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如無8964 趙紫陽可能是第一屆總統（圖）

六四事件中，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受牽連下台，並遭軟禁至死。趙紫陽作為六四事件中的標誌性人物，至今仍被民主學者和民運人士紀念。眾所周知的緣故，六四真相猶如黑洞一般，始終無法看到最深處，這也引發了諸多猜測。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因研究六四被開除公職的陳小雅在六四事件21周年，即2010年撰寫文章《趙紫陽與楊尚昆的「默契」》，剖析趙紫陽與「中共八老」之一，參與鎮壓六四的楊尚昆之間的關係。

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在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髮表了談話
我一直認為趙紫陽與楊尚昆在八九事件中存在默契。但在1994年，也就是我的《八九民運史》[1]殺青之際，尚無此種看法。當時，我僅僅是認為，這二人的行為有「反常」之處。這種「反常」，在趙是「拋鄧」的行為，在楊是他對於最高軍權之迫不及待。所以，當時，我將二人與陳希同、陳子明同列為對八九事件負有責任的「四大玩火者」。
但此後不久，我漸漸地有了感覺。這首先來自於趙紫陽自己的辯護詞。它說明，在那段時間裡，趙與楊來往密切，趙所採取的重大行動，楊都是預知、或施以干預的。這使我形成一個印象，趙楊雖然在事後處於事件的「兩極」——一邊是鎮壓的反對者，一邊是鎮壓的執行者，但他們二人的關係是很好的。但他們為什麼會那麼「好」?鑒於沒有更多的資訊，我不便猜測。
正式形成趙楊之間在八九民運中有「默契」的看法，始於1998年春由鄭仲兵先生召集，由於光遠先生主持的一次以「五四精神」為話題的首都思想理論界人士座談會。[2]那次會議，後來被事先有準備的何家棟協同李慎之先生扭轉為批判「新左派」的開台鑼鼓，是發起和主持人始料不及的。但也正是在那次會議的間隙(午餐時)，我第一次與朱厚澤先生交談，並有意外的收穫。厚澤是《八九民運史》最早的讀者之一，他告訴我，趙無意于軍權。
我相信厚澤先生的話。趙不僅無意于軍權，而且無意於黨權。按他自己的說法，他覺得自己能把鄧交給他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完成，就很不錯了。而且，根據屬相學的說法，屬羊的人有依賴別人的財勢的習慣，所以在政界、軍界服務，難有大的作為。正因為如此，趙的「拋鄧」，被視為不可理解的「浪漫」之舉。厚澤先生給我的忠告，意在暗示我，可以質疑趙的行為的合理性，但不必懷疑他對權力有什麼「野心」。
但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按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在鄧之後，總書記如果不兼任中央軍委主席，那麼，他必會將這個權力委於政治上的可靠同盟者。趙在軍內毫無根基，所以，他只能交給離這個位置最近的人。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楊尚昆。在趙上任總書記時，鄧事先與楊尚昆、萬里打過招呼，也獲得他們支持趙的保證，這也可以看做鄧對身後事的安排，即「趙——總書記;楊——軍委主席;萬——總理」的政治拼盤。
我曾屢次撰文強調，楊的思想並不保守。但楊對最高軍權的慾望，卻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既是被鄧認可的(很可能也是鄧獲得最高軍權時的一種合作產物)，也是他自己毫不掩飾的追求。即使沒有讀過吳稼祥大作對他入骨三分的刻畫，凡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又經常看電視新聞的人，都不會忘記，胡耀邦歷次出行(包括閱兵)時，站在敞篷汽車一側的矮小的黨的總書記的臉，經常被站在身旁的身材魁梧的軍委楊副主席揮舞的胳膊遮蔽一半的畫面!
鄧、趙有心將軍權付楊，楊又早已躍躍欲試，所以，如果不發生八九事件，在鄧之後，楊很有可能順利接掌軍委主席的職位——就像報告文學《西山日落時》中描繪的那樣。中國最高權力很可能就是這麼一個格局：趙——如他自己所說——回到行政權力中心(不過，這很可能是一個類似於現代美國總統權力的行政首腦，所以我曾有「趙任中國——包括海峽對岸——的第一屆總統」的預期[3]);將黨權還給胡耀邦的舊部(要麼是胡啟立，要麼是——按胡耀邦當初的設想——朱厚澤[4]);楊尚昆主掌軍隊。
但問題是形勢發生了驟轉，上述本來可以平穩過渡的進程被打斷。保守派抓住八九學生抗議的機會，對當權的改革派發難。改革派看起來一時沒有收拾局面的能力。如果最高權力重新洗牌，楊的位置(遠景)還能保住嗎?
楊的位置(遠景)能否保住，顯然取決於兩件事：其一，是鄧對他是否還信任?其二，鄧還能活多久?所以，在那段時間裡，種種資料顯示，他盯鄧很緊!不僅盯得很緊，而且幾乎壟斷了任何人見鄧的渠道。也正因為如此，陳希同們4月25日見鄧，還是通過萬里(萬與鄧七十年代中期結為「牌友」關係)引見的。[5]
本來，楊對鄧的進見渠道的壟斷，對於已經結為「盟友—未搭檔」關係的趙，並不是一件壞事，相反，倒是一個保險。因為這樣一來，被他視為大敵的李鵬們就不便進讒言了。也許正是因為這個「保險」麻痹了一向謹慎的趙，以為自己只要掌控住外面的形勢，要說服鄧，並不是一件難事。
但是，事後證明，鄧並沒有那麼好說服。而在楊的一方面，可能是對於趙解決學生問題的能力也發生了懷疑;可能是已經偵知鄧有將軍隊權力交給趙的意向。學生不退，鄧就不會被說服，而在鄧趙分歧公開化(這一步是趙自己走出來的)后，楊就必須考慮，究竟是站在趙一邊，還是站在鄧一邊?根據他的政治經驗，站在趙一邊，很有可能和趙一同失勢，而站在鄧一邊，雖然「盟友—未搭檔」關係會解除，但最高軍權的位置還是可期的。對於中國官場來說，這幾乎就是一道小學算術題。所以，楊做出這樣的倒向選擇，應該是沒有懸念的，並且是迅速的。
但是，到此為止，楊並不是別無選擇的。因為僅僅是「觀點倒向」，與「承擔執行」畢竟還有一段距離。我相信，在那時，中共黨政軍內高層的大部分幹部，即使是選擇了對鄧的「觀點倒向」，也是未必願意親手去「執行」，而更不願意「承擔」的。
楊尚昆不是一個甘於為虎作倀之人。事後證明，他為開槍一直心情沉重。不論是6月19日接見軍以上幹部會上的表演，還是其家人委託蔣彥永所作的表白，在在都證明，他心裡十分清楚，開槍是多麼大的罪孽!
那麼，到底是什麼想法，促使他在那個時間，走到了那個台前呢?
這就是我們上面所說，他擔心天不假鄧以高壽，歷史的夜長夢多。如果不趁鄧在世，借用一個實戰機會掌控軍權(鄧借用的是越戰)，考驗軍隊對他的忠誠度，揀選並排除異己，那麼，鄧去世后，僅以現有的軍內反楊勢力看[6]，楊的前景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這裡，我不得不提到我在2004年訪美期間意外獲得的一則消息。當時正值八九事件十五周年，中國大陸電視中(一說是中宣部製作的光碟中)竟公開播出了楊白冰簽署戒嚴令的畫面。由於我人在海外，沒有看到這個圖像，但我卻接到了蘇曉康打來的一通非同尋常的電話。在電話中，他告訴我：1990年，他在西雅圖開會，遭遇《文藝報》一名記者，自稱是戒嚴部隊領導的子弟。此人把反映戒嚴部隊的報告文學《西山日落時》交他在台出版，還向他透露，楊尚昆答應支持鄧的戒嚴決定，是有三個條件的。這三個條件是：
第1，讓他的弟弟楊白冰主持;
第2，戒嚴部隊從各軍調人;
第3，外圍布置導彈部隊。
具體是不是這樣，曉康讓我自己去查。
此後，我發表了《鄧小平用兵探秘——我們離真相還有多遠?》[7];2006年，又發表了《六四事件兩大「懸案」追蹤手記——訪宗鳳鳴、於浩成先生》[8]，想投石問路，收集反應。時至今日，除炒作者之外，尚無人出面「澄清」。但我相信曉康轉述的事情大體真實。因為第一，舉薦楊白冰，與軍內傳言楊尚昆「舉賢不避親」的故事相符。第二，從各軍調人，與毛澤東「八大軍區對司令員對調」的目的一樣，就是要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局面，既便於互相牽制，也能防止各軍在下面搞「小動作」(這一招是跟宋太祖趙匡胤學來的，原因他自己是「黃袍加身」的出身，擔心別人也跟他學)。第三，調導彈部隊布置在最外圍，也是自忖權威不夠，對各軍必然採取的防範措施。一句話，這些都符合楊家兄弟的處境，以及在那樣的處境下必然產生的不安全心理。
如果以上描述，是楊尚昆當時的真實情況，那麼，趙紫陽和楊的「默契」，又是怎麼回事呢?2006年，我向十分了解趙紫陽晚年情況的宗鳳鳴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之後，有心人姚監復為此觀點充當了「義務」宣傳員。但他的反饋告訴我，在他徵求過看法的人中間，所有的人都對「默契說」搖頭，只有兩個人點頭，這兩個人一個是劉少奇的秘書姚立文，一個是趙紫陽的秘書鮑彤。
那麼，搖頭的人是怎麼想的呢?我曾經私下徵求過厚澤先生的意見，他說他「沒有想得那麼深」。關鍵的是，曾有人將「默契」問題誤解為「趙楊曾聯手密謀兵變，結果楊尚昆當了袁世凱……」，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在我們這個圈子裡(也就是姚監復徵求看法的圈子裡)，人們對紫陽的人格深信不疑，所以不相信他會和有爭議的楊搞什麼交易。他和楊也都不存在叛鄧的可能性。但這些人都無法解釋趙對戈爾巴喬夫的那段講話，因而，也無人出面反駁。
以後發生的兩件事情，使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是2007年姚監復先生為我提供了一次採訪鮑彤先生的機會。在那次與鮑彤先生的見面中，我得以親自向他求證這個問題。以下是事後追記：
陳：趙為什麼不要軍權?
鮑彤思考。
姚：趙剛上任，召集師以上幹部會見，結果楊尚昆辦公室來了個電話：「尚昆同志可不可以去啊?」他就知道，已經插進來了。
鮑：應該說，趙沒有這個野心。他忙不過來。他一心想搞好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陳：那麼，趙和楊是不是有默契?
鮑：有。趙當總書記的時候，鄧找過萬里。萬里原來是趙的上級，他當地委書記的時候，趙還是他下面的區委書記。鄧對萬講，要他全力支持趙，他答應了。楊也是趙的上級，鄧也找過他，要他全力支持趙，他也答應了。趙當時覺得，有這兩個人的支持就行了，其他人怎麼樣都不重要。
姚：六四期間，趙只見過萬一次，但見過楊四次。鮑有一次在場，其他幾次不在場。
鮑：趙從朝鮮回來以後，楊找過趙，說，要鄧小平收回成命辦不到，但逐步淡化是有可能的。他和趙的看法是一致的。
陳：您對楊白冰這個人印象怎麼樣?
鮑：不錯。他請我到總政去作過一次報告。
陳：有人說，在戒嚴問題上，鄧和楊有交易……
鮑(驚訝地)：哦?
陳：楊對鄧的要求之一，是讓楊白冰接掌軍隊。
姚：所謂「舉賢不避親」嘛!
陳：這事在軍委三總部引起很大反彈，所以，三總部反戒嚴的聲浪很高，當時他們的口號是：「我們不是楊的家兵家將!」軍隊是很講究資歷的，還有那麼多山頭。
鮑：這個不知道。
從這一段對話，我們得以確定：第一，趙對楊的看法不錯，信任他，這是事實;第二，楊對趙接手軍隊很敏感，這也是事實;第三，趙對楊的敏銳反應，以及在自己周圍布置了耳目，心知肚明。
在這次訪談中，我還搞清楚了在5月17日作出戒嚴決定后，趙寫辭呈和遞交受阻的真實情況。以往的敘述(包括趙的自辯詞和張良的《六四檔案》)，均說趙寫了辭呈后，楊勸他不能那麼做，所以趙沒有遞上去。這給人一個印象，彷佛趙做什麼事情，都是與楊有商量的，楊是當著趙的面看了辭呈，然後勸他放棄這種打算的。但這次採訪鮑彤先生告訴我，趙的辭呈是交給秘書，請秘書遞上去的。結果卻收到楊尚昆的電話，勸他收回。——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趙和楊的關係並不像趙的自辯詞和《六四檔案》的文字給人的印象那麼緊密，但楊對趙的監控，卻大大超出人們的意料。顯然，趙在那時遞交辭呈，必然給楊白冰主持的戒嚴製造難題。38軍軍長徐勤先，很可能就是風聞了這些事情，才會抗命的。
那麼，既然趙楊關係已經不那麼緊密，他的自辯詞為什麼會給人留下他們「關係緊密」的印象呢?在此，他和楊，在八九事件中的「四次見面」的談話內容，可能是解讀的關鍵。但令人遺憾的是，在趙紫陽的口述回憶中，似乎有意略去了這一筆!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可以從趙此後的一些行為中，偵知他的心理軌跡。
第一件事，趙聽取了楊尚昆的勸告，沒有遞交辭呈。事後，他解釋說，他不願意看到軍隊分裂，國家陷於內戰。這是中肯之詞。但還有，就是他還寄希望於楊。
第二件事，5月22日，趙在休息了三天以後，仍然按正常情況去上班，但他發現，已經沒有人給他送文件了。
第三件事，趙在自辯詞中頻繁地提到和楊的關係(正是此舉給我留下趙楊「默契」的印象，結合上面這件事，我懷疑楊曾在趙寫辭呈后勸趙安心休息，由他來幫助趙度過政治難關)。
第四件事，鄧南巡后，趙頻頻送出談話，謂鄧在八九事件前，一再表示要將軍權交給他。
第五件事，2009年出版的趙紫陽口述《改革歷程》中，極少提到自己和楊的關係，僅有的兩處，一是透露1989年5月17日，是楊率先提出「戒嚴」問題(而不是鄧)，趙認為這不應該。二是認為楊在鄧「南巡」期間，把自己擺在了「保駕護航」的位置，這很危險。
——從這個過程，我們大體可以推測，趙對楊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開始，他頻頻提到楊，可能有意刺激楊尚昆漸老的記憶力，讓他不要忘記對自己的承諾。之後，他發現楊幾乎無所作為，對之失望，並決定揭露真相，那就是鄧對軍權許諾的「轉意」。最後，在《改革歷程》中，我認為，趙已經看清楊的真面目，是迫不及待的搶班奪權，所以，言辭是冷峻，而帶嘲諷的……
順便說一句，我曾詢問宗鳳鳴先生，趙紫陽對我的《八九民運史》有何看法。宗先生不知所云。對此杜導正先生所著《趙紫陽還說了什麼?》給出了答案，趙和他周圍的人，一直把我與上海市社科院一位同名男士混為一談，所以有：「社科院那個從上海調來的年輕人……」[9]云云。
2010年5月31日於北京
註釋：
[1]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6年第一版。
[2]此會的原意是出版「先驅者叢書」，其編輯計劃尚存我處。
[3]陳小雅《趙紫陽留下的遺言》，在香港《開放》雜誌。
[4]見《朱厚澤帶走了中共最後的希望》，原載《動向》雜誌2010年5月號。
[5]據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工作人員陳輝口述。
[6]見陳小雅《八九民運中站在學生一邊的軍人》，載陳小雅《佛之血》——八九￥柳絲研究文集》，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2003年5月第二版。
[7]載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首——1989年天安門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香港《開放》雜誌社2004年11月版。
[8]載《北京之春》2006年6月號。
[9]見杜導正《趙紫陽還說了什麼?》，電子版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