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是如何學英語的 ？

皇族：九五之尊 「壓力山大」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於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


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後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但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后，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的悟性，但口語卻糟糕至極。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單單是敢於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值得人們稱讚。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後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末代皇帝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後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遊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他的老師庄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後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庄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並進 「寄託」美國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僱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於這種情況，清廷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於培養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於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併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后，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歷：「那時候學英語，不像現在從發音規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為此，他注意「採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並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了獲得關於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為了便於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後邊註上「柴諾」，doctor后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權已被架空，國家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漢族主流階層的手中。李鴻章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學現賣，倒也應酬得來。


文人：口誦筆譯 終成「溫拿」

政客們紛紛攘攘，東一棒槌、西一榔頭的漢字注音學習法，只能Chiglish味兒十足。真正值得當代人追逐崇拜的，應當是民國的學院派文人。


雖說」辮子教授「辜鴻銘屢屢被自由主義者們罵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譏諷者們卻很難望其項背。辜鴻銘10歲時就隨義父布朗在蘇格蘭接受嚴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雖是英國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死記硬背。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里糊塗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來。


之後，辜鴻銘開始了半月學一部莎士比亞戲劇的英文學習計劃。天資聰明的辜鴻銘越背越快、過目不忘，計劃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把莎翁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辜鴻銘後來在北京大學教英語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英語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簡單：「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作為一名遊走於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學者和文學家，林語堂的英語學習法自有其特點，朴樸素素、簡簡單單地總結起來，就是注重口語訓練。林語堂認為學英語必須有全句的觀念，「不能專念於單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整個讀出來」；「口講必須重疊練習」，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順口。


對於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說，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並盡量避免重複的詞句。反反覆復，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


商人：英漢夾雜 」洋涇浜「語

當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后，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一時間，外商雲集，貿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而，由於精通商貿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己學起了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於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即便如此，但千萬別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是下里巴人的專利。董橋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聽到鄰座有人很謙虛地對他的茶友說：「我只會說洋涇浜英文！」 那老上海忍不住小聲說：「他也配？」哈哈，可見正宗的洋涇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專用語！


當然，「洋涇浜英語」並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台灣等地也出現了漢語與當地通行外語相結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後，在上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點「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