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中國故事：香港政治八卦書與中央專案組

轉載：美國之音

這標題看起來實在荒唐，但香港銅鑼灣書商失蹤案將這兩個片語合成了一個當代中國故事。當事人林榮基返港后召開記者招待會，提到辦案機構「中央專案組」，不僅引起軒然大波，還喚醒不少經歷過文革的大陸人的黑色記憶。

中央專案組：香港書商失蹤案的關鍵詞

失蹤八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數天前回港，於6月16日召開記者會發布驚人消息。指出他被中方人員強行帶走，關押在寧波，還指出拘留他的人不是國安、公安、派出所或軍方，而是隸屬「中央專案組」。

此消息一出，輿論嘩然。因為「中央專案組」一詞非同小可，一是關係到此案的性質。可以說，銅鑼灣書店失蹤案發生以來，各種報道猜測不斷，但辦案者究竟是何方神聖，外界無從得知，今天終於由當事人林榮基說出，辦案者向他透露是「中央專案組」，外界總算對此案的級別有了認識；二是關係到中國未來政治動向，中央專案組的復出，外界多認為這標識中國政治有向文革回歸之勢。

目前，中央專案組到底在沒在該案中出現已經成了羅生門，讓中央專案組成為羅生門的並非中國政府，而是同案人李波。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李波（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已經否認了林榮基的說法。」

那麼，李波否定了什麼？《蘋果日報》6月17日在《受壓反口？ 李波fb：冇同林榮基講過非自願被帶返內地》裡面援引李波在facebook上的一段話：

「本來不想再說，但林榮基說的一些話，不得不澄清一下：1. 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銅鑼灣書店的電腦，更沒有列印過任何顧客名單，當然不可能把什麼名單交給公安。2. 我在和林榮基談話時，根本沒有提到過我怎樣返回內地的事，更沒有跟他說過『非自願被帶返內地』或類似的話。3. 這段期間，我配合調查的是寧波公安機關，沒聽說過『中央專案組』這回事。」

李波的澄清是否可信？根據李波失蹤后再現身的一系列說法，包括「我是在朋友的幫助下偷渡回內地的，所以沒有用到『回鄉證』」，「我是自願返回內地配合調查的，是我個人行為，我從來沒有『被綁架』或者『被失蹤』，「我自願放棄居英權」等等，外界判定他在壓力之下做此否定聲明完全有道理。更何況，就算他沒聽到過辦案人員說過類似的話，也不能證明辦案人員沒對林榮基說過。畢竟，李波此前從未說過每次提審林榮基時他都在場。

中央專案組：中國人的文革記憶

中央專案組是什麼神秘組織？經歷過文革的人大都知道這個機構的存在。我的家鄉邵陽市在毛澤東「備戰備荒為人民」時期被列為「三線城市」，曾從北京上海遷來不少大型國營工廠，因此認識某位北京青年，因交換書籍時有往來。立刻有人通過居委會警告說，這位青年的父親是個由中央專案組辦案的叛徒，你出身不好，再與這種人打交道，算是黑到底了。據這位青年說，同廠與他父親類似情況的有好幾位，彼此不知道案情。他父親是受一位軍中上司連累，具體什麼事情，他們做子女的並不清楚。

1978年之後中國進入所謂「撥亂反正」時期，其中重要任務是為老幹部集中平反，《人民日報》上發表不少為他們倒苦水的文章，最有名的是陶鑄女兒陶斯亮及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兒子陶小勇的回憶文章，裡面都提到專案組。但至今為止，這個無處不在的專案組，維基百科中文簡體版宣布已將這一詞條移除，繁體版有介紹，最後更新時期是6月17日，估計是林榮基公開提到「中央專案組」后更新的。介紹非常簡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專案組由總理周恩來牽頭，針對的對象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的彭德懷和賀龍等，各專案組直接向黨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林彪負責。文革結束兩年後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廢除該組織。目前的「中央專案組」是指由中共中央指派的專門工作組，成員來自不同的相關部門和機構，負責執行黨中央的指示。」

我記得《炎黃春秋》曾發表過涉及中央專案組的文章，上網搜索找到幾篇。

一篇是《中央專案組人員文革后的遭遇》（《炎黃春秋》2014年第9期），作者胡治安回憶了1982年公安部清洗專案組人員的原因與經過。文中透露了一些重要情況：1982年4月，鄧小平批示「過去搞過專案的原則上調出公安部」。彭真對此的理解是：「看了小平的指示后，反覆考慮了專案人員的問題」，「在林、江等指揮下，誣陷迫害劉少奇等大批老幹部的專案人員，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動』沒有處理，『有些人處在重要崗位上』，自然要引起幹部群眾的疑問和擔心」。該文說，「文革中的「中央專案組」組長是周恩來，下面分三個專案辦公室：「一辦」由汪東興負責，辦案人員是從有關單位抽調的局、處、科級和部隊的各級軍官；「二辦」由黃永勝負責，辦案人員多是由部隊抽調的師、團、營、連級軍官，也有極少數地方幹部；「三辦」由謝富治負責，辦案人員多數是公安部機關的幹部，軍隊幹部約佔三分之一左右，均是組長一級的骨幹」。由於相關檔案沒有解密，作者說，「十年文革中，有多少人參加過中央專案工作，無從得知」。

這篇文章承認一點：「1949年以來，多少『大案』、『要案』集中在公安部辦理。三辦的專案中有的就是以往專案的延續。以往的『專案』，也有很多冤假錯案。如『潘楊案（潘漢年、楊凡）』、『胡風案』、『二陳案（廣州市公安局原局長陳泊、副局長陳坤）』等等。雖與文革中的專案不可同日而語，但無疑兩者內存著血脈相通的因子。」

另一篇《我在「文革」專案組的日子》（《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也證實了中央專案組專門製造冤假錯案這一事實。作者徐兆准在文中詳細回憶了他在專案組的工作情況，據他在文中記述，「自1968年至1972年期間，據我所知，專案組審查事項大體有如下三類：一是翻老賬查歷史問題；二是清理解放后至『文革』前現實言論或文章；三是查文革中的『5·16』反革命集團案』。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含義之下，真可謂把文學所從歷史到現實都翻了個底朝天，直到「文革」結束之後，這才發現這一切都不過是子虛烏有的瞎折騰。」他對自己中央專案組工作的評價是：「那時的所謂專案工作，或者借炒冷飯抓歷史問題，或者借現行言論製造新的冤假錯案。」

還有一篇陳虹寫的《我參加饒漱石專案組的遭遇》（《炎黃春秋》2015年10月）。這三篇文章中記有許多細節，雖然沒提到過用刑，但從劉少奇死前的悲慘狀態，可以推測出折磨被審查對象的方法有很多種。

中國故事與美國故事

用中央專案組方式辦案這一傳統始終存在，比如剛落幕不久的周永康、薄熙來等政治大案，都由中央專案組辦理。林榮基等香港書商均是一介平民，出了幾本關於中國No.1的政治八卦書，竟然勞北京大駕成立中央專案組，難怪外界猜測這與北京高層內鬥有關，認為是北京想順藤摸瓜，找出誰是這類書籍的背後策劃人。

事到如今，這個案子也該收科了。北京興師動眾折騰了大半年，唯一的成果是讓海外作者們承認了一點，這是他們看到中共剝奪人民言論自由權利而創作出來噁心中共領導人的「文學創作」。但從政治後果來說，香港書商失蹤事件成了國際知名的人權大事件，引起香港人對北京政權的極度反感，算得上政治敗筆。

將這個中國故事與一個此刻正在發生的美國故事相比，讓人對民主與專制有非常直觀的認識。希拉里·柯林頓在2016年大選中，備受攻擊的性醜聞來自「一本捕風捉影的書」《柯林頓夫婦對女性的戰爭》，書中的素材大半取自戴維·布羅克（David Brock）以前所做的報道，這位布羅克現在卻成了希拉里競選班子的操盤手。中國人聽了這事一定會覺得荒謬，但這是《希拉里與川普口水戰後的操盤手》（《紐約時報》2016年5月24日）中言之鑿鑿講述的美國故事，不知北京方面聽了這個故事後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