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日本侵華中的戰爭責任

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中國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2014年2月27日，中國政府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設立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日本的文化中缺少了「罪惡感意識」，因此日本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不認為當年對中韓以及亞洲人民所做的罪惡有什麼不對，只是認為二戰的失敗是一種未曾成功的「羞恥」。以下從日本的主要宗教及其文化背景角度來反思為何日本的文化中缺少了「罪惡感意識」。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一）
——在甲午戰爭中，佛教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工具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的日本凈土真宗(節選轉載)

作者：何勁松，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
但是凈土真宗東西兩本願寺為了在理論上為其作為戰爭的幫凶找到依據，便拋出了所謂的「真俗二諦論」，奉行所謂以「王法」為本的路線，在「護法」的名目下鼓吹「時代即應化」。明治二十七年（１８９４）八月一日明治天皇以詔書形式發布宣戰布告，八月六日真宗大谷派法主便緊隨其後發表《垂示》說：

苟為帝國之臣民，當此之時，宜當義勇以奉君國。本宗門徒，尤當遵從予所教示之二諦相依之宗義，牢記為朝家為國民而念佛之祖訓，專心一途，精忠報國。
......
八月八日真宗大谷派在本山寺務所設臨時獎義局，處理有關戰時的事務，如授予從軍士兵名號，授予戰死者法號，以及捐款、捐物等。本願寺派也一樣，八月七日設置處理戰時事務的臨時部。建成這樣的體制之後，大谷、本願寺兩派的法主便於八月十三日一同啟程去拜謁天皇，向朝廷表達「報國」的忠誠。

經過這樣的宗教思想「武裝」起來的日本士兵都相信該宗的「往生說」，臨戰時不再恐懼，而將生死置之度外。當時真宗在京都車站向出徵士兵贈送「攜帶用軍人名號」以及武裝思想用的小冊子。「軍人名號」對士兵來說就是護身符，小冊子是為了鼓吹一種「軍人精神」。在八月六日的法主《垂示》的基礎上，真宗開始向各地派出布教師，其中還得到國家許可派遣慰問僧到戰地慰問將校、士兵及其他居留民」。


附中日甲午戰爭簡介：

中日甲午戰爭是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豐島海戰的爆發為開端，到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按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Sino-JapaneseWar)。這場戰爭以中國失敗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戰爭歷時9個月，分為陸戰和海戰兩個戰場，日軍攻下朝鮮的平壤，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水師，之後又攻下中國的旅順、威海，並於1894年11月22日在旅順進行大規模屠殺，血洗全城。戰後雙方於戰後簽訂《馬關條約》，規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賠款，中國清政府因此背負沉重外債，國力日趨衰退，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而日本因獲得巨額戰爭賠款，國力軍力迅速強盛，並逐漸走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之路。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二）

1931年日本侵佔滿洲、特別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以後，日本佛教從整體上被納入軍國主義思想體制中。

日本佛教界的許多領導人物、著名僧侶，都紛紛通過各種方式，表示協力侵華戰爭。

七七事變后，日本全國各地的佛教寺院陸續舉行了名為「戰勝祈願祭」的祈禱日本軍隊「戰勝」的祈禱活動，佛教和尚們和信徒們紛紛對著神佛，宣讀自己的祈願書。

日本佛教許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斷發表支持侵華戰爭的講話。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貫首」（最高僧職）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機關雜誌《傘松》中，說我們僧侶連一粒米、一張紙也不能生產，但願能為「國民精神總動員」做貢獻，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

著名佛教學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變后不久寫的一篇題為《事變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變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稱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是「慈悲之行」。

現日本京都花園大學的前身臨濟學院的學僧日種讓山（1873～1984）在七七事變后寫的一篇文章中稱，日本的行動是「犧牲自己，把支那從赤化和經濟的奴隸化中拯救出來，使他們作為東洋人而生存的一場義戰、即道義戰爭」。

著名禪宗學者鈴木大拙在侵華期間發表的題為《戰爭論》的文章中，也明確支持侵略戰爭。他寫道：「養兵練武，非為侵略他國、剝奪其權力和自由，但對那些妨礙本國存在的邪魔外道又當別論；造巨艦鑄大炮，非為擴張私利破壞他人福祉，但對那些擾亂本國歷史進程的不義無道者又當別論；殖產興業，非為積聚物質財力壓服他國，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業、蹂躪我權力，簡直就是阻礙人類全體的進步，從我國宗教的角度上說，絕不能聽之任之，為此不得已而動干戈，非為殺人，非為略地，非為劫財，而只是為著正義，來懲罰代表著非正義的國民。」鈴木大拙的此種腔調，與日本政府軍部可謂同氣相應。

參考《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叢書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三）

一些僧侶、學者繼續著書立說，系統地為佛教參與侵華戰爭辯護，為「皇道佛教」製造理論根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論點都集中在《佛教與戰爭》、《日本的躍進與新大乘佛教》、《護國佛教》等書中。

《佛教與戰爭》出版於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島影盟，兩人都是屬於曹洞宗的佛教學者。

他們認為，「大體上說，日本佛教認為，出師有名的戰爭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

「佛教並不預先規定戰爭的善與惡，它不把形而上的戰爭作為問題。以善為目的的戰爭就是善的，以惡為目的的戰爭就是惡的。在積極行動的時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戰爭主義者。」

又說：「佛教的戰爭就是作為手段的戰爭，目的是救濟眾生，正確引導眾生。」

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戰爭，就是為了「振興國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國家明朗堅實地得以存續」，當戰爭對於振興國家不可缺少時，「不用說這種戰爭就是至善的戰爭」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變后，還有一個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寫了一本《日本的躍進與新大乘佛教》的書，提出了和《佛教與戰爭》一書基本相似的看法。

據該書序文的自我介紹，古川碓悟是當時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響的學者，還常在廣播中發表有關佛教的評論。

「我國思想界的最大指導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極的態度，同時要成為世界上的轉輪聖王王國，還需要依靠實力救濟者『道之國日本』的推動。」

他認為，經「日本之道」將佛教改造過的日本「是現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國」。

那麼，「日本之道」如何將佛教改造過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認殺生的可能性，承認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認為，日本的佛教屬於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為了護法而容忍殺戮——

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殺生這一戒律，是絕對不可能的，同樣的，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否定殺人的舉動也是不合常識的，假如一味固執於不殺生，那人類社會就一天也不能維持。（《日本的躍進與新大乘佛教》第108頁）

參考《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叢書

註：《佛教與戰爭》、《日本的躍進與新大乘佛教》、《護國佛教》等書的佛教思想，與星雲大師弘法講演中所說的「譬如今日我們處於反攻復國的時候，一旦戰爭爆發，佛教徒可以殺害敵人嗎？只要我們捫心自問：如果真正本著救民出於水火、殺一救百的願心，並且甘願負因果的責任，在大乘的戒律是讚美這種行徑。」有什麼區別？

筆者連日本的主要宗教是甚麼都未清楚：

日本的佛教是來自真言宗，不是真宗，真言宗是來自八世紀印度的密宗之分支---行續，"大日經"，而日本的軍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沸騰都是來自大日經裡的真言，因為他們相信這些真言是他們神道的領導者，也是他們侵略別國的精神支柱,而且也令到他們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ㄧ如希特拉認為自己是日耳曼族，比其他族裔高一等一樣

Djogchen 發表於 2015-1-18 00:57
筆者連日本的主要宗教是甚麼都未清楚：

日本的佛教是來自真言宗，不是真宗，真言宗是來自八世紀印度的密宗 ...

在日本，凈土宗與凈土真宗已成為最受人們歡迎的佛教學系。據1987年政府調查所顯示，凈土佛教的寺院共計30368座，其信徒則有兩千萬人之多。這個數目幾乎是全日本佛教徒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禪宗比起來則只有九百五十萬名信徒。

How about 真言宗？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四）

連佛教和尚都如此公開叫嚷殺人，日本對中國人民大開殺戒，也便百無禁忌了。

古川強調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正義戰」，在他看來之所以是「正義戰」，就是因為日本的開戰是為了在世界上建立「凈佛國土」。

就是因為這場戰爭「不僅對我國、對東洋、對全世界，而且對支那國本身都有好處」；

「如今我國靠著〔佛教〕這把利劍在滿蒙建設了第二個神國，很快就要在支那、在印度建設神國」，日本將世界都變成「佛教所說的凈佛國土也絕不是幻想」。

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籲：「全國的佛教徒啊，憤然而起，參與這千載難逢的聖業吧！國際聯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現在箭已離弦，不容有絲毫的猶豫，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

鼓吹侵略的另一本書是《護國宗教》，1938年1月由大倉精神研究所發行。該書由四篇長文構成。其中，《日本佛教與國體觀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

佐伯在文章一開頭就為天皇和皇室大唱頌歌，特別稱讚決定在日本設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來證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關係，並說明佛教應該成為日本天皇制國體的一個組成部分。

《護國佛教》一書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鎮護國家》，出自原大正大學（一所佛教大學，由凈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設立）學長福田堯穎（1867～1954）之手。

福田在文章中強調，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中國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歷代天皇的恩寵，「它深深地立足於日本的國民性……成為鎮護國家的宗教」。

《護國宗教》中還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凈土宗僧侶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這篇文章最長，在論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

椎尾聲稱，佛教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都以失敗而告終，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釋尊在世時的佛教」，因而具有純粹性，比其他亞洲國家的佛教都更優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潰，而支那的佛教與國家的發展方向相反也崩潰了，只不過還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遺跡罷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國土上得到了豐富的滋養，才實現了佛教本來希望達到的一切」。

他寫道：「佛教作為日本佛教而發達，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別是歷代天皇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這種以天皇、皇室為中心建立起來的佛教，在外國是看不到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皇道佛教。」就這樣，《日本佛教與國體觀念》一書將原本救度眾生、厭離塵世的佛教，與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國體聯繫在了一起，並被概括為「皇道佛教」，這就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詔」、服務於侵略戰爭找到了理論根據。

參考《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叢書

筆者是以某某作家的文章以及日本的文化而並非日本宗教的本質去探土而下如此結論那就是以偏概全

日本宗教的發展概況 -



日本的宗教發展，可分為四期：

第一期是原始時代、儒與佛教傳來時代。起先為神話色彩的宗教，所謂「記紀為徵」，神代有高天原期、出雲期、日向期等等之分別，而以聖太子的三寶興隆、蘇我氏的滅亡為終淪時期，為首期的日本宗教演變情形。



第二期為大化革新時代至院政時代。大化革新時，神、儒、佛三教鼎立；至奈良朝代佛教保護法公佈後，佛教即繁昌起來。自南都六宗的修驗道形成後，即有國分寺、東大寺等諸大佛鑄造，成為一種大興的宗教。後有「道鏡」神託，不祥的事件頻傳發生，人的思想才轉向於祈求平安；這時傳教大師的天台宗、弘法大師的真言宗興旺起來，形成神與佛契合的風氣。藤原氏時代，是以華麗的法會使人供養歡喜，在神道方面則是以延喜式為見證的制度，以祭儀整心的方法，確立神社階級。



第三期是源平時代。由豐臣氏時代至淨土念佛的信仰中，「親鸞」出現，是謂日蓮宗、曹洞宗、臨濟宗，形成佛教競相爭興的情形。因為鎌倉武士的資深修養，臨濟禪在南北朝時代最為普遍廣大。而臨濟禪的法事，是以神道祭儀，且兼具老子的積極性作法，很適合日本人的思想；同時發行神道論，講明神道的要義。天文十八年，基督教自歐洲同文物參渡而入，因日本人的好奇心，也盛行一時。



第四期為德川氏時代至現在。神、儒、佛受到保護法而繁榮，但是基督教則被嚴禁不準設立，遂至絕滅。至明治時代，禁令解除，基督教遂復生而活躍。日本宗教，從此以後即有自由的信仰，一直延續到現在。此即日本宗教的演變過程。





日本神道之獨立，是在明治五年三月廢止宣教使後，於同年四月再重新設立教導職務，即以神、佛合同教導事務；到了明治八年，此一神、佛合教之組織，再經種種原因，分離各自宣教。所以神道派有志人士，積極組織了神道統一機構，稱為「神道事務局」。明治十七年，政府又廢止管理神道事務局的大政官教導職務，將神道事務局委由管長辦理，管長則由稻葉正邦（岩代國二本松城主丹長富的次子）擔任。從此以後，日本「神道教」即受到全日本朝野人士及全國百姓公認為日本的國教。







神道教之教義：惟神之大道，積極擴張於人類，日本皇國固有之神道，要求每一個日本人共同尊奉，以為惟神之大道，為皇祖皇宗之懿訓，是日本國家建國之大道，也是國家的精粹；每一日本人要接受這傳承，對大教要無條件信任。所以，百姓的信仰就是聽從神，履行神的指示，明示只要相信大道，即可得到億兆的福祉；由此，為全日本國家每一百姓的信仰追求的目標。當時的日本人，只要求上神道的大道，每個人可以避禍得福，日本國家亦真由此得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神道教由此大興。

維護婚姻 發表於 2015-1-17 19:34
在日本，凈土宗與凈土真宗已成為最受人們歡迎的佛教學系。據1987年政府調查所顯示，凈土佛教的寺院共計30 ...

淨土宗的宗旨與從古至今日本的神佛合一有何關係？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五）

日本佛教不僅為日本的侵略戰爭「護持」，甚至還可以成為發動戰爭的「根據」與借口。

「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佛教日蓮宗信徒石原莞爾（1889～1949）就從日蓮宗創始人日蓮上人的預言中受到啟發，在題為《最終戰爭論》一書中，提出了所謂「最終戰爭論」。他預言，日本必將與美國打一場大的戰爭。

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代表東方文明，美國代表西方文明，通過這場戰爭來決定究竟是由美國總統還是由日本天皇來統治世界；在這場戰爭中，美國必敗，日本天皇將成為世界的天皇。

這種藉助佛教發布所謂預言，進行稱霸世界的戰爭叫囂，在世界各國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吧。



石原莞爾（1886-1949），日本人。陸軍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畢業。曾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員。1928年10月任關東軍參謀，赴旅順就職。九一八事變時為關東軍作戰科主任參謀，主張以武力實現東三省「自治」，直接參與策劃侵華戰爭。1937年七七事變後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晉陞中將。同年9月升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後轉任鶴舞要塞司令官、第十六師團長。1941年轉入預備役。提倡「世界最終戰爭論」，要以中國東北為基點，實施「五族協和」建立「王道樂土」，然後擴大為「東亞聯盟」以至「亞洲大同」，在青年軍官中有很大影響。

從1920年開始，石原莞爾前往中國，到各地進行「考察活動」，以勘測地形及刺探情報。后赴德國研究軍事史，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從此開始發表論文，積極鼓吹日本進行侵略活動。

1928年，在策劃「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的推薦下，擔任關東軍副參謀。同年提出臭名昭著的「石原構想」。1931年與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本庄繁等人策劃「九·一八」事變，並借口佔領中國東北。

參考《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叢書
參見：http://www.baike.com/wiki/石原莞爾

Djogchen 發表於 2015-1-18 00:57
筆者連日本的主要宗教是甚麼都未清楚：

日本的佛教是來自真言宗，不是真宗，真言宗是來自八世紀印度的密宗 ...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六）

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登場，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滿洲」過程中日益發揮作用，許多教派制定了詳細的「布教方策」，並在軍部政府的指導下向滿洲派遣大量的布教人員。

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長發布「教諭」，稱：「扶持滿洲建國之宏圖，開闢治化要道，作為我帝國的責務，可成東洋和平之契機。我宗素來體現正統佛法，遵守兩祖遺訓，祈求皇祖長久，希望國運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滿洲擴張的意願。

同年，真宗大谷派設立「滿洲拓事講習所」，向滿洲派遣所謂「滿洲開拓屯田僧」、「志在滿洲國的開拓和開教的有為人才」。也是在這一年，在駐哈爾濱特務機關橋本欣無郎的提議下，成立了「哈爾濱宗教聯合會」，並在日軍特務機關直接控制下進行活動。

七七事變前夕，又成立了規模更大的「滿洲國佛教總會」，日本軍部及其傀儡政府通過這個「總會」，進一步強化了對佛教的統制。

據1934年底「滿洲國文教部宗教科」的調查統計，到1934年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東寺、新義真言智山派、新義真言豐山派、凈土宗、曹洞宗、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興正寺派、本門法華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滿洲」開設了約一百五十座佛寺，布教人員二百多人。

1935年，日蓮宗「管長」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滿洲」與陸軍中將四天王延孝一起「謁見」溥儀，稱法華宗要為「日滿提攜」儘力。

七七事變后，隨著日本武力侵華的全面展開，日本佛教界也表現出了更加活躍的態勢。據中濃教篤《佛教的亞細亞傳道和殖民主義·戰時下的佛教》（國書刊行會1977年版）一書記載，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國宗教界發布了題為《關於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針》的通告——

　　目的：
　　一、布教師擔負對當地居民的宣撫，並協助對支文化工作。
　　方法：
　　一、在軍方的許可下，布教師選擇善良的居民作為信徒，並予以特別的保護，利用他們維持地方治安、勞役和宣撫。
　　二、大規模地開設日語學校或者醫療設施。
　　三、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日本的實力、日本對支那的意圖、支那事變的由來，支那今後的出路，西洋各國的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日本文化東洋文化的本質等等。
　　四、各宗教團體要儘可能系統制定大規模事業計劃。
　　五、宗教的傳教要服從當地的情況。

　　手續：
　　一、布教師希望到支那去時，需向文部省另紙提交申請書，並附宗教局長的推薦狀。布教師到達當地后，首先要向當地軍隊特務部提交上述材料，並聽從一切指揮。
　　二、布教場所的開設、事業的開辦均應得到軍隊特務部的許可。
　　三、布教師要經常與軍隊特務部和文部省派遣員保持聯繫。
　　四、已經到達當地者，請儘速辦理第一項及第二項手續。

　　這個「通告」實際上就是將宗教置於日本軍隊特務部門的嚴格管理之下，使之成為武力佔領的輔佐、文化侵略的尖兵。

參考《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叢書

看來樓主你真是事理不分，以宗教名義發動戰爭的比比皆是
猶太人的十子軍侵略中東是為他們的耶和華而戰，現今伊斯蘭教在世界各地挑起戰爭是高舉為他們的真主而戰，日本是為他們的神道而戰，有沒有高舉佛陀的像？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七）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瘋狂推進，許多佛教宗派都開始動員起來，協力於如火如荼的侵華戰爭。

如，1938年4月，日蓮宗組成了「皇道佛教行道會」，號稱召集了一千八百名會員，該會章程稱：「皇道佛教是以法華經妙理來顯示日本國體尊嚴、發揚大乘佛教真精神、翼贊天業的宗教。」

1938年7月，日本政府發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令」，日本佛教界積極響應。許多寺院住持發表談話，表示支持侵華戰爭。

為了長期在中國紮根，日本佛教各主要流派還派人到中國淪陷區佔領中國的寺廟，建立日本的佛寺，在淪陷區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布教場所。

當時，日本的佛教宗派有五十四個，在中國活動的宗派有十三個。其中活動較多的依次是東西本願寺、日蓮宗、凈土宗、臨濟宗妙心寺派、古義真言宗等。

各派在中國的傳教情況，據「東亞研究會」1940年編《日本在支那文化事業》一書列了表格做了統計，該表格的有關內容包括：教派名稱、布教所名稱、所在地、開設年月、傳教者人數、教師數量、信徒數量、附帶事業、經費等等。

為了配合日本的軍事行動，開闢對華文化侵略的戰線，日本佛教諸流派紛紛向中國進軍，將一批批的僧侶人員派往中國前線和淪陷區。這些和尚有的直接被編入軍隊，成為「從軍僧」，主要目的是為戰死者超度，但實際上除此之外，和尚們本身作為侵華日軍的一員也參加了殺戮行動。

如著名作家石川達三在其著名的長篇報告文學《活躍的士兵》（舊譯《活著的士兵》）中描寫的那個從軍僧片山玄澄，在戰場上一手拿著念珠，一手拿著軍用鐵鍬，一連砍死幾十個已經放下武器並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國士兵。這樣的例子在當時的從軍僧中恐怕決非個別。


參考《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叢書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八）
——「利劍即是佛陀」：日本僧侶在南京攻略戰中（上）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旋以一部以西南繞道浙江，從安徽廣德進攻南京，主力上海派遣軍經蘇州、無錫、江陰、鎮江進攻南京。12月7日，兩路日軍合圍后開始猛攻南京。13日，日軍攻佔南京。隨即開始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

  　世人皆知在攻佔南京及其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卻很少知道日本隨軍僧侶在其中的作用。他們在傳教佈道、鼓舞士氣的同時，甚至直接上戰場參加戰鬥。

    從隨軍布教使的彙報、進攻南京及攻佔南京后的記錄及以後多次召開的「隨軍僧侶座談會」等大量史料中可以看到，隨軍布教使們的戰地基本任務是：
    （一）戰死者之葬送（念經、火葬和埋葬），遺骨之送還；
    （二）向士兵講解佛法和傳教；
    （三）慰問傷病員；
    （四）參加戰爭；
    （五）分發懷中（陣中）佛號、念珠、聖典等；
    （六）供應慰問品及物資；
    （七）宣撫中國民眾；
    （八）向本寺彙報戰況及活動情況；
    （九）開設辦事處及傳教所；
    （十）翻譯工作及其它。（註：（日）《真宗》第431-441號，1937年7月—1938年1月；（日）《文化時報》1938年1月11日—23日等。）

    綜合之，大致可以分為戰地宗教宣撫活動和直接上戰場兩項工作，首先是戰場佈道，鼓舞士氣。

    除開設佈道所等工作外，戰場佈道至少在形式上是日本隨軍僧侶的中心任務，其形式多樣化：如晨禱、午禱、晚禱，或在戰地間隙、為戰死者送葬時進行。

    隨軍僧鼓勵士兵說：「萬一必須光榮地戰死之時，正是出色地盡軍人之本分，歡喜、勇敢地赴死，其時早得南無阿彌陀佛的親自接助，而往生凈土。……如果你夢縈祖國，思戀故鄉，請念南無阿彌陀佛；如果擔心死後的未來，請念南無阿彌陀佛；在殘酷戰場的血煙中感到痛苦時，請念南無阿彌陀佛。只有稱誦此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則修羅巷中像雨一樣飛來的子彈、像雲一樣湧出的硝煙、堆積如山的屍骨發出的血雨腥風、倒下時悲痛的呼叫聲，都將直接化成極樂的微妙音和清涼的風。你手中所握的槍即是消滅國讎的名號。你所應念的名號即消除你胸中痛苦的槍。」

    這種基本理論依據出自於最高層——法主。西派第22世宗主境如上人大谷光瑞早在1903年6月15日即明確提出日本佛教的基本任務是：「揭示出離解脫的途徑；論世間倫理之常道；正人心，從而輔佐天皇之盛世。」（註：摘自西本願寺第22世宗主境如上人1903年6月15日《消息經》。）

    確實，隨軍布教使們在實踐中也即以此為宗旨進行戰場佈道的。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本《文化時報》連載報道了東西本願寺、凈土宗、曹洞宗、日蓮宗、臨濟宗南禪寺、臨濟宗妙心寺派等各宗派隨軍使先後在佔領后的南京、上海及日本京都就戰地佈道切身體會舉行的座談會詳情，從而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東派隨軍使田山忠雄曾在南京攻略戰中與因疲勞、傷亡而神經緊張充滿憂鬱厭戰情緒的士兵們進行座談。
    田山：不僅是人類，凡屬有生命的東西都有佛性，……佛家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一切生物儘管物種不同，但佛性是唯一的共同，這是教義教導我們的。
    杉本中尉：謝謝，我明白了。那麼我們在國內經常聽到的所謂信仰，又該如何理解呢？
    田山：是，人類的那種知識就是信仰，從中產生的光與力，可能就是您的信仰之德吧！簡單地說，在此次中國事變中，你們手中的劍，按照教義的說法，「利劍即是彌陀佛號」，它會產生正義與力量。信仰，也就是知識，卓越的「賜給軍人的五條敕諭」是信仰之德的源泉的精華。
    杉本中尉：根據最初您談到的佛性問題，我認為不該殺生，但是逐步聽下來，我又有了大幹一場的幹勁。（註：田山忠雄：《上海戰線戰地座談會》，載（日）《無盡燈》第33號，轉引自野世英水前揭文。）

    「大幹一場」的後果是什麼？就是戰場屠殺！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九）
——「利劍即是佛陀」：日本僧侶在南京攻略戰中（中）

    日本僧侶在南京攻略戰中，在傳教佈道、鼓舞士氣的同時，甚至直接上戰場參加戰鬥，與士兵並肩戰鬥

    隨軍使直接上戰場，這在南京攻略戰中比比皆是。

    某次，在進攻南京途中的某個車站遇到了中國軍隊的襲擊，「我軍認為這下全部完蛋了，十分悲觀的抵抗著。這時東本願寺和真言宗的隨軍使在最前線為在槍林彈雨中倒下的戰友頌經，部隊長看到后鼓勵士兵說：『你們看那個和尚！鼓起勇氣，不許後退！決不讓敵人越過陣地！』經過一晝夜的苦戰，終於守住了車站。說這是因為隨軍僧侶在最前線『不辱使命』才守住了車站一點也不過分。

    更令人驚訝的是日本隨軍使直接介入戰鬥，甚至獲得了多個戰場「第一」。

    西本願寺隨軍傳教使雜賀參加了田代部隊攻佔江陰的行動，佔領江陰是從南京進入的。2日上午清晨4時，該傳教使和《華北日報》的小野寺記者一起沒著民房的屋頂迅速登上了城牆，第一個樹起了日本旗。俯視城內情況，此時城門還未被攻開。該人因在城門未打開時率先樹起了太陽旗而出人意料的獲得了『第一登』的戰功。（註：（日）《文化時報》1938年1月20日。）（註：（日）《文化時報》1937年12月17日。）



    如果說，該名隨軍使還只是因為樹旗而獲「第一登」稱號的話，那麼，隨軍使山名演暢則成為先於士兵而第一個攻入南京城的日本僧侶。

    「（12月15日）中午，隨富士井部隊在第一線隨軍的西布教使山名演暢回到司令部，向猊下（即大谷光照法主）進行彙報。山名隨部隊於13日上午9時，隨部隊冒著槍林彈雨，將光華門和中山門之間的城牆爆破，他首先沖入城內。被認定為是第一個沖入城的隨軍僧侶。（註：（日）《教海一瀾》第851號，1938年1月，后藤澄心：《法主猊下華中慰問記》。）

    讀史至此，能不令人憤乎！日本隨軍使不僅僅是侵略幫凶，更是名副其實的直接侵略者。

    攻佔南京后，隨軍使們「光榮」地參加了松井石根司令官舉行的入城儀式，東本願寺隨軍使大谷蕘雄、長野至念興奮不已，「聲淚俱下」，當即將「被淚水浸濕的第一封信」寄報本山：「12日，完全佔領光華門，周圍看見激戰的痕迹，敵人屍體堆積如山。」（註：（日）《文化時報》1937年12月28日。）

參考：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世界史：日本佛教的戰爭責任研究》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十）
——「利劍即是佛陀」：日本僧侶在南京攻略戰中（下）

    日本僧侶在南京攻略戰中的這些行動受其精神領袖的支持與鼓勵。此時正在進行「中支皇軍慰問」的西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照也在與第一錢部隊在一起。從11月29日到12月25日與日軍從上海到南京同行。佔領南京后，從15日到19日對南京城內外的日軍部隊進行慰問。大谷光照隨行長后藤澄心在其《隨行記》中記載道：

    （法主）在12月1日抵達上海后，……幾乎慰問了所有有關的各主要機關、各部隊，幾乎訪遍皇軍曾奮鬥的戰場，特別是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一早入城，詳細觀看了被戰火籠罩的城內外，榮幸地參加了載入史冊的入城式和盛大追悼會，達到了所期待的目標正是陛下高德所賜，令人欣喜。（註：（日）山內小夜子：《談隨軍僧在侵華戰爭中的罪惡活動》列印本。）

    15日，大谷光照首先慰問第一個從光華門入城的第9師團。此時的南京正處日軍大規模屠城之時，經屠殺、掠奪、強姦、焚毀，光華門一帶屍橫遍地、一片狼藉。隨軍從光華門進城的《東京日日新聞》從軍記者鈴木二郎在是日目擊報告中寫道：

    通往光華門道路兩旁煙霧不斷，在壕溝里躺著無數燒焦的屍體，鋪在道路上的木頭下有很多的屍體，墊在下面，並且伸著手和腳，簡直就是一幅人間地獄。看到戰車在這上面毫不留情的碾過，聽到那卡嗒卡嗒的聲響，那屍臭混著硝煙味很難聞，只覺得是血淋淋的焦熱地獄，彷彿自身也置身於地獄一般。（註：[日]鈴木二郎：《我目擊了南京的悲劇》，載《丸》第24卷11號，1971年11月。轉引自前揭山內小夜子文。）

    17日，大谷光照訪問了中山碼頭。上海派遣軍司令部野戰郵政長佐佐木（元勝）在日記中記載了此地屠殺的目擊記錄。

    經過野戰郵政碼頭，來到揚子江岸，一幅人間最慘烈的悲劇直面而來，昨日遭到槍擊的二千餘名俘虜被綁著置於道路的空地上，四人一組被驅趕到岸邊用機關槍進行掃射，逃跑的用機關槍再掃，江上用驅逐船上的燈來照明，兩處都進行了大量屠殺，道路的附近大概是澆上汽油，焦糊糊的，浪打來時血染河水，屍橫遍地。（註：[日]田野裕：《天皇軍隊與南京事件》，第119-120頁。同上。）

    然而大谷光照卻粉飾太平，且看他是如何描述南京的人間慘象的：

    完全佔領后的第二天的14日傍晚，到達了南京，在城內宿營一直連續了四天，已有好幾次進入城內，當然沒有看到屠殺，也沒有聽到傳聞，此時的戰火已完全熄滅，市內很平靜，幾乎看不到市民的身影，日軍適當地居住在城裡、城外，在悠然休養著。（註：[日]阿羅健一：《聽寫南京事件》，第295-296頁。同上。）



    他在回國后12月25日召開的記者執行會上談筆風生地說：

    講起來還是入城南京時印象最深。……在北支時看不到如此活生生的場面，對戰爭的實際感受當然是在這次，酬軍的人很多，我們住在丹陽時聽說南京的俘虜兵有很多（后藤執行長稱有3000人）要出現在面前，頓感束手無策。……由衷地感謝第一個登上南京光華門的皇軍給我講述浴血奮戰的經過。（註：（日）山內小夜子：《談隨軍僧在侵華戰爭中的罪惡活動》列印本。）

    如此血淋淋的人間地獄，大谷光照卻完全否認了屠殺、強姦和焚燒、掠奪。甚至說「完全不是一個會產生屠殺的環境」，他參加了整個南京攻佔和屠殺，在他的鼓勵下，隨軍使的參加戰爭的罪惡行為也是不難理解的。今天，連東本願寺的研究者也認為，儘管大谷光照沒有直接參加直接的軍事行為和殘酷行為，但「可以說是製造南京大屠殺事件實在的參與者」。（註：（日）山內小夜子：《談隨軍僧在侵華戰爭中的罪惡活動》列印本。）

參考：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世界史：日本佛教的戰爭責任研究》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十一）

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 北傳佛教之一。佛教傳入日本，已有1400餘年的歷史。

日本在統計上約9600萬人乃佛教徒，居日本人口的七成五，可謂佛教之國。約7萬5000座寺院、30萬尊以上的佛像。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寺院法隆寺，最古老的佛典古文書都在日本。

現在日本佛教的概略，根據文化廳編纂的「宗教年鑒」等統計，現在日本的佛教徒大半屬於鎌倉佛教。凈土宗系（含凈土真宗）的宗派和日蓮宗系的宗派占絕大比例，以大乘佛教佔大多數。

剩下的日本人，以信奉神道教的居多，但不管你生前信什麼，死後卻一律要變成佛教徒上西天。這個儀式在日本是必須的，那就是到寺廟請和尚為死人起個法號，法號可不是白起的，通常一個名字要價六位數。你可以豁出去了，說我就是不愛上西天，也不要什麼法號。那也可以，但有規矩，您不是佛教徒，就不賣給你墓地，因為日本墓地由佛教徒世襲掌管。

近代以來，日本佛教積極支持日本政府的侵略戰爭，充當了軍國主義者幫凶的角色。明治維新后，日本奉行對外擴張政策，從明治時代的甲午戰爭經大政時代到昭和時代的日本全面侵華的歷次侵略戰爭中，日本政府都將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納入對外侵略戰爭體系。日本佛教則以其「二諦相資」教義出發，積極迎合政府，不遺餘力地支持和擁護日本官方對外侵略國策，表現出典型的政教合一特點。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日俄戰爭、西伯利亞戰爭、1928年的「濟南事變」、20世紀30年代初的「九一八」、「一二八」事變、1937年至1945年的侵華戰爭，都有日本僧侶在其中推波助瀾，充當幫凶。

從總體上看，近代日本佛教的絕大部分宗派都積極追隨軍國主義政府，提倡迎合統治者需要的「忠皇愛國」思想，宣傳「護國」精神，為政府推行軍國主義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權統治和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服務。他們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統治，將侵略戰爭說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幫助政府進行愚民教育；隨著日本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擴張，佛教各宗也加緊組織對出戰人員家庭、戰死者親屬的慰問和援助，對傷殘士兵進行救護；此外還向前線軍隊派遣隨軍僧，讓他們在戰地傳教、慰問士兵，為死者安葬和舉行法會等。日本佛教徒為虎作倀，罪孽深重。



參考：
1、日本佛教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79.htm
2、《鮮為人知的日本隨軍僧》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十二）

    侵華戰爭逐步擴大和深入，日本佛教的法西斯化也不斷加速和深化。日本全國「佛教懇話會」被改組成「佛教聯合會」，規定每月月半為「托缽修行日」，向戰死日軍行「慰靈法會」、「效勞大會」。各宗派還聯合成立了「興亞宗教同盟」，其總裁竟是陸軍大將林銑十郎。軍方完全控制了佛教。

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眾議會通過《宗教團體法》，規定「宗教不能違背皇道精神」，以法律形式確立天皇、神道教在各教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佛教聯合會召集各宗各派魁首五百餘人聚集東京，舉行「大日本宗教報國會」，宣稱接受「皇國佛教」的旨意，「天皇與宗祖結合」，佛教要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和樹立世界新秩序作貢獻」，並號召全國佛教徒投入「滅私奉公」的「興亞行動」。

   「佛教興亞同盟」又稱「興亞會」，擔負著向中國淪陷區從事奴化宣傳的「布教」任務。日本佛教聯合會在淪陷區致力建立漢奸佛教團體，然後由「興亞會」統一進行奴化宣傳。

當時的漢奸佛教團體，汪偽中央一級的有「中華佛教會」（由潘寧濂任會長）和「日華佛教協會」（由漢奸劉秀梅即鐵禪和尚任會長）。華北有「北支日本佛教聯合會」、「興亞佛教會」、「日支真言密教研究會」；華中有「光明思想普及會」、「東亞佛教大同盟」。

在東北則「強化」「神佛結合」，佛教完全是神道教的附庸。１９４０年，在所謂「滿洲國」修建神宮、神社達１２７處之多，祭祀的是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說「日本諸神已降臨這塊土地」，把滿洲視同日本領土，強迫中國百姓參拜。

參見：《侵華戰爭中的日本佛教徒》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十三）

    縱觀中日佛教交流史，從古代到現代，以清季為界分為兩段，前期以中國向日本輸出佛教，可以說，日本之有佛教乃至興盛均與中國有關；後期日本因明治維新國力大增，中國則因迭遭凌辱蠶食日衰，佛教交流也發生歧變為日本的反向輸出，日本佛教各宗如凈土真宗、真言宗、曹洞宗、凈土宗、臨濟宗、日蓮宗等都隨日本對華侵略而積極在華開教擴教，從而具有濃郁的侵略色彩。

    其中，尤以日本佛教各教派中勢力最大、對華開教最早的凈土真宗東西為甚，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凈土真宗東西本願寺在華傳教史就是一部近代日本佛教對華傳播史。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強勁，開始向外擴張，日本佛教各宗也積極配合，與軍事侵略相表裡，迅速開始了海外開教擴教活動。其中，京都的東派以其強大的實力充當了海外開教的先驅。

    1873年（明治六年）7月，東派派出妙心寺主持小笠棲香頂渡洋首途赴華，做開教之考查。其時正逢日本國內神佛分離之聲漸高，佛教界認為應擺脫舊日鎖國之囚籠，向海外發展，以實現「日華佛教提攜之宏願」。

    小笠棲認為「佛法興於天竺，至中國日本。方今日本先衰，中國次之，日本尚有可取焉」。故力主以日本為主，與中國、印度結成三國聯盟，帶動亞洲佛教徒團結一心，共抗西來之耶穌教。「這首先得說服中國僧人」。（註：［日］高西賢正：《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東本願寺上海別院昭和十二年編，第6頁。）小笠棲遂首途北京，先後到上海、天津等地考察，朝拜五台山，撰《北京護法論》、《喇嘛教沿革》等。然其建佛教聯盟的構想卻未得到中國佛教界的響應。遂立志在華開教，「使歸真宗」。

    歸國后四處遊說，得到外務省的支持，外務卿寺島中則更以「要有以中國為基地的決心」予以鼓勵，1876年與東本願寺當局共同制定以中國上海為突破口的海外開教計劃，是年與谷瞭然等四人赴華，在上海虹口建立「凈土真宗東本願寺上海別院」。

    日本佛教海外布教的目標主要是海外的日本人及殖民地民族。（註：然其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在變化。［日］井上順孝：《東回りの西洋布教—日本佛教のアメリカ進出》，載《總集日本佛教史》，孝本石編，雄山閣，昭和五十五年。）早期主要是海外的日本人。

    隨明治維新后鎖國政策一變而為開國政策，1868年（明治元年），日本開始向鄰近的夏威夷移民，20年後竟占夏威夷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居是時日本海外移民之首。然日本佛教界認為他們因「未得佛陀之潤雨」，故「道德放蕩」，「沉於酒色賭博」，「遂失我大和民族之本色」，已令人「忍無可忍」。「苟傳佛教之慈音，大慰其渴」，「一夜點化，當返樸歸真」。（註：［日］《凈土教報》第154號，明治二十六年8月25日，第2-3頁。）

    此外，在朝鮮、西伯利亞及中國上海、台灣的日本僑民中也有此類現象。「亟需點化」，為救其窮狀，派遣日本僧侶遂成急務」。（註：［日］小島勝、木場明志：《アジアの開教と教育》，法藏館1992年版，第12頁；第33頁；第59頁；第60頁；第15頁表；第116頁；第288頁；第33頁；第133頁。）

    及至20世紀初葉，日本佛教各宗派相繼向海外派遣大批「傳教師」，近則夏威夷、朝鮮、樺太、台灣，遠則西伯利亞、南洋、美國、加拿大等地，掀起了全方位海外開教狂潮，中心在中國，尤以凈土真宗東西兩派為主流派。

參考：《日本佛教的戰爭責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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