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打了德國總理一記耳光

　　

　　2015年12月，克拉斯菲爾德到訪北京歌德學院。 （作者供圖/圖）

　　「一開始我們所做的嘗試是公開基辛格的部分歷史資料，但是沒有什麼成效，後來我才決定採取更激烈的措施，打破公眾的沉默。所以我就找一個機會，在波恩議會期間打斷了基辛格的發言，大聲地呼喊「納粹，納粹，必須辭職」，並打了他一記耳光。但是我立馬就被警察抓住，當然他們當天就將我釋放了。」

　　1968年11月7日,在聯邦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大會上，記者貝亞特·克拉斯菲爾德走上講台，給時任西德總理基辛格（原納粹黨員）一記著名的耳光，成為德國反思二戰和納粹的里程碑式象徵事件。貝亞特·克拉斯菲爾德1939年生於柏林。21歲時，她在法國作為交流學生，認識了塞爾日·克拉斯菲爾德，後者的父親喪生於納粹時期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其後二人致力於揭露和追捕未受懲罰的納粹案犯，成為著名的「納粹獵手」，並因此在2015年獲得德國聯邦十字勳章。2015年11月份，兩人的傳記《記憶》在德國出版。2012年德國大選中，貝亞特·克拉斯菲爾德作為左翼候選人參與競選總統，當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參選的高克指責前者與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有接觸，克拉斯菲爾德回應說，她並不知道她的聯絡人有斯塔西背景，且從未受過東德的委託從事過任何工作，她一直是獨立進行調查工作。記者：很多人認為你長期追查納粹的行動充滿了激情，這種激情或者說疾惡如仇是否可以從你年輕時的生活經歷得到解釋？克拉斯菲爾德：其實那時生活中接觸到納粹的機會非常多，因為納粹在我的理解中分為兩類：一類是參與了在集中營對猶太人進行屠殺的納粹分子，另一類就是之前在納粹工作任職的人。很多人其實在二戰結束后，還繼續擔任各種職位，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會有接觸。多年來，我一直在追查那些納粹頭目，有的已經逃逸到南美等地，但仍被我們揪出來了。這種行動和我的個人經歷關聯並不大，更多的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正義感。我21歲的時候就到法國生活了，然後結婚生子，希望能為德法之間的諒解做些工作。我丈夫很關注這類問題：比如德國二戰期間佔領法國，有專門負責將法國猶太人抓送到德國集中營的一些納粹分子，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受到審判，這一點引起了我的關注。當時盟軍跟德國有一個協議，就是曾在法國工作的納粹要在當地受審，但是這個審判並沒有做出真正的刑事判處，根據協議的規定，這些人回到德國之後，不得對其進行二次審判。在德國，有的原納粹分子憑藉工作業績還得到了挺高的職位，生活也非常優越，等於沒有受到任何懲罰。1971年維利·勃蘭特成為聯邦德國總理之後，在包括我們在內的一些組織的積極斡旋下，德國政府簽訂了一個補充協議，內容是讓這些前納粹分子為其在法國所犯下的罪行再次面對德國法律的審判，這個補充協議最終提交德國議會審批，並獲得通過。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為了讓德國議會能儘快通過這一協議，向他們施壓。為此我們公布了三個主要罪犯的名字，公開了他們的檔案，然後分別到這三個人的辦公室外面示威遊行。我們甚至還嘗試綁架他們，把他們押送到法國去接受再次受審，但沒有成功。我們從1971年就成立一個組織展開活動，不過一直到1979年，針對這三個人的審判才正式開始。在此期間，我們率領著來自法國的朋友們一起抗議，他們都是猶太人，有的父母死於集中營，有的失去了他們的孩子，通過不斷的抗議，我們引發了媒體關注，以色列開始插手此事，法國政府也向德國施壓。這時德國新任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承諾，儘快通過這項補充法案，直到1980年，這三名前納粹才受到正式審判，他們當時其實身居要職，有的在柏林做律師，有的甚至還當上了市長。通過我們不屈不撓的努力，才促使他們最終受審。

　　

　　由於事發突然，掌摑事件似乎並沒有留下照片。這是事件過後不久，克拉斯菲爾德面對基辛格照片的「場景復原」。 （南方周末資料圖）記者：關於納粹為什麼會在德國興起，已經有了很多解釋，對你來說，如何理解這一歷史現象？克拉斯菲爾德：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個人看法，我們觀察其他國家的歷史，也會看到，一旦出現政治危機，往往就會有集權政府上台，普通民眾的民族主義想法再被煽動起來，最終就非常危險。但是普通民眾要理解這一點非常困難，因而就需要在不同時期，有一些人及早發現這種危險，給公眾以警告。當然，後者往往也得不到什麼好結果，甚至得不到公眾的理解，比如在德國和法國的大選當中，大多數人往往都會在黨派之間取捨，告誡的言論時常被遮蔽。記者：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並沒有大規模深刻地反思歷史。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對法西斯和納粹反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知道你對此如何評價？為什麼會是1968年那一代人，他們對整個的世界、政治、社會有怎樣的理解？克拉斯菲爾德：的確如此。對於195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納粹是父親、鄰居和老師。父母和老師不告訴我們過去的事情，因此我們不了解過去。希特勒時代和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不在課程內容範圍之內。但這種對青年的教育必須由德國人自己來做，這樣才能實現道德和國家層面上的重新開始。只有在1960年，青年們才醒悟過來。這離不開很多因素：工會、宗教組織和信奉17和18世紀傳統理念的老師們的耐心工作，老師們，還有一些反對寬恕納粹的政客，還有像海因利希·伯爾和君特·格拉斯這樣的德國作家，他們一直保持清醒的思維，意識到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的受害者所經受的無比痛苦。除此之外，還有所有可以稱之為反法西斯力量的人們，他們為此也做出了貢獻。二戰時德國的抵抗運動和處於流亡中的抵抗人士，還有1944年7月20日試圖謀殺希特勒的人們以及反希特勒組織「白玫瑰」里的師生們是他們的榜樣。1960年代中期誕生了一代洋溢激情的年輕人，令觀察者和政治學家們大為震驚。這些活躍的青年為數不多。他們當中有馬克思主義革命情懷的理想主義者，既反對資本主義和越戰，也反對斯大林主義和壓迫；還有志在改革的理性主義者，想把聯邦德國引向人道主義的、自由的未來。這些年輕人一方面思考過去，試圖理解過去，另一方面眺望未來，這個未來何去何從取決於他們的抉擇。大學生運動推動了戰後反思思潮的出現。在1969年，我的身邊聚集了很多這樣的年輕人，我當時已經加入了社會民主黨，我們希望自己黨的維利·勃蘭特能夠贏得總理大選。他的競選對手就是那個有納粹背景的基辛格。兩個人物的履歷極其具有象徵性，代表了聯邦德國的1968年，一位是把智力和能力都獻給納粹意識形態的總理格奧爾格·基辛格；一位是流亡挪威抵抗這種意識形態的外交部長維利·勃蘭特。前者拒斥以德國國家之名承擔戰敗的政治和道德後果，而後者則承諾，若當選則做到這一點。在有基辛格演講的公開場合，我總是會率領很多大學生一起去喊口號：納粹！納粹！必須辭職！在基辛格下台之後，維利·勃蘭特擔任了聯邦德國總理，開始積極進行二戰反思，對於前納粹他也持排斥態度，導致政治局面有了很大改觀。基辛格自己具有納粹背景，所以他不願意在公開場合做出道歉或是對二戰進行反思。而維利·勃蘭特在二戰時期曾是堅定的抵抗分子，反納粹鬥士，他的個人經歷也促使他在政治表態上非常積極。擔任了總理之後，他在波蘭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歷史性地下跪，等於說向世界政壇宣布了德國對二戰的公開道歉。勃蘭特的下跪——和給總理的那一記耳光一樣——是真正意義上的斷裂，是解放、是挑戰，是重新開始。1968年這一代人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他們是一群年輕人，知道自己的父母曾經是納粹，他們也看到當時政壇仍有前納粹擔任要職，活躍在德國政壇。正是這一切促使這些年輕人做出一些激進的舉動，提出熱切的想法，關鍵在於，他們希望能跟父輩所代表的德國歷史做一個清算，重新思考這段歷史。後來在學生運動中也產生了一些暴力行為，比如說在教堂里的流血事件。這一代人隨著時間變遷出現了一些分化，孵化了不同的政治訴求，產生了很多組織。記者：當時你生活在西德，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多少言論控制。在給基辛格耳光之前，你有沒有嘗試過不帶有暴力特質的表達方式？如果有的話，為什麼是無效的？為什麼最後要訴諸一個——你自己也稱為帶有暴力性質的行為，儘管它的象徵意義大於其暴力性質？克拉斯菲爾德：給基辛格的這一記耳光，我是早有準備的。當時我在德法青年中心工作，該機構1963年在巴黎成立。而兩年前，即臭名昭著的前納粹艾希曼被以色列的摩薩德綁架到以色列進行宣判並判處死刑的那一年，我來到了法國。1966年，報紙上登出聯邦德國新任總理基辛格的消息，他曾是巴登州州長。我的丈夫是一位歷史學家，他通過大量歷史檔案發現基辛格在二戰期間負責納粹政治宣傳，主管廣播電台的宣傳工作。二戰以後，有針對納粹高官的官方審判，比如眾所周知的紐倫堡審判，也包括以色列對於納粹官員的審判，還包括後來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審判等等。但是像基辛格這樣的人沒有在集中營里進行對猶太人的直接屠殺，他做的工作是政治宣傳，可是這畢竟也是納粹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所以我當時就對基辛格當選德國總理一事發出了嚴正抗議。作為在法國生活的德國人，我認為自己是德國人的一員，希望能夠做一個有良知的德國人，能夠作出一些正確的判斷，承擔起歷史責任。我和我丈夫詳細研究了很多歷史檔案，也包括朋友從美國華盛頓獲得的很多資料，以及來自柏林方面的很多歷史檔案，後來我將抗議寫成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法國的一家報紙上，一家傾向於左派自由主義的報紙。因為發表了這篇文章，我被當時所就職的工作機構辭退了，當時記者也把我的這篇文章發給德國的很多議員，但是這些政客沒有任何反應。德國國內當時公開抗議基辛格當選總理的只有兩位作家：一位是君特·格拉斯，一位是海因里希·伯爾，除此之外，公眾對於我們的抗議沒有表現出絲毫興趣，我們當時非常想公開地表達我們的意願，希望這個曾經的納粹總理能夠辭職。一開始我們所做的嘗試是公開基辛格的部分歷史資料，但是沒有什麼成效，後來我才決定採取更激烈的措施，打破公眾的沉默。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媒體加大宣傳，當時媒體非常關注醜聞，所以我就找一個機會，在波恩議會期間打斷了基辛格的發言，大聲地呼喊「納粹，納粹，必須辭職」，並打了他一記耳光。但是我立馬就被警察抓住，當然他們當天就將我釋放了。之後媒體報道了這件事情，點名道姓地說我在基辛格講話的時候打斷了他，同時比較詳細地描寫了基辛格的歷史，他過去做了什麼。這對於我們，就等於取得了一場勝利。記者：你的兒子在給《記憶》寫的前言中談到，這本書的核心在於對受害者以個人化的方式來緬懷，尊重每一個人的名字和每一個人的容顏，我想知道，這背後的想法是什麼？克拉斯菲爾德：前面提到，我們的努力最終使得三個戰後未受懲罰的納粹官員在科隆受審，就其中包括里昂蓋世太保頭目克勞斯·巴比，他負責將在法國逮捕的很多猶太人兒童運送到集中營，包括後來下令對這些孩子實施惡刑。當時我和丈夫搜集了很多資料，包括官方檔案。我們全部收集整理好資料以後，就找到他們家，因為家庭地址是公開的，我們就給他們看這些資料，追問他們「你們有什麼可說的」。這些人就為自己辯解說，我現在是很好的父親、很好的丈夫，當時只是迫不得已執行了上面的指令，只是盡工作職責而已。在他們為自己辯解的過程當中，沒有任何一個詞提到受害者，提到良心的不安，甚至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德國司法機構要咬住他們不放。在科隆審判中，有個法官很年輕，他在宣讀判決的時候表示出他的深刻洞見，他說：你們這些人從年齡上來講，可能是我的父親，可能是我的叔叔、舅舅。你們在戰爭后成了一個好人，過著非常正常的生活，但是你們依舊必須為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負責。我們的組織和我們的行動都是為在戰爭中被屠殺的六百萬猶太人伸張正義，剛才提到的在科隆被審的這三人，他們其實獲刑並不重：一個判了8年，一個判了10年，一個判了12年。但是對很多朋友來說，卻是長舒了一口氣，覺得正義終於得到伸張，這些朋友在二戰中可能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孩子，這些人在戰後並沒有自己到德國去找這些人，實施私刑、暗殺等來報仇，他們等的是德國的司法機構替他們伸張正義。這個判決雖然姍姍來遲，但是畢竟還是伸張了正義。我們也把搜集到的資料編撰成書在法國發表。我們一開始所做的工作是，希望寫一本書，表現當時在法國被德國納粹關到集中營的猶太人，特別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從法國被抓去的18歲以下的人共有一萬一千名，還有一些是兩三個月大的嬰兒。我們找到了當時的很多資料，我們希望能夠確認這些人的身份，知道他們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曾經在哪個城市生活過。我們希望通過這本書，比較生動地向讀者展示這些被害者，不要讓他們被遺忘在一個數字下面，而是呼籲人們端詳這些被害人的面孔，以此讓讀者懷念他們。我們在書中收集了五千多張照片，這本書已經在法國出版了。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工作，能夠還原受害者一張張鮮活的面孔，讓人們以一種個體化的方式紀念他們。記者：現在的德國年輕人對二戰、「納粹」這個話題或這段歷史還有多大興趣？克拉斯菲爾德：現在德國仍然有很多大學生會去討論這段歷史，在德國有很多紀念碑、博物館，特別是像柏林這樣的城市，市中心就有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紀念碑，在博物館里也有長期展覽。此外，很多歷史書籍在談論這個問題，在近20年來還出現了大量博士論文以及數千本專題書籍，談到相關歷史問題。有一個德法合作的電視台叫ARTE，它會播放很多關於二戰時期的紀錄片，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整個二戰和納粹的大屠殺都不是秘密。現在，很多年輕人非常積極地投身於一些新的運動當中，比如說德國現在面臨大量的難民湧入，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伊斯蘭教人士，也出現了排外的極右派的端倪，但更多的年輕人是反對這種苗頭的。還有一些年輕人成立新黨，已經爭取到了一定的選票，他們希望能夠反對、扼殺這種新納粹的偏激。一些德國地區（比如原東德地區），偏激的右派分子可能會去焚燒難民營，針對難民進行一些暴力行動，就有很多年輕人自發行動起來，反對這些排外的行動。非常幸運的是，德國通過多黨執政和民主社會思想的培育，年輕人反對極端分子對外國人的仇恨。從歷史上我們知道，針對外國人的仇恨是特別危險的，現在的年輕人在非常努力地維護現代民主，如同當年1968年的大學生運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