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毛澤東面臨的最大危險是什麼?（圖）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句話，既可以看做毛澤東對1962年黨內存在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概括，也可以看成他四年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聲明。他同樣要為他的政治革命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一、經濟現實賦予經濟現實主義路線以表現的空間

　　歷史畢竟給了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資本主義」路線以新的機會與空間。

　　廬山會議在反右傾的政治高壓下，掩蓋了對共產黨內左傾傾向的檢查。雖然在此之後對農村的共產浮誇風等「左」的傾向做了這樣和那樣的調整，反右傾的政治聲音卻是瀰漫全國的。然而，在各種類似共產浮誇的「左」的傾向造成了對經濟的巨大人為性破壞之後，一個巨大的「歷史偶然性」發生了。

　　1959年、1960年、1961年，中國連續三年發生了特大自然災害。這對於農業人口眾多、農業經濟占國民經濟重要比例的經濟落後國家，無疑是極為嚴峻的事實。也正是在此期間，由於中蘇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又擴大表現為兩國國家關係的惡化。

　　1960年7月16日，蘇聯單方面通知中國，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中止和廢除幾百個協定和合同，停止供應各種重要設備和物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極大地加重了中國當時的經濟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依然在表面上保持著「大躍進」的高旋律，將1958年、1959年、1960年看成是持續三年的「大躍進」。從表面數字上展示的是，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到40%以上。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1961年1月14日－18日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依然指出：「我國在過去三年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說明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

　　然而，這一勉為其難的政治行為並沒有能夠支撐住殘酷的經濟困難造成的壓力。三年自然災害與蘇聯停止援助，將「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經濟秩序與經濟實力遭受到的巨大破壞進一步放大了。

　　人禍天災，將一個饑饉遍布大江南北的嚴酷現實擺在了人民面前，因為飢餓而死亡的人數也在各地增加。這時，一切強硬的政治高調都有所萎縮，注重經濟的務實聲音卻此起彼伏地升起來。

　　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在歷經十幾年時間之後，經濟問題以最裸露的、強有力的現實性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經濟規律對黨內的感應也便以越來越顯著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時，劉少奇為代表的經濟、政治路線有了一次遠比「大躍進」、人民公社前更為完備的表現。

　　1961年春，鄧小平便在廣州會議上冷靜地評價人民公社化運動：「合作化從互助組到高級社都是有規律、有步驟的」，「但是搞公社，步子就邁得太快了，與前不同了，沒有把高級社的優點發揮起來。」

　　同年4月，彭真在北京懷柔縣的一次講話中說：「北京這幾年農業減產的原因，天災是次要的，搞得幾年挨餓，必須追究責任。」「過去晉察冀，三年就上了軌道，現在十幾年也沒有上軌道，政策來回變，怎麼行？」他在懷柔還直接講到農民單幹性質的勞動：「現在農民種自留地、小片開荒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農民懂得等價交換。我們總是一平二調，遲早要推翻政府。」

　　應該說，這些講話已經相當尖銳地表明了對黨內左傾路線的批判。

　　同年4月2日－5月16日，劉少奇在湖南視察時做了更為尖銳的講話：「毛主席所提倡的開調查會的調查研究方法已不夠、已不適用了。」「刮『五風』中央不知道，」「中央只知道多征糧，搞得下面沒飯吃，家破人亡。」

　　同年5月23日，劉少奇在湖南湘陰縣的一次講話中對於「大躍進」更加警醒地發出這樣的聲音：「水利有成績，公路也修了不少，不過比起損失來說，還是損失比較大些。」「要知道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台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些。」

　　劉少奇在同年10月22日更進一步講到有關農村的經濟政策：「社會上有點資產階級也很好，這些人積極得很，很會鑽空子，他們可以補我們的缺陷，甚至有的開地下工廠也好。」「這些人有商業技術，你們要向他們學習。」「自由市場還是要搞下去的，農村自由市場會產生一些資本主義，產生一些資產階級分子。」「即使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也不可怕。」「社會上產生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並不可怕，不要怕資本主義泛濫。」

　　劉少奇等人就農業經濟問題所講的這些話，明顯地已經在提倡一條與毛澤東不同的路線。

　　在工業領域，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於同年9月頒發試行。這後來被批判為與毛澤東《鞍鋼憲法》相對抗的修正主義綱領性文件，是那個時期劉少奇路線在工業經濟領域的反映。

　　與此同時，這條路線在科技領域也發出了聲音。

　　同年7月6日，劉少奇在政治局開會討論《科研十四條》時，批評「大躍進」以來的某些思想文化革命做法是「戴帽子，亂鬥爭」，是「亂指揮」「不懂裝懂」。「繼續這樣下去，要下台。」正是在同一個會上，鄧小平做了精神相似的講話：「黨怎樣做工作，要創造一個生動活潑人心舒暢的局面，出科學成果。黨的領導幹部要和知識分子交朋友，關心幫助他們。」「要老老實實當勤務員，為科學家服務。」

　　與這樣的聲音相一致，在文藝界有周揚、林默涵等人主持制定的《文藝十條》頒發，被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率先攻擊為大毒草的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開始在《前線》雜誌出台。

　　經濟上的現實性，無疑給了現實主義路線以表現的空間。

　　然而，路線鬥爭是雙方相對立的運動。在此期間，作為新階級鬥爭綱領的繼續貫徹者，依然透過中國人要吃飯的世俗氣氛發出了神聖的聲音。

　　林彪作為在廬山會議上取代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的野心家，於1959年9月30日發表了《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的慶祝國慶十周年的文章，他以高昂的調子說道：「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國民經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高潮顯示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無限光芒，黨的總路線很快為群眾掌握，成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形成了史無前例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

　　正是這篇文章，對右傾機會主義發出了徹底的批判，論證了思想領域內階級鬥爭的重要性：「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是通過教育和鬥爭一步步地佔領與擴大的，每一個革命者必須在思想領域裡進行不斷革命。」

　　林彪在1960年9月30日又發表了一篇極大影響中國當時政治思想格局的文章《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篇文章針對當時的政治思想狀況，明確指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反對形形色色的現代修正主義思潮，是我們當前重要的戰鬥任務。」這無疑顯示出了與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務實路線的針鋒相對的性質。

　　同年10月21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了林彪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這個決議再一次發出了強硬的聲音，指出在一部分人員中存在「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持懷疑和抵觸態度」，提出「必須堅決開展興無滅資的鬥爭。」

　　林彪的政治行動不僅表明一個與劉少奇、鄧小平經濟政治路線相對立的路線的存在，他還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以毛澤東路線堅定捍衛者的面貌出現。他既為毛澤東支撐了來自劉少奇所代表的經濟務實路線的壓力，平衡了當時的政治格局，而且，作為一個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掌握著軍權的人物，林彪開始在中國的大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依傍毛澤東又相對獨立的力量。

　　沒有廬山會議，便沒有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一事。沒有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嚴峻的經濟現實與經濟現實主義路線的壓力，便沒有林彪在政治上的進一步崛起。作為新階級鬥爭綱領的堅決附庸者，林彪恰恰是在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經濟現實主義路線的鬥爭中逐步取得了巨大的權力。

　　這正是文化大革命在後來得以開始的政治準備之一。如果沒有林彪的政治崛起以及他在中國政治格局中逐漸取得的位置，那樣的十年動亂也還是不可思議的。

　　在同一時期，我們還看到一些政治人物的確切表現。

　　1959年11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一文，他在文章中論述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三面紅旗，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反抗。」他們「在實際上要使資本主義制度復辟，要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

　　與林彪一樣，陳伯達這樣的人物同樣在為進入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政治格局中固定的位置而表演著。

　　在往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嚴峻的經濟現實及其教訓一方面給了劉少奇這樣的「資產階級」路線以更充分的表現空間；另一方面，作為對立而相互依存的是，林彪式的人物和力量也得到了政治的上升，他們以捍衛毛澤東路線為旗幟，集結了自己的力量。

　　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正在一步步逼近一場巨大的「政治思想革命」前夕。

　　二、兩條路線的鬥爭

　　1958－1960三年持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1959－1961三年連續的特大自然災害，把一個日益嚴峻的經濟困難的現實擺在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黨人面前。當歷史揭開1962年這一頁時，嚴寒籠罩的中國正處於經濟困頓、食物饋乏、生產蕭條的低谷。

　　毛澤東不愧為毛澤東。在這樣一個看來舉步維艱的困難局面下，他以足夠的膽略與氣魄領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局、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縣委、重要的廠礦企業以及人民解放軍各部門的負責人共七千餘人，故又稱為七千人大會。這個於1962年1月11日－2月7日舉行的長達二十七天的大型會議，可以稱之為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解決當時面臨的全國範圍內的局勢之大行為。

　　這個會議就其內容而言，是為了總結建國十二年來的工作經驗，特別是要總結1958年以來的這四年，統一全黨的認識，加強團結，加強紀律，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以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面。

　　大會體現了毛澤東與共產黨純熟的政治領導藝術。

　　作為大會的第一階段，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書面報告，並組織全體與會者討論這個書面報告。

　　這是一份著重總結四年來經驗教訓的報告。這是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來總結目前困難局面的報告。這是指出「大躍進」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造成 「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現象」，結果使人民「餓了兩年飯」的報告。這是一份將造成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歸為 「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違反了黨的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報告。

　　在大會的第二階段，毛澤東做了重要講話。

　　他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並以令人有些驚喜的姿態做了自我批評，強調要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代表們無疑是極為熱烈地討論了毛澤東的重要講話，並嚴肅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一步統一認識，提高思想，加強團結。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政治家的毛澤東的重大行為。在這個行為中，毛澤東針對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問題，針對黨的領袖與黨的集體的關係問題，針對幾年來他所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一系列重大社會行為的問題，使自己的理論、方針、政策及態度都做出了適度的位移。

　　這是一個有著相當好的政治感覺的位移。毛澤東不愧為爐火純青的政治家。

　　當他領導的全黨進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在經濟上遭到了如此大的挫折之後，他依然當之無愧地以全黨領袖的身份承擔起領導全黨在方針、政策、路線上適度位移的任務。他將個人的位移與全黨的位移合為一體。

　　在任何時刻毛澤東都要使中國共產黨處在全社會潮流的重心，同時也使自己處在全黨的重心。

　　作為政治家，他十分敏感社會的合力，總能夠找到代表社會主流方向合力的潮流位置。在民主革命時期，他領導的共產黨所制定的國內階級鬥爭路線以及在中日戰爭開始之後舉起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大旗，都充分表明了他把握社會主流的政治智慧。

　　只不過，這一次毛澤東將智慧用在了他所領導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之後的困難局面中。

　　四年來的「天災人禍」，把中國的國民經濟帶入了崩潰的邊緣。這時，任何頑強不屈的政治高調，都無法消除全黨全民的疑惑。再簡單化地重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正確性，無論如何是無法掌握全黨全國局勢的。這裡已經潛伏著領導權的危機。也是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機。既是共產黨的信用危機，也是毛澤東作為領袖個人的信用危機。

　　然而，毛澤東並不困難地就解決了這個危機。他以從容不迫的大度帶頭做了檢討。以他一貫形成的英明領袖的權威而做出這樣的檢討，無疑極大地感動和感召了全黨上下，把絕大多數潛伏的對他個人領導決策的不滿予以平息。

　　同時，他又理所當然地以領袖的身份要求全黨都做批評和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這無疑更在一個適當的立場、方向和潮流上加強了他作為領袖的權威地位，也加強了中共中央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當這個行動在黨的各級領導中貫徹之後，又勢必鞏固和加強了共產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

　　通過這個行動，毛澤東使自己處在更加名正言順、光明正大的領袖位置，同時也就必然加強了全黨的團結，加強了全黨的紀律，不但沒有削弱而且進一步加強了集中的領導。這個大會把四年來政策錯誤造成的經濟困難中所潛伏的各種危機都大致消化了，把一切可能動搖共產黨及毛澤東本人實施集中領導的危機消化了。當對四年來的方針政策做出自上而下的檢查、總結之後，全黨上下有了統一的認識，統一的說法，統一的輿論。一切都在黨的正常生活中合法化。一切有可能演化為權力鬥爭的反對意見，都失去了政治行動的合法性。

　　當毛澤東用自己帶頭的方法帶動全黨做出檢查與總結之後，領袖及領導集團當然地處在了全黨的主流位置，而全黨當然地處在了整個社會的主流位置。這可以看成毛澤東解決四年來政策失誤造成危機的重大戰略部署。

　　正是在毛澤東帶頭進行自我批評的民主寬鬆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又不失時機地再次鳴響了階級鬥爭這個警鐘。他在1月30日的會議上再一次論述了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強調指出：「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在這個時刻的這個講話，無疑使毛澤東的形象更加完整了。他在對四年的總結中做出自我批評，對方針政策做了適度位移之後，又不忘記擰緊階級鬥爭這根弦，確實顯示出政治家的堅定性、全面性和遠見性。從維護集中領導的權力而言，有了這個重鳴階級鬥爭警鐘的舉動，毛澤東作為領袖的行為大概才是天衣無縫的。

　　1962年初舉行的七千人大會，使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格局又發生了比較重大和微妙的變化。

　　大會召開之後，對於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經濟務實主義路線的推行者，一方面給予了他們某種理論上、方針上、政策上的合法性，在一定範圍內他們的行為符合全黨的統一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恰恰又加給他們某種限制。他們似乎更難超越毛澤東在大會上所做的政策位移的界限，去各行其事地做更多的自由發揮。

　　然而，全國幾億人要吃飯，這個巨大的經濟現實本身在造成各種行為。

　　就在1962年2月，廣西、福建、湖南等省的很多地方就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單幹風，這是農民和基層領導幹部為解決生產、生活困難而自發採取的行為。

　　同期，安徽省很多地區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責任田」，這依然是農民與基層幹部為自己找飯吃的經濟行為。這些農村生產關係領域出現的變化，隨著1962年特有的政治氣氛，開始了各種形式的傳播。

　　到了這一年夏天，河南省出現了所謂「借地」的農業生產形式，這實際上帶有分田到戶的性質，這一生產關係性質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是在河南省一些黨的領導幹部的支持下開展的。

　　幾乎同時，譚啟龍擔任省委書記的山東省也出現了各種類似的農村生產關係的新形式。譚啟龍本人也在一些講話中說：「包產到戶」「有利於黨，有利於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他甚至還這樣說：「包產到戶」可以「一包十年、二十年不變。」

　

　這頗像二三十年後中國實行農村改革的語言。

　　而在林鐵擔任省委書記的河北省，則出現了所謂「十項小自由」，這是從「自留地」發展出來的更多種多樣的自由，無非是給農民以更多個人經營的權力。

　　在這些全國不同地區出現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農業生產變革中，最經典的綱領性總結，便是「三自一包」，所謂「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所謂「一包」，就是「包產到戶」。

　　在這樣的形勢面前，劉少奇本人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他在當年6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工業上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幹。」

　　作為黨內務實主義路線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鄧小平，也在當年7月份的一次講話中，發表了他在其他場合不止一次重複發表過的有名的「白貓黑貓論」。

　　他在講到「三自一包」等農業生產關係領域的變化時說：「看來生產關係什麼形式為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那種形式在那個地方容易比較好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就採取那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那種形式，就應採取那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在這個時期，對於農業經營政策有類似突出表演的，還有鄧子恢等人。

　　在經濟政策上的綱領性表現，也同步發生在政治領域。

　　鄧小平在1962年3月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專門講到甄別工作：「這幾年，批判、處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傾、整風、補課等，百分之八九十是錯了，甄別工作進展很慢，不能調動積極性。」「縣以上的要趕快平反，可能發生錯了的（指平反──作者注），但這是少數，將來在工作上看，不要怕出偏差。」

　　這一講話充分顯示出他的雷厲風行、明確幹練和敢於承擔責任的風格。這種風格在二十年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東山再起時所領導推動的各項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中得到了再版。

　　正是在1962年，劉少奇的代表性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了修訂版，並廣泛發行。這與當時的政治形勢顯然不無關係。而同一年，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進入低谷。

　　與這一年政治空氣相吻合的，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廣州舉行了全國話劇歌劇創作座談會。這是一個在周揚領導、陶鑄支持下的文藝領域的活動。陶鑄在這個會上講道，反右傾鬥爭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講到要給作家以「創作自由」。這都可以看作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主義路線在上層建築諸領域的反映。

　　三年自然災害后的1962年，給了劉少奇路線以一個更深化表現自己綱領和作用的時機。兩條路線的鬥爭也因此進一步深化。

　　早在七千人大會上，林彪就曾不失時機地做出了重要表演。他在講話中強調指出：「毛澤東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遠是第一位的，是起決定作用的，是靈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幟鮮明，方向正確。」「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在毛澤東做出自我批評之後，林彪的講話無疑是對毛澤東自我批評的另樣的註釋。這是林彪這個政治人物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分外乖巧的表現。正像在廬山會議上一樣，在這裡，他又一次不失時機地抓住了自己的政治機會。

　　同一時期，陳伯達這些所謂「思想理論家」也都做出了相關的行動，形成了與劉少奇路線針鋒相對的格局。

　　這一年，天遂人願，隨著各級領導在經濟政策上的現實主義調整，老天爺也在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給了一個風調雨順的和善面孔。當這年夏天的農業生產形勢表明建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開始過去時，毛澤東又不失時機地擰緊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弦。

　　他在8月9日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 「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而且特別批判了單幹能增產的理論，指出「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他還尖銳地指出，共產黨內有一部分人，「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他特別含蓄而又嚴峻地針對劉少奇、鄧小平這樣一批黨內領導幹部發出批評，指出他們「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

　　大概劉少奇、鄧小平並沒有足夠重視這個嚴峻的警告，他們或許還心存僥倖，認為毛澤東是在指其他一些並不像他們這樣舉足輕重的領導幹部。但實際上，在毛澤東的聲音中，我們已看到了他四年之後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內心的全部憤怒。

　　就在這一年秋天，9月24日－27日，毛澤東又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這個會議上再一次論證了他的新階級鬥爭綱領：「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

　　他嚴厲批駁了黨內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向全黨乃至全國發出了著名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號召，鮮明地強調要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他聲色俱厲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這句話可以看做毛澤東對1962年黨內存在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概括，也可以看成他四年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聲明。他同樣要為他的政治革命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毛對形勢的極右估計，造成了實際工作中極左的做法。是其文革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