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達賴的藏人流亡組織何去何從？

十四世達賴今年已八十歲了，時日無多。幾十年來，他一直是讓中國政府非常頭痛的人物，他們指責他在藏族地區煽動叛亂。對待他的態度成了各國政府與中國關係友好度的一個標誌。他在幾年後的去世能讓中國政府鬆口氣嗎？沒有他的藏人流亡組織將何去何從？
達賴自己肯定很清楚他是怎麼被趕出西藏的。舊西藏是一個落後野蠻的農奴制社會，120萬人口裡，由官家、寺院、貴族組成的大約六萬農奴主掌控著所有土地和絕大部分牲畜，餘下的都是為他們無償勞動的農奴，可以買賣，可以繼承。農奴主對農奴異常暴虐，動輒用剜眼、割鼻、割手、割腳筋、挖膝蓋骨的酷刑。達賴活佛本人，和中國的天子、日本的天皇一樣，名義上至高無上，實則大多數時候只是受大貴族集團控制的傀儡。由於統治集團的內鬥，達賴十一世十八歲暴亡，達賴十二世二十歲暴亡。1923年，班禪九世因與達賴十三世的矛盾，被迫逃亡內地，至死未能回到故土。達賴十四世的父親，也被別的大貴族毒死。解放后，這個農奴主集團貪戀權勢，遲遲不肯進行民主改革，還妄圖趕走中央軍隊，把這種落後野蠻的制度延續下去。但他們得不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們的支持，也得不到內部開明貴族的支持，於是一觸即潰。十四世達賴本人，54年進京受到老一輩中共領導人接見時只有19歲，59年出逃時只有24歲。他常年在深宮中學習經文，政事聽憑身邊人擺布，在這種事上能有成熟的判斷、並按自己的意願行事是不可能的。他實際上是半推半就，被叛亂的農奴主集團裹挾著出去的。流亡的初期，他想必也動過歸國的心思，但農奴主集團的集體利益使他不能這麼做。
但新一代的藏人流亡者卻沒有他的記憶。他們從小在海外長大，並不知道自己的父輩為何被趕出故土，只知道那是他們的故鄉，他們卻不能回去。這幾十年來西藏地區的每一次騷亂都給了他們期望，他們深信當年是中國政府「入侵」西藏，摧毀了他們寶貴的「傳統文化」，而他們的父輩是為了捍衛「民族獨立」。
新老兩代流亡者是兩種人。老一代對他們失去的好日子戀戀不捨。而新一代，已經非常西方化，試圖按西方價值觀「獨立建國」。他們的矛盾，加上農奴主集團中固有的派別分歧、新一代流亡者中的意見分歧，使得海外流亡藏人組織矛盾重重，全靠達賴個人的聲望在維繫。年輕一代的流亡藏人屢屢抱怨達賴軟弱，但他們都明白，沒有達賴以他的特殊宗教身份在世界上的活動，他們是得不到那麼多西方的支持的。
達賴的去世對各派流亡藏人既是挑戰也是解脫。他們不可能再得到達賴生前那麼多的國際資源，他們將四分五裂，但同時也有機會去推行自己的主張了。為了在藏人中爭取威信，他們最大的可能將是比賽誰更強硬，而這意味著暴力流血。這對中國可絕不是幸事。
但還有另一條出路。西藏問題絕非單純的統一與分裂的問題，而是東方各族在傳統與現代間蹣跚，「何為現代化」的問題。當年中國內地經過五四運動和幾十年戰爭，掃蕩了舊文化，使中國走向現代國家，而後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幫助西藏走向現代化，所以得到了藏人的擁護。但這幾十年來，中國政府片面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雖然在短時期內成為經濟強國，卻造成了道德秩序瓦解、官僚體系僵化、舊文化復辟，實際上使現代化進程倒退了。這種倒退在漢族地區表現為各種社會矛盾，在敏感的少數民族地區必然表現為民族矛盾。海外這些流亡藏人，只是利用了這種情緒。流亡藏人組織間的種種矛盾，說白了也是對「何為現代化」的意見分歧。只要中國政府解決了自身的「何為現代化」問題，重新找到一條大多數人民都能認同的真正的現代化道路，所謂「分裂勢力」的群眾基礎將越來越小，無需理會。那時流亡藏人中的一大部分，想必都會歸國參與共同的現代化進程。
是流血的道路，還是和平的、共同前進的道路，取決於雙方是否對自己的目標都有足夠清楚的認識。我們期盼著和平的道路，但局勢卻恐怕要走上流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