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不能忘卻6件事：國民政府1941年才宣戰（上）

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勝利花環來之不易。戴上它，能感受到光彩奪目的榮耀，也能感受到刻骨銘心的警醒。那裡面有一些無論時間流逝多少年也值得思索、也不能忘卻的事情。
　　不能忘卻之一：為什麼盧溝橋竟然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地？
　　在中國，人人皆知盧溝橋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地點。年年月月，參觀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的人絡繹不絕。如果有一天，一個不懂事的孩子突然發問：「戰爭怎麼會在這兒爆發？這兒是中國和日本的分界線嗎？」

　　我們這些大人，該如何回答？
　　孩子問得對。盧溝橋並非邊關塞外、疆界海防，連萬里長城的一處垛口也不是。它實實在在就位於北京西南。雖然完全不是中日兩國的分界線，但戰爭又確實在這裡爆發。為什麼戰爭尚未正式打響，鬼子就已經抄到了京師以南、扼住了我們的咽喉？
　　至於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盧溝橋事變，就更少人知道了：華北地區全部日軍不超過8400人。同一地區的中國軍隊有多少呢？僅宋哲元的29軍就不下10萬人。戰爭爆發之前，敵人不但已經如此深入你的領土，還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叫囂一個月內令華北淪陷，查遍世界戰爭史，都沒有這樣的先例。
　　無獨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同樣如此。當時東北地區日軍1萬餘人，張學良的東北軍人數達19萬。然而也未能阻止日軍在事變第二天就佔領瀋陽，一星期控制遼寧，3個月佔領整個東北。
　　從「七七事變」算起，時間過去了78年。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則已經過去了84年。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還無法真正明白那段歷史。我們必須直面那些令人難堪的事實，必須探究我們是怎樣落到了這樣的地步，才終於「忍無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28艘軍艦、1.5萬人的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萬人、法軍7200人長驅直入北京，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賠款白銀2億兩。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雖不少，拼湊的兵力卻不足2萬人，但依然在10天內就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
　　一個被西方描述為GDP佔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為什麼會這樣？
　　發動「七七事變」的日本華北駐屯軍，是八國聯軍侵華后，清政府與英、美、俄、德、日、 奧、法、意、荷、比、西11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帶來的，這個條約第九款規定：「中國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
　　從此在華北駐屯的外國軍隊有英、美、法、意、日5個國家，司令部都設在天津。最初約定駐軍人數為8200人，日軍400人。後來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國政局動蕩，日本將「清國駐屯軍」改稱「中國駐屯軍」，暗中擴大編製，一步步將駐屯軍由數百人擴大到數千人。
　　中國有句老話叫「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國家本應拒對手於核心區域千里之外，但事實是戰爭發生以前，人家已經久踞於此，形成「卧榻之側他人可以鼾睡」「卧榻之側他人可以長期鼾睡」的局面，這是多麼創深痛巨的民族恥辱。
　　中國近代歷史，往往是先一場悲劇衍生后一場悲劇，前一場災難導致下一場災難。正因為面對侵略一敗再敗，中國才簽下這些喪權辱國的條款。正因為這些喪權辱國的條款，才釀成「七七事變」前侵略者已經挺進到眼皮底下的局面。
　　一個中國人，如果不了解當年中國政治有多麼腐朽、中國軍事有多麼衰弱，就不會明白腐朽與衰弱會帶來多麼巨大、深重的災難。
　　不能忘卻之二：為什麼直到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
　　從1937年7月的「七七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是我們常說的8年抗戰。從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則是更加真實的14年抗戰。但是從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只有短短的3年零8個月。
　　這是怎麼回事？如今天很多國人未想過為什麼盧溝橋是戰爭爆發地一樣，很多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中國全面抗戰已經進行了4年零5個月，國民政府才終於正式對日宣戰？
　　無須諱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國參戰了：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於是才終於有了12月9日的國民政府對日正式宣戰。
　　美國一旦被偷襲，第二天就宣戰，最後一定要把偷襲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無條件投降)方才罷手；我們不是被「偷襲」，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執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個中國被侵佔了，竟然還未向對方「正式宣戰」，一邊進行著抵抗，一邊琢磨著妥協，一邊盤算著退路。
　　首先出現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1937年12月2日，蔣介石對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談，日方條件還不算亡國條件。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決定接受「陶德曼調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后條件大大加碼，「陶德曼調停」才宣告中止。
　　接著又出現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觸。宇垣一成在日記中記錄了孔祥熙的表態：「內蒙設置特殊地區是可以的。」 「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后因日本陸軍強硬派要「蔣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
　　1940年軍統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於3月、6月分別在香港、澳門與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擬定蔣、汪、日三方長沙會談，被日方列為「桐工作」，稱「曾經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剎那」。
　　當然應該理解當時中國獨立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困難局面。也不能說與對方接觸不包含權宜之計而都是出賣與叛變。畢竟國民政府苦撐到了最後日本投降。畢竟抗日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的文稿中6次提到「弱國」。當時所說的「弱」，是指國力弱、軍力弱、裝備弱、訓練弱。至於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鬥志弱，則未曾意識到，或者意識到了也不願承認。
　　8年抗戰也好，14年抗戰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前，雖然有「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張北事件」「七七事變」，但沒有一個事變使國民政府痛下決心與侵略者徹底決裂、撕破臉皮正式宣戰。國民政府始終沒有放棄私下接觸與調停，始終在尋找可能的妥協之道。如果日本不偷襲珍珠港，如果美國不對日宣戰，中日之間這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又該怎樣了結？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警告美國人時講過一段話：「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歷史。真實歷史之所以提供啟示，就因為它是扎人的荊棘，不是嫵媚的花環。
　　不能忘卻之三：為什麼抗戰中出現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淪落？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中央宣傳部部長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8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這種狀況，難道不是在顯露一個國家和民族集團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淪落？
　　偽政權內部矛盾叢生。而汪精衛與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於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衛面前擺老資格，不把汪放在眼裡；汪精衛為此想方設法將王克敏管轄的華北地區實權悉數收回，用另一個大漢奸王揖唐去取代。
　　這種局面讓大漢奸周佛海也連聲嘆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這樣一批人，把中國政治演繹到如此齷齪和猥瑣的地步，怎能不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抗戰期間中國出漢奸很多，為什麼？
　　一是瀰漫於統治階層的失敗主義。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說：「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他問馮玉祥：「大家都說抗戰到底，『底』在何處？」馮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衛後來嘲弄說：「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與無知。」當時，像汪精衛這樣無心抗日、謀求妥協者大有人在。
　　二是瀰漫於社會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別人面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周佛海就說過：「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別人一切都好的心態，當時十分普遍。
　　三是自由主義思想侵蝕，只知個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對日本侵略，很多知識分子在《救國宣言》上簽名，周作人不簽。「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不走。連勸誘周作人出任偽職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為他不會放棄文人清高，出任偽職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過汪偽政權北大圖書館長聘書，後來竟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說過：「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襯和幫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氣節么？
　　四是長期封建社會影響，只知小家，不知國家。清末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復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這段話極其深刻。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從來是「家天下」，統治者只對家族、姓氏負責，不對國家、民族負責，全社會沒有「天下為公」的理念和實踐，怎麼可能要求民眾與你「萬眾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