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學潮到微信時代的詩人俞心樵

轉載：紐約時報

詩人俞心樵的創作與發表總有些陰差陽錯。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葬禮的當天，數萬名激憤的學生剛剛進駐天安門廣場。當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俞心樵一年前寫的短詩《渴望英雄》。其中寫到：「在沒有英雄的年代/如果我們僅僅只想做一個人/世界將不會有出路。」這是對個人英雄主義的呼喚，也讓當時21歲的作者一度背上了給學潮煽風點火的責任。

俞心樵1968年生於福建山區，初一即輟學，做過各種小工。他的父親是養路工，母親曾在菲律賓生活，生氣時罵他是「露水一般的短命鬼」，抱怨要把「胸口這個地獄掏出去摔碎」。俞心樵繼承了母親的語言天賦，讀但丁、寫小說；離職離鄉，拜師訪友。1988年，他開始浪跡在全國高校與大學生座談。

他的代表作《墓誌銘》、《最後的抒情》寫於六四事件后的幾個月內，大面積流行則要等到本世紀。期間他身陷囫圇——1997年，俞心樵從文學走向政治，組建了中華民族復興黨。1999年被判強姦罪入獄。2006年出獄后，他一直住在北京，又從政治返回藝術和文學，以賣畫為生。在微博和微信上，他養成了寫詩的習慣，記錄生活（「隔壁是一家新開的飯店/人來人往，時有宰客的事情發生/卻還不能夠稱之為黑店。因為有燈」），也隱喻政治（藍天藍得像一個暴君/容不下任何一點不同意見）；像日記，也像信。他的舊作也開始通過電影、網路視頻，甚至唱歌選秀節目加速傳播。去年底，致力於監獄詩歌的義大利Parole Liberate獎在羅馬的國會向俞心樵授予了特別獎。

今年4月，俞心樵訪問美國之際，作者在紐約郊外對他做了訪談。在隨後通過網路的採訪中，俞心樵談及了網際網路時代之前的詩歌傳播、他的牢獄之災以及近況。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

問：你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成名，去年在義大利得了這個獎。榮譽來得太晚嗎？

答：記得龐德(Ezra Pound)在晚年發出浩嘆：「理解來得太晚了。」這也是榮譽來得太晚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龐德提攜了艾略特(T.S. Eliot)，艾略特提攜了奧登(W.H. Auden)，而奧登提攜了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作為中國詩人的我，遠沒有他們幸運。中國人崇拜權力而不崇尚智慧與才情，詩歌界也不例外。甚至，中國詩歌界幾乎集中了最雞賊最膽小最自私最陰暗最遲鈍最沒有才華的一批人，缺乏及時到位的良知和系統性敏銳。只有大街小巷南來北往漫山遍野隨處可見的著名詩人而無大詩人。前輩對晚輩無真的提攜，晚輩對前輩無真的尊重，只有小圈子內的臨時性的相互利用。是自家圈子內的人，寫得再爛也極力吹捧和哄抬，自家圈子外的人，寫得再好也一慨貶損或置之不理。當然不是全體如此，但此類現象的確太普遍了。幸虧在文學界，我是個長年獨來獨往的人。能在義大利國會獲得這個文學獎項，對於長年在國內受到排斥的我來說，至少是某種安慰和鼓勵。同時也讓我以詩歌的名義，在靈魂深處完成了向偉大的但丁(Dante Alighieri)致敬的儀式。

問：除了1989年4月《中國青年報》登出的《渴望英雄》，你在上世紀公開發表的作品很少。那時也基本沒有網際網路。《墓誌銘》、《最後的抒情》等詩當年是怎麼傳播的？

答：那年頭還遠沒有網際網路，又極少發表，好詩完全靠口碑和手抄轉播，比如我的清華老友張衛民，他當年把我的《最後的抒情》抄寫了許多份，寄給了許多朋友。那個年代，好詩被傳抄，是個全社會的現象，（許多）識字的人都會在筆記本上抄寫一些詩。

問：1997年，你組織中華民族復興黨。涉足政治是突然之舉嗎？

答：早在80年代，我就在全國諸多高校舉辦人文講座，試圖為中國的人文精神注入英雄主義元素。六四失敗之後，我反思失敗原因，得出結論，是由於沒有民間政黨的準備。因為六四時期的領導組織都是臨時拼湊的，缺乏思想、精神、行動和組織的訓練。錯失了良機。未免太可惜了。我先是發動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在《星光》雜誌上發表了該運動的系列文章，當年就有數十位知識分子參與進來論爭，後來幾年席捲到全國，參與者就更多了。

我希望通過這場雙向互動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方面為日趨蒼白無力的中國文藝增進直面現實或試圖解決現實問題的意識與力量，一方面為日益粗鄙的中國政治增進人性和人道主義色彩。1997年春夏，我們在此運動的基礎上，在杭州創建了中華民族復興黨，我是該黨首任主席。在該黨的直接刺激、影響和幫助下，1998年，發生了以王有才博士為創黨領袖隨後全國各地迅速響應的中國民主黨公開組黨案。

問：1999年5月，也就是六四10周年前夕，你突然被捕入獄隨後被判決為強姦罪，度過了七年多時光。我沒有看過判決書。那個5月具體發生了什麼？

答：說來話長。這個罪名是他們早就為我準備好的。2013年我首次訪美之後，中國民主黨的創黨領袖王有才寫了篇回憶文章，首次公開披露了一個秘密，當年有警方高官向他透露，他們會以男女關係來處理我。也已經有一些人分析，之所以需要對我特殊地以污名化方式加以處理，是由於我的特殊性決定的。像我這樣一個在1989年之後引領了組黨風潮的人，如果他們仍然以政治名義使我入罪，而不刑事化污名化，那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個噩夢。試想一下，在中國還有比組建反對黨更大的罪嗎？既然我組建了政黨都可以不被治罪，而我談個戀愛他們卻要治我的罪，這還不夠顯而易見嗎？

我是在1998年夏天認識成笑容的，認識后她常約我，她說要採訪我，她說她在大學就讀我的詩，她說她崇拜我，不久，我答應她見面，她請我吃晚飯，那一晚我們就住在一起了。隨後我們背著我已經在一起兩年的女友波波到處打游擊，她把我帶到她的宿舍住，帶到她姨媽家住，帶到翻譯家馬高明家住，我也帶她去一些藝術家朋友家住，帶她到我的清華老友張衛民家住，有時候住旅館，甚至有時候在野外，總之，到處打游擊，直到1999年4月的某一天，她明確提出，要我和波波分手和她在一起，她還給波波打電話，要求波波退出。在兩者的選擇之間，我猶豫了一些日子。應當承認，成笑容長得很美，對我很有吸引力，但我內心顯然更傾向于波波。

當成笑容在1999年六四10周年即將到來前夕一再逼我離開波波，我終於拒絕了成笑容。大約是在5月7號的晚上，成笑容在消失多天之後，突然約我去東四十條那邊我們常去的一家酒吧，她說她很想念我，她說除了她，她身邊還有不少崇拜者想見我。我就在去見她的路上被十幾個人綁架入獄了，還都頂著槍呢。後來整個所謂審訊過程，國安有關部門迅速介入，審問的多半是政治問題，所謂「強姦本案」反而成了插曲，說受害者是成笑容。老友張衛民為我請了律師，但律師直到開庭前才讓匆匆隔窗見了一面。開庭宣判是在一個地下室，地面上交通管制，我的律師不在場，除了我，全是他們的人。有不少朋友告訴我，說成笑容是有關部門派到我身邊的特務，我找不到證據，從那以後，她從朋友們視野中消失了。但我回憶起有一個深夜，我被她的哭聲驚醒，她抱著我哭，說如果她以後萬一害了我，我會怎麼看待她，我還會愛她嗎？類似的幾處疑點，在回憶中越來越醒目、越來越驚心動魄。我想，即使她是特務，被派到我（一個黨主席）的身邊來，但一起生活了這麼久，不可能沒有感情的。只是在這樣的國度，她也是受害者，我們都是受害者。

問：監獄中的生活是怎樣的？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

答：入獄的頭幾年十分慘烈。為了摧毀我的意志，種種酷刑都用上了，然後是超強度的苦役。算是撿回來一條命吧。頭幾年通信與接見權利幾乎被剝奪乾淨。對外宣稱是強姦罪，對內卻完全按超級政治犯來對我嚴加防犯。這導致我每年都要寫類似「請按政策落實一個強姦犯的各項權利」的報告，因為我被剝奪任何其他刑事犯應當享有的權利，導致所有我的家人八年之內都不知道我究竟去了哪裡，以為我早已死了。即使我後來有了與朋友通信的空隙，但與家人的信仍然是阻絕的。因為按照法律，家人有接見權，他們怕一旦見上，家人會把內幕及時傳出去，而後來允許我與部分朋友通信，因為來往信件都可以拆開檢查，畢竟好控制。對外也好宣傳，你看，他們還保障了我的通信權，這是多麼文明啊。

關於獄內寫作，我是寫了20多個筆記本，後來都「被不見了」，包括蔡其矯、錢理群、艾未未、西川、唐曉渡、王楚禹、舒陽、艾丹、格非、舒婷、陳仲義、林賢治等不少有名望的朋友寫給我的信都「被不見了」，流傳出來的作品只是極小的一部分。監獄生活對我寫作的影響肯定不小，從精神到文體，都會與當代中國作家拉開很大的距離。我的經歷與思考，儘管浸透了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共性普遍性，但畢竟又是太特殊太個人化了。有一陣子，艾未未幾乎每次見我都催著我要儘快把我的經歷寫出來，但我並不想販賣我的苦難。我認為任何自傳的價值都不大，我更傾向於長篇小說，但應當考慮到文本的藝術價值必須與思想價值和精神價值相一致，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問：你現在怎麼看自己？詩人？思想者或政治參與者？經歷過七年牢獄之災的人？

答：我怎麼看自己，有時候和他人怎麼看我一樣，都已經不重要了。詩人？藝術家？思想者？文盲？文化英雄？政黨領袖？中國文藝復興旗手？孤僻的隱士？社會活動家？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人？囚犯？強姦犯？失敗的革命家？持不同政見者？孜孜不倦的學者？公共知識分子？裝逼犯？赤子？天才？異想天開者？教育者？巨人眼裡的巨人？小人眼裡的小人？所有的標籤，我都不感興趣了。但沒有身份，人幾乎無法參與社會生活。我就姑且認領詩人和藝術家這兩個稱號吧。面對中國，尤其面對中國知識界，我心悲涼極了。就曾經有這麼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面對同一個我，幾乎在同時會分裂變態到如此無恥的程度，當著我的面，他說我是他心目中最偉大的詩人，是最值得他尊敬的詩人，而一轉身，他就對想來見我的女性說，你可千萬別去找俞心樵，太危險了，他是個強姦犯，對想來見我的男士說，你可千萬別去找俞心樵，太危險了，他是個政治犯。這樣的話多了，傳到我這裡，我真的可以一味的淡然超然嗎？這些流言，極大地陷我於困境。官方不必說了，民間文學界尤其詩歌界對我的排斥更甚於官方。這樣分裂變態的人在當代中國並不在少數，只是程度不等而已。他們這樣一個國，我還有什麼好留戀的？在我有了兒子之後，我幾乎不再想為這個不屬於我的國而奮鬥了。我的去國之心日甚。看來是快到揮手告別的時候了。

問：今天的中國最觸動你的是什麼？寫作的靈感來自哪裡？

答：今天的中國之於我，很簡單，我們已經無須再去炮製什麼高不可攀的社會理想、國家藍圖或改造方案了。今天的中國最要緊的是守住底線，確立最底標準。這最低標準，在社會層面是憲政與民主的落地，在個人層面是良知的彰顯。其他，多說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