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鄉音都死去了

無論如何，在如今這個通訊與傳媒高度發達，交通極其便利的時代里，方言的處境是愈發艱難了。
哪怕是窮鄉僻壤，百姓家中也大多有了電視。電視里，無論是新聞，還是專題片或連續劇，還有領導人講話，多半都是用普通話的。異地人士之間的交往，尤其是無法相互理解對方方言的人們之間對話，當然也都要依賴普通話這個紐帶。遠離家鄉的大學生和從農村到城裡打工的農人，也要學一點普通話以為交流之需，甚至是尊嚴之需。這自然帶來了人際交往的極大便利。
為了強化普通話的優勢地位，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於2000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在諸多行業、機構以及場合里必須使用普通話。不僅如此，廣電總局等相關管理機構還時常對於某些「違規行為」發出禁令或做出處罰，使得方言的生存空間愈發逼仄。例如2005年廣電總局就發出過《關於進一步重申電視劇使用規範語言的通知》，要求電視劇語言（地方戲曲片除外）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而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視劇、少兒題材電視劇以及宣傳教育專題電視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話。
凡此種種，都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政府的意圖，那就是普通話的應用範圍越廣越好，相對應的必然是，方言的空間越少越好。這種決策導向究竟會對文化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我們都知道，語言的豐富意味著思想的多樣化。方言不僅語調上不同於普通話，而且每一種方言都有很多特殊的辭彙和特殊的表達，它們很難轉化為普通話。慣於說方言的人，突然改說普通話，往往語詞變得很貧乏，原有的那些生動的表達統統用不上，因為方言中太多的內容在這種轉換中丟失了。為了我們語言的豐富計，是否要對方言有一種寬容仁厚的態度？
方言的存廢還直接影響地方戲曲和其他藝術的興衰。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地方戲的大規模消失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除了通俗音樂以及電影、電視劇等的排擠之外，作為地方戲基礎的方言的邊緣化也是地方戲面臨毀滅的重要原因。沒有陝西方言就沒有秦腔，沒有寧波話就沒有甬劇，假如蘇州人不再說蘇州話，崑曲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當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時候，我們是否應當反思過於急切地推廣普通話和打壓方言給各種地方戲帶來的損害？
談起方言，我不能不想起趙元任先生。能夠像他那樣熟練地說三十多種中國地區方言的學者恐怕是鳳毛麟角。今天的情況是，越來越多的人除了普通話外不會說任何一種方言。不知道別人的經驗，我個人每當回到家鄉，或者在他鄉遇到膠東人，說起膠東話，心中都會涌動著一種對家鄉溫馨的情感。如果說熱愛家鄉還算是一種值得讚許的感情的話，那麼，如果鄉音都死去了，我們仿著賀知章的經歷，「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但是遭遇到的卻是「兒童相見話不懂，國語應答何苦來」。那可真是悲劇呢。
每當想到這樣的未來，我的心裡總不免有些拔涼拔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