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百姓是怎麼變成暴民的

　　對於社會秩序而言，順民並不是社會堅實的基礎，因為順民無非是愚民的代名詞，生存底線之上，就當奴才，當奴才仍不可得時，就轉為流民，進而糾集成愚且暴的群氓，一方面是針對統治階級的抗暴者，另一方面，也是暴力的製造者。

　　一、有怎樣的百姓就有怎樣的政府，同樣的，有怎樣的政府就有怎樣的百姓。那麼，怎麼才能使政府走向民主和法制，使百姓成為合格的公民呢？或許，這又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哲學命題。

　　一些社會學家、史學家和法學家對於中國歷史進行多方考證后，發現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下，民眾對於專制統治的態度具有雙重性：或當順民，或當暴民，民族性格如同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一般，在強力河堤的管束下相對溫順，一旦決口，則兇殘暴虐，破壞力極大。

　　如貧嘴張大民般，普通百姓對於幸福生活的理解沒有太高的奢望：一碗飯、一張床、一個家，老婆孩子炕頭熱似乎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追求。在這種生存心理狀態下，似乎沒有太多人在乎由誰來掌握國家權力。同時，統治階級告慰他們：為官者，民之父母也，天底下，哪有父母親不為子女考慮的？既然如此，做子女的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如同羊群對於牧羊人絲毫懷疑都是褻瀆和大不敬一樣。

　　民主代議的概念與名詞，在中國封建史的政治語境中是找不到相匹配的詞語的。直到五四運動前夜，西風東漸已然半個多世紀，為了詮釋「民主」的詞義，翻譯者在洋洋數十萬的漢語詞庫中還頗費了一番躊躇，最後只好根據音譯稱之為「德先生」，聽去倒滿象是位穿西服的洋大人。

　　有人說，中華傳統文化原本就是產生愚民和順民的溫床，任何人一生下就必須學習服從守則，從肉體到精神。

　　為了解除臣民們的思想武裝，儒家綱理倫常的價值體系成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甚至成為國教，統治階級將君主的權力解釋為老天爺在人間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即「天之驕子」。依此原理推定，反抗皇權就是反抗老天爺，不僅世俗權力容不得你，就是死了，地獄的閻王和小鬼也會讓你上刀山，下油鍋。到後來，統治階級甚至懶得解釋老百姓為什麼必須當順民，乾脆主張「小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然推行愚民政策。

　　即使老百姓不甘心自己的子女一輩子當睜眼瞎，封建時代的學習成本也是十分昂貴的，在紙張和活字印刷術尚未普及的年代，無論是竹簡還是帛書，一卷書的價格足以讓窮人辛勤勞動一個月，投入成本如此之高，也就決定了生於如閭左之類的貧民區的居民大部分生於無知，活於無知，且死於無知中了。

　　縱然有讀書的機會，你很快會發現，除了死記硬背「四書五經」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從經濟理性出發，你學習的東西必須有用，在封建時代，所謂有用就是要有買家，必須是市場所需要的，自從西漢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如同國家立法規定了標準化教材，在這種知識壟斷和話語霸權下，知識分子根本無法選擇，或者也不想選擇。

　　二、封建科舉制度，無疑是中國順民文化最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一些社會學者稱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具有某種獨創性，西方近代的文官選拔制度從中受益良多。但縱觀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史，科舉制度無疑是阻礙知識分子知「道」的糖衣炮彈。

　　科舉考試考的是人的記憶力，每個參加考試的人必須熟記數十萬字的儒家經典和幾倍於此的註解。在如此數量的記憶要求下，讀書者已然沒有思考的時間與空間了，一個滿腦都是經典著作和聖人之言且無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也是統治者所需要的格式化奴才了。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史，沒有選舉，沒有如菜市場般吵鬧的議會，沒有政客們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政治秀。

　　那些通過科舉考試取得了在金鑾殿上山呼吾皇萬歲的「田舍郎」們，那些通過同一模型批量生產出來的知識分子，已經自發或自覺地成為順民文化的擁戴者和誓死捍衛者了。

　　士民工商，排列有序，各安天命，如同四季輪迴。按理，在安靜和諧的鄉土秩序中，順民文化所構建的應該是一片和平與安寧的凈土和人間天堂。

　　只可惜，正如美國人所說的「總統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一樣，中國的皇帝們和他指揮下龐大的官僚體系同樣是靠不住的。

　　狼不會因為羊群的溫順而改變吃肉的本能。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學家所說的：中國民眾是如此地馴服和順從，以至於連最溫和最克制的人，也會產生欺壓的慾望。

　　換句話說，有什麼樣的民眾，才會有什麼樣的統治者。

　　三、順民之所以成為順民，是因為暫時當穩了奴才，順民之所以成為暴民，是因為連當奴才也不可得。

　　逆來順受不可能換來憐憫與仁慈，當「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時，人禍再加天災，大量的社會底層被擠壓到了生存底線之下，此時如岩漿衝破地殼，多米諾骨牌之倒始於一指之力時，普通民眾迅速地完成了從順民到暴民的角色切換，生成一股對社會生產力破壞巨大的洪流。

　　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年代，統治者們高度評價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農民起義，宣揚他們的抗暴精神。但事實上，所有的統治者對於革命的破壞力是懷有高度戒心的，就如朱元璋皇帝，依靠神秘教派的力量奪取了天下，雖然國號仍然為明，卻已經頒布法律宣布發家時所依靠的明教為非法組織了。

　　中國歷代農民起義誘因都是因為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衝突一方處於「要麼餓死，要麼造反」的單項選擇狀態時爆發的，所持口號也無非是不切實際的「均貧富，等貴賤」、「均田免糧」之類，說其不切實際，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政權可以在無稅收的狀態下存續，等貴賤更是一種白日夢，連向苦哈哈們承諾「苟富貴，勿相忘」的陳涉，在革命遠未成功之際，就煩厭起自己舊時佣耕的朋友，一殺了之了。

　　對於社會秩序而言，順民並不是社會堅實的基礎，因為順民無非是愚民的代名詞，生存底線之上，就當奴才，當奴才仍不可得時，就轉為流民，進而糾集成愚且暴的群氓，一方面是針對統治階級的抗暴者，另一方面，也是暴力的製造者。

　　從中國人口數量增減的曲線圖可以看出：農民起義所引發的改朝換代的社會成果之一就是人口數量的急劇減少。秦末農民起義以及之後項羽與劉邦兩人爭天下的楚漢戰爭，僅八年時間，中國人口數量從兩千餘萬下降到不足千萬，算上新增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遠超過一半。

　　就還不是極端個案，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幾十年間，中國人口由公元157年的5600多萬劇降到三國時期的760萬，中原千里沃野，人口密度比今天的青藏高原好不了多少。

政府迫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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