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如何說服來自內部的反對者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的一天，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開表彰大會，以當面確定各位功臣的封爵等級，「面定勛臣長孫無忌等爵邑」。第一等功臣是長孫無忌、房玄齡、尉遲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資治通鑒》記載，當宰相陳叔達把功臣等第當眾唱示之後，唐太宗說：「朕給各位愛卿排定的勛賞，也許還有不妥當之處，有什麼不同意見都可以講出來。」話音未落，「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場面近乎失控。其中，有一個聲音特別刺耳，李世民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當眾叫嚷：「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面對如此明目張膽的挑戰，新即位的皇帝毫不示弱地數落起來：「當年義旗初起，叔父雖然首唱舉兵，在關中響應，那大概也是出於無奈的自救之舉吧。

　　後來被派往河北山東與竇建德作戰，叔父是全軍覆沒；又後來跟朕去鎮壓劉黑闥，叔父還是望風而逃。」如此這般的刻薄挖苦之後，李世民擺出了房玄齡、杜如晦的功勞，「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為朕出謀劃策，最終安定了社稷，有如漢之蕭何，論功行賞，自然要在叔父之前了。儘管叔父是朕的至親，但不可以因為私恩，而濫與勛臣同賞！」一番較量，會場上的氣氛終於緩和下來，那些爭功的將領們都表示心悅誠服，他們說：「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

　　    李神通為什麼偏偏針對房玄齡、杜如晦這兩個唐太宗最信任的謀士？最關鍵的，李神通和唐太宗在政治立場上是否一致？

　　《資治通鑒》記載，「（李）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鴆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並引來唐高祖李淵的親臨問候。在李世民與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關鍵時刻，李神通是站在李世民一邊的。李神通無疑是來自內部的一位反對者。至於他是真的不服，還是配合皇帝在用人方面樹立權威，不好輕下結論。

　　他有資格不服，但他更應該知道，皇帝要重用房、杜是不可改變的，而且反對房、杜被如此重用的還大有人在，包括參加太原起義和統一戰爭的眾多功臣武將，也包括一些高祖時期的老臣如裴寂、蕭瑀、封德彝等人，甚至也包括剛剛宣布封賞名次的陳叔達。有些話要挑明是需要找到話頭的。李神通率先發難，就給李世民提供了一個旗幟鮮明地宣布自己用人立場的突破口。論功行賞，無論私恩，提拔重用房、杜是毋庸置疑的人事決策。

　　李神通在受到唐太宗尖刻數落之後的表現已經無從知曉了，《舊唐書》的列傳中記完此事緊接著就是四年之後李神通的去世，「（貞觀）四年薨，太宗為之廢朝，贈司空，謚曰靖」。根據謚法，寬樂令終曰靖。李神通最後幾年的心態是平和快樂的，至少唐太宗心裡是這麼認為的。他們這對君臣和侄叔之間更多的是理解和默契，而沒有對抗和怨恨。即便當初李神通確實是不服，是真心反對那樣的人事安排，經過李世民一番義正辭嚴的批評，也聽出了話外之音，理解了皇帝的苦衷。重大決策往往最先遇到來自內部的強烈反對，而能夠成功說服來自內部的反對者，達成一致，是落實決策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