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永貴到趙本山（組圖）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曾經有過「兩個三十年」的提法。就其時代特色而言，「前三十年」可謂政治挂帥的三十年，「后三十年」堪稱經濟挂帥的三十年。

　　這兩個不同的三十年，中國出了不少頗具時代特色的人物，若單就農民而言，相信誰都不會否認在前三十年，中國最有名氣的農民就是從中共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支書任上發跡，後來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了。至於后三十年，藉助改革開放的東風，發財致富的農民不在少數，但論媒體知名度而言，相信沒幾個農民的名氣要比最近走了背運的趙本山來得響亮。

　　陳永貴和趙本山分屬兩個不同時代，業務範圍不同，人生的發展軌跡也不一樣。按理說，他們除了都是農民出身以外，是沒有什麼可比性的。但是，如果以這兩個不同時代的農民，在政治挂帥和經濟挂帥的不同時代大潮里，既自主地選擇了站在了風口浪尖，又不由自主地載沉載浮，無不折射出些許悲劇色彩，他們又還是可以相提並論的。

　　先說陳永貴。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工農兵聯合起來」 的年代，這三個被視為最純粹的無產階級，都需要能作為全民學習標杆的典型人物，工人階級和士兵階級的典型人物分別是王進喜和雷鋒，農民階級的典型人物就是陳永貴。平心而論，陳永貴是個干農活的好手，也具備一定的領導能力，否則不可能在村支書的任上領導大寨農民創造出奇迹。其能力加上當時的政治環境，為陳永貴日後的平步青雲創造了機會；最重要的還是他本人也有力爭上遊的政治企圖，所以才能從普通農民一路飆升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可是，角色的突然變換往往會讓一個人忘乎所以。陳永貴當了高幹之後就趾高氣揚，胡亂整人，還批了鄧小平，罵了胡耀邦。更重要的是，他並不具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於是乎，等到政治環境一變，他就得鞠躬下台了。

　　趙本山發跡是在經濟挂帥的年代。他原本只是遼寧鐵嶺市的普通二人轉演員，在地方上是有點小名氣，但卻是靠了上央視春晚演出小品節目而打響全國知名度的。本身的演藝才能，加上商業眼光，還有提倡致富的社會環境，造就了趙本山的名成利就。如果這年頭也流行「立典型」，自己率先致富，帶領一幫徒子徒孫致富，振興了二人轉，實現了民間表演藝術產業化等等功績，都足以讓趙本山像其前輩陳永貴一樣，成為改革開放年代發家致富的農民藝術家典型。

　　可是，發了財的趙本山就像升了官的陳永貴一樣，開始忘了本分，擺譜顯闊，又是住豪宅，又是買專機，甚至在賭場內一擲千金。這樣的暴發戶行為，在當今中國這個貧富懸殊，矛盾重重的社會裡，能不成為仇富者的眼中釘嗎？此外，中國是個官本位的國家，縱使趙本山再有本事，在其事業發展的過程中，官場里沒有靠山罩著能行嗎？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官場里自然也就城頭變幻大王旗，趙本山原有的鐵關係說不定反而成了負資產。據悉，當年排著隊去給趙本山當徒子徒孫的二人轉明星，現在都忙著跟他脫離師徒關係。

　　陳趙二人的從盛而衰，固然與其個人的性格和作風有關，但與官場走得太近也有很大的關係。可悲的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里，個人想要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又不得不與官老爺們打交道，哪怕是心裡再不願意，也得虛以委蛇。

　　在文革那樣的特殊年代，人們因為害怕被嚴整惡鬥而不得不劃清界限，還情有可原；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復當年，趙氏弟子在師父倒霉后紛紛劃清界限，就未免有點說不過去。這才是最讓人心寒之處，也暴露了當代中國的最大危機——這個社會還有人情味嗎？（原載2014年12月22日《聯合早報·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