中指出，一些有足夠權勢能把衙役拒之門外的所謂「大戶」通常能免繳浮收，因為這本身就不在正規賦稅之內，而且，他們還會抓住衙門的把柄免繳正規的賦稅，但是，平民百姓卻「個人永遠鬥不過組織」，乖乖地繳納正規的賦稅以及浮收，然而，也有一些小地主腦袋靈活，通過尋求地方紳士的庇護，或者乾脆就是賄賂州縣胥吏來換取較輕的稅額，把繁重的稅額轉移到老實巴交的小戶身上。

　　

　　▲正在審理案件的官員及書吏等人

　　為了能按時限徵收到小戶的稅額，胥吏們經常折磨、拷打小戶，逼其儘快繳納賦稅，這使得有些人不堪重負，棄地外逃，或者乾脆聚眾抗稅，這在清代屢見不鮮。

　　「縣以下的事務，仍然是不學無術的吏役為了攫取權勢而與地方的名門大族不是勾結就是傾軋。」（《劍橋中國晚清史》）地方吏員無論是勾結還是打擊地方名門大族，或者是欺上瞞下，目的就是鞏固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勢，從而把持地方事務，得到更多的灰色收入。

　　二是變相搜刮。據晚清的《點石齋畫報》記載：有個生員彭某，學業平平，但是想發財的心很迫切，曾經很直白地說：「吾輩一窮徹骨，實為詩書所負，苟一朝大權在握，必使人瘦我肥，方見大丈夫本領！」在此「雄心壯志」的推動下，他多方活動，弄了個菱湖北柵卡的稅吏當了起來。他果不食言，一到任就「創立卡規，多方勒索，不十年，腰囊頗裕，居然圖作富家翁矣。」——這就是當時稅吏的生動形象。

　　《點石齋畫報》還曾論述：「天下無不愛民之官長，而無不擾民之胥吏……擾之任何？曰：假公濟私也。」——「天下無不愛民之官長」或為當時媒體的溢美之詞，然而，指出「無不擾民之胥吏」，確為當時普遍狀況。地方胥吏的多數甚而可以說幾乎全部經濟來源都是通過搜刮而來的，在稅收中弄虛作假是胥吏們的慣常手段。

　　三是魚肉百姓。《點石齋畫報》有報道明確記載了福建泉州、漳州兩府的地丁錢糧的「包征」、「包解」的狀況。當一個新的州縣官一到任，識相的衙門戶房書吏就會把紅包呈送給州縣官，「名曰點規，點規之多寡，則視錢糧之多寡以為衡」。可見，當時所謂「愛民」的官長，也會按不成文的規矩收「點規」的。州縣官收了錢，徵收地丁錢糧事務當然完全交給戶房書吏經辦了，「由是，戶書任意訂定銀價，派差下鄉坐收，騷擾情形不堪言狀」。所以，即使有百姓不服氣，向當地的州縣官舉報，也是毫無作用。

　　據說，當時的安溪同安收糧的胥吏下鄉徵收賦稅銀兩時，浩浩蕩蕩，帶領的衙役有二三十個人之多，他們一到鄉間，就選擇條件好的富戶作為公館，「日用飲食皆有鄉老輪流供應」，好吃好喝，自不待言。更惡劣的是，這一夥胥吏還要百姓家新娶的媳婦來服侍，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自家的小媳婦「左右獻茶侑酒，任其調笑」。否則的話，征糧的胥吏就認為主人怠慢自己，一定會雞蛋裡挑骨頭，想方設法找茬，「多方纏擾，民不堪命」。清代州縣胥吏的作威作福，實在是讓今人不敢想象。毫無疑問，這些地方政府的惡政陋習，以及胥吏的胡作非為成為清朝「這一世紀（19世紀）中期叛亂的主要原因」（《劍橋中國晚清史》）。

　　晚清學者型官員馮桂芬認為，地方衙門胥吏在浮收徵收、漕糧征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甚至他斷定胥吏在漕糧中貪污的金額「數十倍於州縣官員，三倍至五倍於地方紳士」（《劍橋中國晚清史》）。

　　二、清代京城各部的書吏

　　清時的北京作為政府統治中樞，官多吏也多，「在北京的幾百個官署里，數以千計的書吏將幾十萬件文件謄錄和歸檔」（《劍橋中國晚清史》）。　　

　　晚清京官何德剛在掌管吏部司務廳時遇到了件事：當時「廣西提督馮子材以吏部寫信索賄奏參，密旨令吏部堂官拿辦」。這個敢於寫信向邊疆重臣索賄的部吏叫「沈錫晉」。何德剛作為吏部主管書吏的官員在接受去抓捕該部吏的命令時，起初也是磨磨蹭蹭的，當其不得不帶人去部吏所在的「炭兒衚衕」，並請坊官協助抓捕時，頗具意味的是「告以來歷，坊官極力推託」。

　　何德剛說這是皇帝交辦的差事，坊官這才不敢推託，卻裝聾作啞，回答說：「炭兒衚衕確有兩個姓沈者，但未知哪一個是部吏？」這讓吏部官員很生氣，硬是又拿出「此欽犯也」的名頭來嚇唬坊官，坊官這才不得不去協助抓獲了部吏沈錫晉。其後的過程很順利。可見，炭兒衚衕的坊官是個聰明人，對於他的轄區了如指掌，也知道部吏沈錫晉家，只是不到萬不得已不願得罪部吏罷了。

　　可見，不只是吏部有公然索賄的部吏，戶部也有，順理成章，其他的中央部門也不會沒有。可以說，部吏索賄幾乎就是當時公開的秘密。

　　那麼，京城部吏是如何索賄的？

　　一是靠寫信。「從前部費名目喧傳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絕大，竟可顛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參半者。部吏以寫信撞騙為生涯，事誠有之」（《春明夢錄》）——當年沒有現在發達的通訊工具，前文述及的吏部部吏沈錫晉就是以「寫信」這一傳統方式來敲詐地方高官馮子材將軍的，據何德剛的描述，對於在京京官，部吏們也是敢於寫信索賄的。

　　二是故意拖拉公務。不花錢，部吏也不是不給辦事，就是不敢保重正確率和時效性，您就慢慢等著吧！但是，官場上沒有獃子，「外官情急，補缺遂有按缺分花錢之舉，多有至數百金者。一花錢便不錯，不錯則核准便速，此所以顯其神通也」。火到豬頭爛，補缺已經花了大錢，還能再心疼幾個打點費么？清代官員急於得到實缺的心情是圈外人士無法體會的。

　　三是招搖撞騙。「部吏作弊，無非撞騙」。這是當年官場內部的爆料。有一次，掌管組織人事的吏部公示，將出來六個知縣名額供候補官員分發，其中有廣東兩個空缺，雲貴兩個空缺，按當時官場規矩「應行制籤」。廣東在當時是肥缺，而雲貴是候補官員都不想去的省份。所以，吏部部吏就悄悄同一個候選者說，給三千兩白銀「可選廣東」，如不給錢「定選雲貴」（《春明夢錄》）。三千兩不是個小數字啊！這個候選官員在「高人」的指點下婉轉地探問一起參加候選的官員們，竟然「人人都索三千選廣東」，他這才恍然大悟。

　　四是報銷都有「潛規則」。在清代尤其是後期，各個部門、地方政府要想順利報銷都有「潛規則」，連為清廷立下赫赫戰功的功臣也概莫能外。

　　清朝同治七年（1868年），剿滅捻軍的戰爭進入掃尾階段。直隸總督、湘軍主帥曾國藩同湖廣總督、淮軍主帥李鴻章一起為軍費報銷抓耳撓腮。原因是軍費報銷賬目送到戶部時，戶部書吏要審核，按照「潛規則」，不交「部費」給戶部書吏，大筆軍費就報銷不了，這可了不得！於是，他們不得不找人「溝通」。

　　

　　▲曾國藩

　　李鴻章接到反饋消息說，戶部書吏要求給一厘三毫的「部費」。當時湘、淮軍要報銷的軍費為3000多萬兩銀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費」接近40萬兩銀子。這是一筆巨款。曾國藩託人與戶部書吏接洽的結果是，好處費得8萬兩，8萬與40萬相比，顯然，戶部書吏給了天大的面子。同時，曾國藩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報告，請求軍費報銷免於審計。清廷出於對湘、淮軍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功勛勞苦，竟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說：「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不過，曾國藩表示，已經同戶部書吏說好要給的8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即使有皇帝的關照，掌控四省實權、戰功顯赫的曾國藩也不想得罪那些部吏。

　　三、清代胥吏為何劣跡斑斑

　　首先，胥吏有條件腐敗。丁日昌在1868—1870年擔任江蘇巡撫時，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當時衙門胥吏的權力正在擴大。官員鄭觀應也曾指出，清朝地方官「多則四五年，少則一二年，其於治內之利弊，俗尚之美惡，或未及周知，即已更調而去。若書吏則世代相傳，專門學習兵農刑禮，各有專司，官有升遷，吏無更換」（鄭觀應：《書吏》）。可見，當時州縣官的任期一般為四五年，甚至還有更短的，他們對於地方情形根本不如胥吏們了解，書吏們很多是世襲的，流水的知縣鐵打的胥吏，地方百姓決然不敢得罪胥吏，這就給胥吏腐敗提供了土壤。

　　而且，從行政技術角度來看，「官員本身為考科舉雖然學習儒術，但對於實際業務有不少內容並不熟悉」（日本·上田信：《海與帝國——明清時代》），這也是胥吏們敢於營私舞弊、弄虛作假，而州縣官只得裝聾作啞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學者型官員馮桂芬認為，衙門胥吏在浮收徵收、漕糧征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向李鴻章、曾國藩提了取消一切非法浮收、改漕米海運的建議，但是，這兩位晚清重臣都沒採納馮桂芬的方案，他們深知當時實際，整個國家機器正是靠了這些人的旁門左道才得以勉強維持，否則早就癱瘓。

　　官員郭嵩燾曾寫道：「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今將立法制，垂久遠，而必取州縣之吏，束縛之，困苦之，亦非與民求安之道也。」（《郭嵩燾先生年譜》）——這個被視為晚清開明能幹的官吏的觀點尚且如此，其他官吏更不用說了。一句話，當時官場多數聲音認為沒有胥吏階層，國家公務根本就沒法開展。這給胥吏的存在提供了現實依據。

　　在京的部吏其實也是一個道理，有腐敗的土壤也有其客觀條件。「部院司、堂各官不習吏事，一切案牘皆書吏主之。故每辦一案，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例而定。堂司各官對例案不熟悉，而祖孫父子世代相傳者，惟吏耳……司官欲檢一案，每以屬書吏，必援例，必檢例案。而例案之堆積，高於屋齊，非熟手，末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徐珂：《清稗類鈔》）。外行領導內行，各部書吏們當然可以矇混糊弄，從公務中謀取私利。

　　其次，胥吏的經濟狀況決定了他們必然腐敗。清代法定的官俸本就很低，縣吏即使有一些收入，也是少之又少，十分微薄，不僅遠不夠養活一家老小，即便自身也難以養活。這樣的收入，欲使胥吏們保持廉潔不啻於痴人說夢。可以這麼說，假設衙門胥吏們不貪污腐敗的話，他和他們的家人根本無法活命。「生存是第一位的」。於是，書吏的經濟收入決定了他們不腐敗不行。

　　再則，晚清洋務派官員丁日昌擔任江蘇巡撫時在他的奏摺中說，江蘇的胥吏職位可由在職者出售，售價為一萬兩白銀，這比當時捐納一個知縣的銀子還要多。可見，經濟發達地區的胥吏的隱形收入多，這是眾所周知的，於是，其地的胥吏職位的含金量也很高。順理成章，胥吏職位是花大價錢買來的，這也為胥吏們上崗后敲骨吸髓地榨取地方百姓埋下了伏筆。

　　再者，胥吏們的角色、地位使得他們不腐敗才怪。儘管書吏在清代官場上很活躍，而且也在實際工作中承擔著重要角色，但是，其社會身份、地位卻是微賤的，尤其是科舉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根本就看不起他們。進士出身的官員馮桂芬就說：「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諸隸仆。」同樣是進士出身的官員李慈銘則稱書吏是「黑衣下賤之流」，這種蔑視書吏的言辭在當時公然而行。在實際制度層面，確實也少有書吏們的上升空間，這種個人前途的「天花板效應」，等於說幹得再好也白乾，使得全國百萬之眾的胥吏階層根本就沒有廉潔奉公的原動力，甚而，把撈錢作為其最大最可行的人生目標。所以，顧炎武形容吏胥「行己若狗彘，噬人若虎狼」，也是所來有因。

　　就連在頤和園的建設中，經辦修建事務的部吏們也是大大撈了一把的，晚清部吏們為了撈錢連皇太后的「虎牙」也敢拔！其實，書吏們的貪婪腐敗是由其在公共事務中的社會角色和地位早就決定了的。

　　結 語

　　「吏」是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形態中重要的行政載體,有官必有吏，胥吏是國家機器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操作層面至關重要之一環。或者說，中央和地方的各級胥吏構成了帝國金字塔的最基礎部分，沒有他們，金字塔就不成其為金字塔。清代胥吏的貪污腐敗是結構性腐敗，整個胥吏階層幾乎沒有不腐敗之人，對於當時乃至後世行政體制格局影響頗深。

　　

　　▲胡林翼

　　即便如胡林翼、曾國藩等一些稍微清廉而且也有相當大實權的清代官員意識到了書吏的貪婪殘酷、營私舞弊，但是也無可奈何，畢竟這是當時的行政體制使然，投鼠必定忌器，維持國家機器運轉才是最最重要的。只有國家的行政制度設計、約束管理機制科學完善，讓吏安其位、吏盡其責，才能真正有效、清廉公正地發揮「吏」這個階層的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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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國崛起的政府, 好的不學,壞的學透,把清朝的惡事,越學越多!
只舉一最壞例子,公安的什麼輔警,協警,城管等等並不在編製的擾民,害民,殘民最多,亦無法可治!
其他不入編製的"胥吏"多如牛毛, 亦是貪害擾重傷害民!
往昔, 古人常說以史為鑒,今時今日是以史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