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思恩：中共制度——另類的國民訓練（一）

〝十年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的徹底破壞與摒棄；從教育中必修的政治課對中國政治國情的全面扭曲；歷史教科書中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完全歪解；司法系統全盤黑道化表演；宣傳系統全盤精緻化造假等等，與上述的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對這期間生活於斯的中國人最徹底、最系統的惡毒化訓練。中國人思維方式與西方世界的迥異，完全可以歸因於中共的制度脅迫所造成的是非顛倒，善惡不分的畸形全民訓練。（Getty Images）

  制度，可以規範人的行為，讓人們按照某些期待的準則行事，從而內化為一種價值觀，養成生活習慣，形成一種行為模式。一種社會制度一旦形成，會促使社會成員形成一種行為慣性，從而形成大面積的社會風氣。如果說，制度是否有高下優劣早已不成為一個問題的話，現在就是人們系統地了解社會主義制度到底惡劣到什麼程度的時候。雖然中共把自己改革來改革去的制度宣稱為掌握了最高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宇宙最高真理〞的實踐，但其在中國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的社會實踐，也隨處見證了這一制度的惡劣，以及在管理社會過程中種種惡劣的後果。後果之一，就是對全體國人進行變態的、惡意地人格化訓練，使中國社會快速陷入全面道德淪喪。這裡僅舉幾例，讀者根據自己的經歷類推。

全民偷盜訓練

中國古人在春秋時就熟諳〝倉廩實而知榮辱，衣食足而知禮節〞，要使社會風氣好，使老百姓吃飽穿暖是個重要的條件。中共在治國的頭三十年裡，從大躍進、公私合營，到鄧小平改革前的約二十年，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整個社會層面激發了全國人的偷盜意識，有效地訓練了人們的偷盜習慣。

這種制度起始於一九五八年開始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大躍進〞和合作化運動把維持中國幾千年傳統的，一家一戶為基礎的生產生活單位全部打碎，強迫全國的農村居民編入生產大隊，集體勞動，集體分配。農村居民被限定在狹小生存空間，且其後長期內喪失了社會行動自由。緊接著的三年，農村就立即出現了大面積飢荒，在那風調雨順的三年中，餓死的百姓超過三千萬人；這種類似制度在城市推行，個體私營者統統被強制編入國家的單位，由共產黨派駐的黨組織統一管理生產和分配。這一標誌社會主義性質改革的直接後果是：飢餓和生存物資匱乏，家家戶戶只為一個目標而努力，那就是：活下去！找吃的！

在這個制度體系中，通過〝榜樣〞示範和偷盜實踐兩方面完成全民偷盜訓練。

偷盜的榜樣主要由兩類人組成：一是掌握生活資料分配權的基層幹部，二是飢餓難耐、為了自己和家人活命，無懼被抓被懲罰的偷盜先驅。基層幹部以權謀私，利用身份的便利，方便快捷安全地偷盜集體名下的資源。突破道德約束，帶頭偷盜的民眾則需要面對活下去還是受可能的懲罰的兩難困境。

一九五八年後的二十年所謂社會主義實踐，可以被稱為全民〝偷盜〞訓練的社會大舞台。凡有那段農村生活經歷的人，大概都有披星戴月〝偷盜生產隊資源〞的經歷，從偷掰生產隊一個玉米，到揪路邊一個紅薯，到餓極了吃幾棵正下種的花生豆等等。而生活在城裡的人，大都能有占點公家的便宜的動機和結果：拿塊織布機旁的布頭家用、給親戚報銷點感冒藥、拿點單位的東西分給親朋好友之類的極為普通平常。雖然偷盜有被抓住受到嚴厲懲罰的，但和飢餓和活下去相比，和許多因〝偷〞而確實獲得了某種好處的示範相比，占公家的，偷公家的生活資料，就成為與公開的分配製度相配套的社會財富的輔助分配方式。全民小偷小摸訓練是那二十年的強迫性的主流行為意識訓練。

偷盜雖然是中國傳統道德中令人不齒的行為，但這種偷公家的，造成人們心理上的罪惡感似乎要小得多。更何況，某些有特權的示範〝榜樣〞促使〝不佔白不佔〞成為普遍共識。

通過制度化地使百姓處於長期被超額剝奪和赤貧狀態，去掉維持人道德和體面尊嚴的物質前提，從而為全民偷盜訓練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基礎。這種訓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將民眾的貪婪和對共有無主財物的無度佔有意識推向頂點，順理成章地培養出周永康之流的巨貪巨腐，及其代表的主流〝人民公僕〞們的意識形態。

全民騙人訓練

在中國，所有要讀書的六七歲的孩童，都要求戴上紅領巾，加入中共的〝少先隊〞。舉手向紅旗〝莊嚴發誓〞：要〝熱愛中國XX黨〞，要〝時刻準備著：為XX主義事業貢獻力量〞。中國的青少年，則被要求加入共青團，也需舉著拳頭對紅旗發誓：〝堅決擁護中國XX黨的領導〞，〝為XX主義事業而奮鬥〞。至於加入中共，同樣有一個舉著拳頭，對著血色旗宣誓：要〝為XX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入隊如是要所有人從孩子起就發誓效忠XX政黨的話；入團則是使這個青年看上去聰明、優秀，有可能成為社會中堅才有的資格；而入黨則是被中共選拔為〝精英〞的前提條件，並成為做官高升的必要步驟。所有的中國人，從普通的百姓，到所謂的社會未來的精英，只要想進入社會，便幾乎全經過了〝騙人的發誓〞訓練。

雖然幾乎所有在中國長大的國人，都經歷了上述三個發誓場面中的至少一個，但有趣的是，當這個人長大后，當你告訴他，你發過一個毒誓，要隨時為黨獻身。這個人會面帶困惑亦或狡黠的神色說：〝誰把那個當回事。說說而已。〞

在中國傳統和西方有神明信仰的社會中，人們都對承諾非常重視，崇尚〝一言九鼎〞，即使〝暴虎馮河〞，喪失性命也決不食言。一個對自己承諾看重，並身體力行去兌現的人，是值得信賴的人。一個社會，堅守並兌現自己承諾的人越多，說明這個社會風氣越好。在人所有的承諾中，誓言份量最重，因為人們相信，誓言有神明見證，不兌現自己的誓約，猶如欺騙神明，是要承擔誓約後果的。然而，在中共社會的制度體系中，卻制度化地讓國民〝發誓〞，同時體制化地讓發誓的人相信那不過是走走形式，〝不用當真的〞，說說而已的，是為發誓騙人訓練。為古今中外的國家和政黨，唯有中共統治下的國體獨有，而且正在延續。

幾十年〝發誓騙人〞訓練的後果是，中國現社會坑蒙拐騙層出不窮，各行各業互不信任，下級騙上級，上級蒙下級，老闆騙員工，員工糊弄老闆。朋友相互防備，夫妻互不信任。說話不算數、承諾不兌現，比比皆是。至於代表國家和政府的媒體更是騙術大行其道，報紙騙、電視騙、科研騙、學術騙、食品騙、廣告騙，沒有媒體的監督，國家騙國民完全沒有心理壓力，百姓也被騙得習以為常。

在各種場合運用自如，得心應手的要首推通過〝發誓騙人〞選拔出來的〝社會精英〞：中共官員了。越是級別高的官員，騙人手法越純熟。與之相對應，騙慣了百姓的中共，其眼裡看所有人也都是騙子，也總覺得老百姓在騙自己。所以中國的政府把大街小巷、樓道各個角落，到處安上攝像頭，遊盪著不穿制服的便衣，秘密安插在各個生活小區的大量〝紅箍〞大媽、大爺，還有在互聯網上高密度晃蕩的網路檢查員，無時無刻不在窺探每個普通百姓的行蹤，形成全球最大規模的國家監控系統。

全民殺人訓練

中國的〝一胎化〞人口政策，是對中國百姓實施的全民殺人訓練。

〝一胎化〞政策已經強制實行三十多年。簡單說來，一對夫婦只許生一個孩子，不小心懷上的其他孩子都不許活，在媽媽肚裡的時候就得殺掉。對西方有正統宗教背景的人士而言，即使尚在媽媽腹中還沒出生，孩子當和生出來的一樣，是一個活的生命，墮胎無疑是殺戮的一種，他們為此深感不安。按佛家輪迴的說法，這些幼小的孩子都可能成為孤魂野鬼，陷入悲苦境地無處可去。而殺害自己孩子的父母也因此為自己造下罪孽，給自己種下惡果。

然而，這一制度使得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平均每個中國家庭都有了殺死親身骨肉的經歷，每個人都聽說過周圍人墮胎的故事。中共官方說，這一人口制度至少減少了上億人口的出生，換言之，中共至少制度性的殺死了上億的幼小生命。

剛開始，這種殺人訓練主要採取的手段是暴力和脅迫。對沒有生育指標的懷孕婦女強行流產、引產、結紮，同時配合巨額罰款、沒收生產和生活資料、開除公職等，輿論宣傳再加以全力配合，把想不殺孩子的家長描繪為受舊思想毒害、危害社會的公敵；司法系統則對強制執行墮胎造成的人員傷害裝聾作啞，對所有此類投訴與控告概不理睬。這一系列的社會體制性的配合，逐漸使得當今的父母化被動為主動，為避免制度化的懲罰，積極主動地配合墮胎訓練。

從正常婚姻家庭里的婦女下手，強制墮胎，對全社會的殺人漠視心理產生了強大的示範作用。如果早先的父母們是不得已墮胎的話，經過多年的大社會環境訓練，已使當今中國的現代青年們克服了殺人、殺自己孩子的心理障礙。另一個社會後果是，那些沒有婚姻而亂來的男男女女，再不用為不小心懷上孩子擔驚受怕，不需要扶養孩子、也不需要承擔道德後果，只需到婦科門診，輕輕鬆鬆一殺了之，而且心安理得，並且完全合乎政府和制度的期望。

〝一胎化〞人口政策、中國大規模殺害幼嬰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後果，幾十年制度性的虐殺，中國人對待胎腹的親骨肉被殺害的態度，已經從被迫的、不得不的、難過的或者偷偷摸摸的，轉變為主動地、從容地和不以為然的心態。面對他人殺嬰行為，全社會也似乎早已擺脫的憤然、同情，變為坦然、漠然、超然，沒有人再去追究其可能造成的可怕的心理後果。

從殺害親生骨肉開始的殺人訓練，中共有效地給全民塑造出一種社會心理，那就是：對生命漠視，面對殺戮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