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宣傳部長：重新評價法國大革命

　　本期作者：亞•尼•雅科夫列夫

　　在數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時刻都未能依靠暴力建成一個人們讚許的社會，因為暴力只能產生暴力。

　　無論鞭子還是棍棒、囚禁還是恐嚇，都培訓不出道德和自由。

　　暴力革命，乃是灑在悲劇性幻想的玫瑰花瓣上的鮮血。

　　一、「人民闖入到政治實踐中來了」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不單是一場勝利了的政變，這樣的政變曾經有過不少；甚至也不單是向新社會的戲劇性的突破，這樣的突破在某些國家來得還要早些，雖然不曾有過這麼紅紅火火的場面。

　　法國大革命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成功地在自己的精神武庫中，在自己的實踐中集中了歐洲社會經驗的、科學的和社會意識的最重大的成果，至少它也在自己身上折射出了它們。這場革命將揭示智力、道德和社會深刻變革的歷史必然性的改革運動和啟蒙運動的果實一體化了。

　　這曾是伏爾泰的世紀。他抨擊了專制政體，毒辣地譏諷了教權主義的偏執，熱情地謳歌了富有鬥爭活力的個性。

　　這曾是盧梭的世紀。比起所有同時代人，他更尖銳地提出了平等的思想。

　　這曾是孟德斯鳩的世紀。他捍衛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民主原則。

　　

　　這曾是重農學派經濟學家魁奈和杜爾哥的世紀。他們創立的原則提出了創業自由和國家不應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遺憾的只是，他們在自己的思想中忽視了先驅者的偉大遺言——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柏拉圖、托馬斯·阿奎那、亞當·斯密等許多人關於經濟應遵循道德規範的遺言。

　　這曾是愛爾維修的世紀。他認為「利益」是新的倫理準則和一切立法的基礎。

　　一代傑出的思想家給現行制度做出了道德判決。雖然他們千差萬別，卻在客觀上完成了一項共同的事業——為革命耕耘並播種了理智的園地，摧毀了對傳統權威、傳統道德、傳統政治價值的信仰。

　　他們以自己固有的才華和機智向世人表明：舊的秩序不講道德、奸佞虛偽，充斥僵死的教條主義和煩瑣哲學，是與理性勢不兩立的；這箇舊的秩序總是與人的自然本性處於衝突狀態，它不許人去追求一個擺脫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和專橫君主制度的和諧的社會，在那裡個人的利益與全人類的利益將結合在一起。

　　世紀末的嚴酷年代來到了。在制憲會議和國民公會的講台上發表的激昂演說中，我們聽到了他們的思想；在革命宣言的文本中，我們讀到了他們的觀點。

　　革命一開始就是在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下開展起來的。

　　人民闖入到政治實踐中來了。不管這種闖入是爆炸性的還是創造性的，總之是以其獨特的內容充實了啟蒙運動的進步思想，提出了各種各樣新的社會制度的方案。人民群眾不僅切盼政治平等，而且企求社會平等。

　　在當時的條件下，爭取社會公正的奔涌激情最終未能取得成功，但是這一奔涌激情成了革命進程的強勁的推動力量，後來更刺激了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

　　革命是社會的特殊狀態。

　　革命，按其構思是正義的，但採用的手段卻具有邪惡的性質。革命來勢兇猛，具有摧毀力量，它同時也為社會的發展埋下了阻礙的因素；它將社會分裂成了相互敵對的部分。

　　以往的教訓通常都被教條化了。歷史常常從一名教員變成政策的僕人。

　　但是真實而不是杜撰的歷史總是可以告示人們許多東西。歷史可以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幫助人們不光是理解過去，而且更好地理解現在。

　　我們也不得不重新考察許多歷史現象和事件。

　　1789年7月「攻佔巴士底監獄」也好，1917年10月（11月7日）「攻打冬宮」也好，都是艱苦卓絕、矛盾重重的進程的象徵，它們的名字是：革命、反革命、進化。

　　

　　攻佔巴士底獄

　　這些進程的具體情節是無與倫比的。它們相互交織在一起，獨特地解決了人作為社會性的生物的一些古老的問題，例如關於以下一些對比關係的問題：

　　——目標和手段；

　　——強迫和信念；

　　——破壞和創造；

　　——理想和現實；

　　——革命與進化的「代價」比；

　　——人民與政權的相互關係；

　　——階級等級制度和全人類的聯合。

　　道德變革和生活民主化帶來的唯一後果是智力的解放。

　　就在不久以前還是在經濟上受壓迫、在政治上受鄙視的一名普通法國人，不但感到自己是享有與大家同等權利的社會成員，而且感到自己對這個社會的命運負有責任。現在許多人在臨死前不再喊那句熟記的口號「國王萬歲」，而是喊明白易懂的「民主萬歲！」

　　

　　路易十六被處死

　　二、「法國大革命鋪設了一條漫長而並不筆直的路」

　　法國大革命為現代法治意識和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礎。法治意識和政治文化是文明世界得以聯合的關鍵，與此同時，世界的民族、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仍將保留下來。

　　法國大革命對人類提出的問題中有許多看來是永恆的。例如，有關人權，或者說有關人在與同類的交往中究竟處於什麼狀態的問題就是如此。法國大革命消滅了等級特權和隔閡，它宣布：「在權利方而，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這就是人和公民的權利宣言的實質。

　　這個宣言的作者們曾經體驗過凌駕於人之上的封建國家的壓迫，於是他們徹底推翻了這個價值體系，確認「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

　　人和公民的權利宣言宣布了分權原則、公職人員的職責和報告其工作的制度。它確立了個人權利的保障和法治原則，包括無罪推定原則。

　　宣言確認：「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擔負責任。」

　　年輕的資產階級向世人推出的文件，其威力和內容已遠遠超越一個階級的利益，它表達了全人類對道德和法律的絕對要求。

　　然而這樣一些基本原則，當涉及——而它們事實上涉及了——不同人群、階層、階級利益的時候，要在現實生活中體現它們是頗費周折的。

　　法國人民革命的理想也逃不出這一命運。弄虛作假依然如故：口頭上一套，實際上又是一套。唉，這對我們來說又是多麼熟悉啊！

　　過去了好幾十年，婦女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地位才宣告結束，但這是並非徹底、普遍的結束。

　　至少在一個世紀之內，貧窮的人們為了讓權利和自由的獲得不以財產多寡為依據進行了頑強的鬥爭。

　　鋪設了一條漫長而並不筆直的道路——從等級的和財產上的特權通向平等，但時至今日對平等的詮釋依然是在各取所需。

　　法國革命距離國家不僅應該保護群眾的政治權利，而且應該保護他們的經濟權利的思想已經十分貼近了。然而這一思想終究未能在當時兌現而變成了遺訓之類的東西。在雅各賓派擬就的人和公民的權利宣言以及1793年的憲法（都未能付諸實施）中，都曾許諾所有公民享有平等、信仰宗教自由、普及教育、結成人民團體的自由；也還曾許諾為貧困的公民提供勞動權，為喪失勞動能力者提供生活資料，等等。

　　這一清單實際上是我們這個年代國際社會普遍贊同的維護人權的國際憲章的雛形。

　　

　　法國人權宣言大銅章

　　三、「人類的解放者，事實上只解放了自己」

　　就是這樣，理想是崇高的，意圖是明智的。

　　但是革命的意義首先在於為人類提供了什麼樣的教訓。至於後人目光短淺、故步自封或者精神上以自我為中心，以至無法記取教訓來校正其社會實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主要教訓之一——宣言與行為、意圖與現實之間的對比關係。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沒有一場革命如同法國大革命那樣，提高到道德口號的高度，沒有一場革命宣布過如此高水平的民主理想。

　　但是也許，任何一場革命都未曾暴露出如此明顯的脫節現象——被喚醒的期望值和生活實際之間的差距。

　　自由受到了限制，理智王國成了理想主義的產物，而期望是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公正和平等冷落為僅僅是法律文件的某些條款，崇高情操和良知都染上了虛偽狡詐的毛病，對理想的神聖信念成了表面虔誠的偽善行為。

　　18世紀革命家們的悲劇在於：他們曾真誠地爭取實現全人類的理想，想要建立一個高尚品德普及的王國，但是希望的邏輯與生活的邏輯發生了殘酷的碰撞。

　　難道不是在1791年2月廢除了行會這一中世紀的設置之後，很快就通過了禁止舉行罷工和建立工人組織的法律嗎？

　　難道不是於1789年10月在制憲會議的會場內製定出了關於武力鎮壓人民起義的法律嗎？

　　難道不是1791年憲法規定的有資格的選舉權與兩年前宣布的人和公民的權利宣言相抵觸嗎？

　　難道不是大資產階級利用了熱月政變來取締體現人民主權的各種民主設置嗎？

　　利己主義佔了上風，把理想狠狠地拋在了一邊。

　　法國革命的領袖們，至少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深信無疑，他們是在進行一場解放全人類、讓自由和公正在普天之下取得勝利的鬥爭。「法蘭西的自由一旦消滅」，羅伯斯庇爾高呼道，「大自然將被裹屍布覆蓋，人類智慧將要退回到不開化的野蠻年代，專制制度就會像無際的海洋淹沒全球」。

　　救世主的精神幾乎表現在一切大革命之中。上升的階級總要力求充當人類的解放者，而事實上只解放了自己，即使是自身的解放也只是相對的、部分的。

　　實際上，法國大革命並未解放人類，甚至也並未解放法國本國的勞動階層，它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封建等級的隔閡被摧毀了，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隔閡，也許不再那麼深，但同樣是感覺得出來的。社會進步的成果被少數人僭竊了。

　　與此有關，法國革命可以說還有另一條教訓。這場革命在多維的世界中好像迷失了方向。它在國際關係方面的實踐明顯與其旗幟上寫明的那些原則相違背。

　　事實上，1796～1797年波拿巴向義大利的進軍難道不是解放戰爭蛻變為侵略戰爭的令人不安的徵兆嗎？拿破崙在19世紀初進行的戰爭對這一問題同樣給了肯定的答案。反封建主義的革命鬥爭演變成對其他民族的討伐。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國家變成了殖民強國。自我解放的思想蛻變成了帝國波拿巴主義。

　　但是儘管有這麼許多毛病和缺陷，革命進程的邏輯還是依稀可辨，它還是向四面八方衍生出社會改造的主體和有能力掌權的主體，衍生出一批搗毀舊秩序、真正掌握起權力的人。

　　四、「今天的罪行是為了美好的明天」

　　走向文明的新階段不可能沒有痛苦。那些即將消逝的社會結構的慣性、人們對新生事物難以接受的心理、「左傾」激進分子的急躁情緒等，所有這一切都促使充滿激烈衝突的一幕幕悲劇不斷上演。

　　對作用和反作用機制的理解遠非那麼簡單，時至今日還在爭論不休。但是不管怎樣，對新問題麻木不仁，而其載體又不肯承認自己愚昧無知的那種科學或政策是要不得的。

　　蘇格拉底認為這是好做長篇議論的蠢材們所固有的特性。

　　徹底革命的需求源於時代，但總是想超越時代。思想解放、充滿激情的人們常常想出一些高難度的點子，但在千差萬別的各類事件亂成一鍋粥的時候這些點子多半無法實現。

　　革命的歷史還提供了一條教訓：激進、快速更替舊制度的嘗試必然伴隨一種危險——革命的目的將不由自主地被手段所偷換。急躁情緒有變成排除異己的危險，階級鬥爭則有可能變成仇恨心理，而這種仇恨心理如大家熟知的那樣是容納不得理智推斷的。對教條和抽象公式的屈從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衍生出許多「不自由」，這種屈從不僅把革命理想，甚至連革命倡導者本人也排擠到一邊去了。

　　革命令人信服地表明，在社會改造進程中，領袖、政論家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可以作為範例的如：馬拉、米拉波、丹東、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和其他許多「創造了」歷史的人。

　　但也有另外一種情況。當群體、政黨、階級的鬥爭演變為領袖之爭，在個人因素的周圍超乎尋常的集中起林林總總的各種事件的時候，鬥爭的矛頭所向就會稀奇古怪地、突如其來地發生變化。昨日的戰友和志同道合者變成了相互反目、怒不可遏、毫無忍讓和仁慈之心的敵人。今天掉腦袋的是左翼雅各賓派的阿貝爾和肖梅特，明天是「調和的」丹東，後天則是羅伯斯庇爾自己。

　　

　　在當時的法國，斷頭台是最忙碌的機器。

　　悲劇性的危險還在於渴望報復昨日的敵人。他們雖然還活著，但已經在政治上和社會上身敗名裂，是註定要垮台的人。

　　法國大革命清楚地顯示出自己否定自己的邏輯。

　　它顯眼地為世人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幾乎所有後來的革命都碰撞到了，而且看來時至今日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我說的是革命行動的界限問題。這是一條好像具有魔法的界限，一旦越過了它，明智的、有道德的組織生活的願望實際上已開始被為達到目的而採取不道德的手段所否定。

　　馬拉曾經訴諸「人民懲罰之斧」，想用它來不經法庭砍掉數十萬名「壞蛋」的腦袋。「恐怖」，羅伯斯庇爾說道，「不是什麼別的，而是快速、嚴格和不屈不撓的公正，因而它是美德的表現」。

　　

　　油畫《馬拉之死》

　　瞧，這也是俄國布爾什維主義所喜愛的遁詞。

　　恐怖成了家常便飯，不僅懲辦了革命的敵人，也懲辦了不沾邊的人。誰不跟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當權者打破法律的條條框框，肆無忌憚地使用了暴力之劍。在斷頭台上砍掉了偉大的法國化學家拉瓦錫和詩人謝尼耶的腦袋。爭取自由和人權的戰士的漂亮外衣披掛在貪權者的身上，他們的邪惡念頭得逞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親生兒女。

　　恐怖和暴力政權不可避免地把喪失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的人推向前台，他們把許多過去的戰友逐出了共和國政府。革命被暴力和強制迷了心竅，阻擋了自身的道路，為篡權復辟創造了條件。

　　其結果是，雅各賓派建立的制度陷入社會的真空之中，這就預先註定了它的垮台。

　　幾乎是百年之後，恩格斯對革命的波折做了思考，他在1870年9月4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我們通常把恐怖統治理解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統治，實際上恰恰相反，這是本身感到恐懼的那些人的統治。恐怖多半都是無濟於事的殘暴行為，都是那些心懷恐懼的人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來的。」

　　本文摘自《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修訂版）》第二章《先驅者》，文字有刪改，標題及小標題、圖片為編者所加。編輯：李大白、張寧。

　　圖書簡介

　　

　　本書作者亞•尼•雅科夫列夫是20世紀80年代蘇聯政壇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作者在本書中批判性地詳述了俄羅斯布爾什維主義產生、發展及消亡的進程，並剖析了布爾什維主義對蘇聯各個歷史時期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影響和作用。本書的許多觀點是作者以其個人的視角和立場而做出的，請讀者在閱讀時加以鑒別。本書對我們研究借鑒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研究當今俄羅斯聯邦的政治和現實狀況，有很好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