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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如何研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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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爾認為:美國人也總喜歡用手指指著日本說:民族主義、審查制度、美化侵略歷史。我總想說,這不全是真的。不但因為很多日本人沒有那樣做,還因為這是明顯的雙重標準:我們沒有批判性地審視美國的歷史,沒有批判性地看待我們在越南做了什麼。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寫出作品,不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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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爾:美國人如何研究日本

  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已經七十六歲,是麻省理工大學(MIT)歷史系的退休教授。2013年11月1日,我在該系的會議室里靜靜地等他,面前是為他帶來無數榮譽,包括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和班克羅夫特獎(美國史學界最高榮譽)在內的著作《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毫無疑問,《擁抱戰敗》價值卓越。它用極其優雅卻力道沉重的語言為讀者梳理了佔領期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等方方面面。它批判戰勝者的意志和邏輯,批判他們在戰後日本荒廢的、懺悔的土地上推行一種野蠻和傲慢的「美國化」。它也剖析戰敗者既希望忘記過去又想要超越以往的複雜心態,其中有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也有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

  在美日同盟日趨強化的年代,對於佔領期的歷史,回憶似乎因懷舊的感傷而增添了些許甜蜜的味道,但道爾的梳理與還原打破了幻象。相比可以想象的美國人救世主式的高漲熱情、對異教徒降伏般的白人至上主義、極度理想主義卻造成無數問題的徹底改造,道爾更有興趣的是觀察戰敗者日本。他記錄了曾經「一億一心」、打算「櫻花般純潔、優美凋謝」的日本人怎樣轉身擁抱革命、擁抱民主、擁抱戰敗。一方面,極端民族主義的教化、盲信的狂熱被欣然迅速地拋棄,另一方面,戰後人們貪婪、自私、頹廢卻旺盛的生命力也編織出一種奇異、天真、淺薄的戰敗文化。

  日本在美國學界、政界和大眾文化中形象的變化在該書中也有著豐富而生動的記錄:戰時美國媒體將日本人描述為野蠻人、虐待狂、瘋子,或是殘酷暴虐、狂熱盲從的「猿人」(Monkey-man)。美國作戰新聞處(OWI)的文件甚至曾將日本文明的模式形容為「近於神經強迫症的臨床癥狀」。而到了佔領期,由於「潘潘」、「夜之女」等專門服務於佔領軍的性工作者是如此流行而普及,征服者對戰敗日本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色情化」,也從此造成美日關係中假想的男女角色。日本從一個野蠻、殘忍、險惡而強大的民族,弱化為易於操縱、百依百順和以備享用的女性胴體。而1960年代以後,日本以經濟奇迹風靡和震驚大半個世界,此前一度被麥克阿瑟形容為「四等國家」、「十二歲孩子」的日本,似乎一夜間完成了復仇般的崛起,「領導民族」、「大和魂」等狂妄言論重返歷史舞台。

  道爾作為著名的左翼學者,一直致力於對美國的佔領政策,包括麥克阿瑟本人的作為進行批評。他將麥克阿瑟在這場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為「新的君主,藍眼睛的幕府將軍,家長式溫情的軍事獨裁者,浮誇而又極度真誠的歌舞伎男主人公」。他也批判佔領軍以專制的方式實行民主,並以獨裁者的身份擁有了媒體審查等他們在國內不可能擁有的權力。道爾對保留天皇制、東京審判和美軍基地等造成諸多歷史遺留問題的政策進行了大篇幅的批判,尖銳而不留情面。

  採訪當天是一個異常溫暖的冬日,但窗外狂風大作。也許是因為天氣,道爾遲到了幾分鐘。我本想從《擁抱戰敗》這本書開始談起,他卻先聊起了棒球。畢竟,兩天前,歷史悠久的波士頓紅襪隊剛剛贏得了2013賽季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冠軍,整個城市還沉浸在一種節日狂歡過後的慵懶與疲倦中。

  
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

  東方歷史評論(以下簡稱「東」):感謝您接受採訪邀請。對一本中國的雜誌談論美日關係似乎是您很少做的事。

  道爾:我樂意接受你們的採訪,因為我喜歡你們雜誌試圖做的事。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如果從單一的視角出發,很多政治政策和學界觀點會變得非常狹窄,除非你能後撤、從他人的視角看待問題。日美關係也不僅僅是這兩個國家的事,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學者都對此有所思考,比如澳大利亞學者Gavan McCormack寫了一本《附庸國:美國懷抱中的日本》。不過,開始我們的主題之前,我想問問,你對體育有興趣嗎?比如棒球?

  東:當然,波士頓紅襪剛剛贏得了MLB年度冠軍,祝賀你們。

  道爾:謝謝,非常感謝。如果有機會你應該去紅襪隊的主場芬威球場(Fenway Park)看看,有幾百年的歷史,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想說的是,你如果能夠仔細看看這個地方,尤其是在世界系列賽的比賽中,你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度愛國主義的地方。很多運動都是很有戰鬥性的,要求忠誠、強調榮譽,運動員們像士兵一樣作戰、推崇英雄主義。但芬威球場尤其如此,上面飄滿了美國的國旗,而且你會發現一面非常有趣的旗幟,MIA/POW旗幟。你知道它的意思嗎?

  東:我不知道。

  道爾:這是美國很有名的一面黑色的旗幟。MIA是軍事行動失蹤者(Missing in Action),POW是戰俘(Prisoner of War)。這旗幟是在告訴人們,我們是越南戰爭的受害者,越南人還在扣押著我們的士兵作為戰俘。這旗幟在芬威球場上飄揚了很多年,還在郵局、公立大學、各種政府機構門前飄揚。它告訴人們的是美國人對越戰的一種感受:我們是受害者。

  東:有意思。這裡可是美國最自由主義的城市之一,波士頓。

  道爾:是的,非常有意思。在我認識的人里,我幾乎是唯一一個想要問問「為什麼我們要懸掛這旗幟」的人。它到處都是。如果日本人或是中國人做類似的事,我們會說這是「民族主義」或者「超級民族主義」,但我們自己做的時候,我們會說這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個壞詞兒,那是別人乾的,我們這樣則是熱愛我們的國家。這事兒非常莫名其妙。

  事情的另外一面則是受害者文化,人們總覺得「我是受害者」。中國人在回憶二戰時會想起自己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這有非常正當的原因,但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也是體制的受害者。這就是民族主義者的視角。美國人想起越南戰爭會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沒有想到我們在越南殺害了二百萬人民。那是一場可怕的、殘暴的戰爭,但從普遍意義上,看看我們的旗幟、紀念碑和體育比賽的儀式,我們會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是一個如此宏偉美麗的建築,你去到那裡,看到五萬八千多個死難的美國士兵的名字,所有你能想到的就是他們是戰爭的受害者,而且覺得他們是英雄:他們為國家犧牲—這是真實的,這令人悲哀,戰爭摧毀了如此之多的生命。但是,在這些背後,是死去的二百萬越南人,我們看不見他們。這裡就是受害者文化的問題,它使你無法看見事情的另一面。

  談這些可能有點跑題,但我想用這個來說明,日本、美國和中國都有類似的對過往歷史神聖化的問題,歷史是非常複雜的。

  我去芬威球場中觀看比賽,賽前儀式中,陸軍、海軍、陸戰隊、警察部隊帶著他們的槍支和旗幟列隊入場,其中一面旗幟就是MIA/POW—在其他美國國旗、馬薩諸塞州州旗、波士頓市旗等之中。這讓你回想起戰爭和這種受害者文化。不了解體育運動就很難了解美國文化,那種競爭的、雄性氣質的甚至充滿暴力的感覺。比如水門事件后,曝光的錄音帶讓我們有機會了解政治領導人如何在私下談話。我們會發現他們使用的語言非常粗糙,甚至粗魯;另外一面,我發現他們使用大量的體育術語來比喻政治。

  東:您是想提醒我們,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看待歷史時都難免偏見與短視,是嗎?

  道爾:如果你想要理解你閱讀的材料,你要理解它的寫作者是誰,以及寫作的時代是什麼。因為即便我們想要保持非常公正無偏見,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也會被我們所處的時代塑造。

  談及日本的歷史,中國人可能更多談論的是日本的戰爭罪行。的確,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主義者試圖「篡改歷史」,將那段歷史神聖化。但從日本人的視角出發,在日本有大量的人群不贊成那些右翼和民族主義者的觀點。在日本,當你走進任何一家大的書店,你能發現海量的圖書,包括「日本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戰爭罪行」、「南京大屠殺」,大量批判性的作品,文字或圖像記錄,是關於戰爭責任的。你在日本行走,也會發現各種規模不等的博物館是關於前述主題的。大量的日本學者在相關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的很多大眾傳媒對此選擇性地忽略了,像是對此毫不在乎。

  美國的大眾媒體也在刻意強調「日本人」美化戰爭罪行。右翼人士、部分自民黨、新民族主義者的確想要對那段歷史輕描淡寫,但你同時能在日本找到不計其數的資料—比如有一本很好的期刊,就叫做《戰爭責任研究》,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日本歷史學家在此發表了大量的嚴肅著作。難以想象,這麼多歷史學家的努力,二十年的時間,卻偏偏不能吸引中國人或是西方記者的注意。

  糟糕的是,美國的記者,還有中國人,總是想寫「那些」日本人,他們忽略了日本的大量文獻—這不是小圈子的學術文獻,而是大眾的、流行的書籍,包括圖冊、新聞記者作品、二戰老兵回憶錄,他們記載、討論、研究二戰中的日軍暴行。中國人如此執著地談論日本如何歪曲歷史,但事實上從沒有人像中國這樣歪曲過自己的歷史。我想坦誠地跟你講,我從來都認為中國的革命是必要的,但中國有沒有發生過大飢荒?「大躍進」的歷史是怎樣的?「文化大革命」呢?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國人指責日本歪曲歷史的時候,明顯使用了雙重標準。

  美國人也總喜歡用手指指著日本說:民族主義、審查制度、美化侵略歷史。我總想說,這不全是真的。不但因為很多日本人沒有那樣做,還因為這是明顯的雙重標準:我們沒有批判性地審視美國的歷史,沒有批判性地看待我們在越南做了什麼。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寫出作品,不被審查。

  東:所以我們相信,美國學術界看待日本問題的方式同樣需要面對很多固有成見的困擾,或者政府政策的壓力。是這樣嗎?

  道爾:是的。如果沒有越戰的刺激,我可能不會完成PhD,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當我了解日本士兵在中國犯下的暴虐罪行時,我會想到,我們自己的士兵在越南犯下了類似的戰爭罪行。但當我開始讀PhD時,1965年,日本正在支持美國的越南戰爭。大量的美國軍隊從沖繩的軍事基地出發,日本對美國政府的舉措表現出百分百的支持。從二戰結束,整整二十年時間過去,我們的敵人變成了同盟和堅定的支持者。中國、日本、美國關係的變化改變了我看待歷史的方式。日本怎樣從兇殘的敵人變成了如此忠誠的同盟,可以站在美國一邊去對抗任何人?當然,隨之而來的是日本經濟的崛起,到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車和電子產品大批湧入美國。這又改變了學者看待日本的方式以及針對日本提出的問題。很多學者的視角是在跟隨政府的官方政策。也許他們相信官方的政策,也許他們影響了官方政策,或者受到影響,這非常複雜。所以我也試圖回顧一些其他因素,比如研究經費的來源、會議的影響、政治警告,日本人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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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中國人和殘暴的日本人」

  東:如果向前追溯美國的日本學,是否可以說,在二戰以前,美國的日本研究領域基本可以用「空白」來形容?

  道爾:這就要提及E. H. 諾曼(E. H. Norman)了。他是加拿大人,是在日本長大的傳教士的孩子。這種「傳教士子女」身份在早期美國或加拿大的日本研究者中非常普遍。他們在日本長大,掌握了語言並且對日本文化有親身體驗,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諾曼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了戰時的美國政府顧問,因為他在此之前就有相關的寫作。諾曼寫作了第一本關於現代日本的研究著作,《現代日本國家的起源》(中譯本名為《日本維新史》)。但整體上日本研究在戰前和二戰期間非常稀缺,更多的是美國政府培訓相關人員學習日語,讓他們從事情報工作,他們向政府和軍事部門提交報告。這些人中也產生了一批早期的日本研究學者。在傳教士子女背景和戰時受訓人員背景之外,不得不提的還有朝鮮戰爭時期,大批研究人員被送往亞洲,主要是在韓國和日本進行研究工作,他們中也產生了早期的日本研究者。

  東:可以想象,在二戰期間,美國對於日本研究的需求大幅上漲。

  道爾:是的,但在二戰期間,也並沒有出現多少很好的日本研究的英語文獻,日本研究也沒有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戰時日本人形象就是「猿人」(monkey-man、ape),這是一種主要的形象,它幾乎是指「亞人類」,比整體的「人類」要低級。二戰時期美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大約和現在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差不多:殘暴、狂熱、極度軍國主義,所以美國人一直強調日本要無條件投降,以能保證在戰後我們最大程度地去改造日本社會。

  美國政府招募了大量的社會科學學者,主要包括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他們為政府部門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他們試圖理解日本人的行為。其中最著名的學者是魯斯·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與我們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專註於個人主義,有普世價值,日本文化不同於普世價值,而是有一種「恥感文化」:美國人會為自己做錯了事感到羞恥,而日本人會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在他人眼中是壞事、錯事而感到羞恥。所以,恥感不是源自個人,而是以集體為導向的,起作用的是所在的集體。

  本尼迪克特和其他很多人類學者都是非常聰明的,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是個人主義的,我們的行為高尚,我們沒有犯下暴虐罪行等等,是非常有問題的。她著名的作品《菊與刀》出版於1946年,完全基於二戰時期的研究。她同時認為日本人是崇尚等級制度的,而美國人更加個人主義、追求平等。這其中有正確的元素,比如日本人對天皇的尊崇,他們對這種更高等級、神聖的力量表現出完全的俯首帖耳;同時由於他們缺乏普世價值,他們的道德觀是特殊的,在每個集體中有不同的標準—日本人在戰爭中的暴行被解釋為他們所處的集體缺乏一種道德觀念的教化,以至於無法認知如此的暴虐行徑是錯誤的。

  當我以這樣的眼光來審視越南戰爭時,我會覺得這有些荒唐。美國人所犯的戰爭暴行既在集體主義層面—政府的轟炸政策,又在個人主義層面—美國士兵沖入越南的村莊殺人,這與日軍當年的暴行沒什麼不同。不是說美國人是個人主義的,而日本人是集體主義的嗎?甚至後半句也有問題,那時我已經在日本生活過,我眼見到大量日本人是個人主義的。我可不能下結論說日本人是集體導向的,我見到的日本人有很多不同的觀念,有深刻的道德核心價值。

  總之,戰時美國人對日本的主要看法是,日本人有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行為準則。

  東:那麼二戰時期,中國與日本在美國的形象有何異同?

  道爾:二戰時的中國是美國的盟友,而日本是那個需要重大改造的狂熱的軍國主義國家。二戰結束時,中國與美國、英國和蘇聯並稱「四巨頭」。不論中國當時是否有資格成為超級大國,但那時的人們普遍沒有疑問,中國應當成為世界舞台的重大力量,而日本會被摧毀。

  我寫過一本書叫做《毫無憐憫的戰爭: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與強權》,其中涉及過這個話題。如果想要了解國家或民族形象,你應該關注大眾文化對此的反映,比如電影。二戰期間美軍拍攝的紀錄影片中,中國的形象是有英雄氣質的—人們能看到重慶的士兵列隊奔赴戰場,中國人民不畏險阻,慷慨赴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也非常流行而有影響,她筆下的中國人個性鮮明,英勇、善良;林語堂的英文寫作介紹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很好地傳播了中國輝煌的、悠久的文明和哲學傳統。所以,那個時代的中國形象非常正面:中國人與我們共同的敵人作戰、國民有鮮活的個人特質,而這一切還源自他們悠久深邃的文明與哲思。與此同時,美國人對中國革命充滿了期待與理解,對中國共產黨和延安文化,包括長征、土地改革、理想主義等等,產生了深切的同情與支持,這在後來會帶來巨大的問題,比如持有這樣理念的一些傑出學者被當做「親共人士」而被美國政府壓迫。

  簡而言之,在美國中日兩國的戰時形象對比可以概括為:英勇的中國人和殘暴的日本人。所以想當然的,人們期待中國成為美國戰後的同盟,而日本將淪為一個「四等國家」或「五等國家」,永遠也不會再成為一支重大力量。

  東:但戰後的歷史進程沒有如當時想象般進行,甚至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情結也一直沒能解開。

  道爾:讓我們這樣想一想。戰後日本的草根力量令人印象極其深刻,他們真誠地想要從新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那時日本的人口大約是7000萬,但有近300萬人死於戰爭,包括約200萬士兵和100萬平民。你幾乎無法找到一個人是真正幸運的:他或她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死於戰爭,也沒有失去自己的父親、兄弟、丈夫、鄰居。這樣的人,一個也找不到。他們每一個人,都從某種方式感知到了這場戰爭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們想要一個新社會,他們歡迎一個新時代,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偉大或者高貴,他們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而且抓住了這種機會。那時他們已經不再是狂熱的、想要征服亞洲的軍國主義者,他們想要更好的生活,女人們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丈夫和孩子。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作為年輕學者在日本訪問,我不小心問起身邊的人,「您的父母怎麼樣?」總會有人說起「我的父親死於戰爭」、「我的哥哥死於戰爭」,或是「我的某某人死於戰爭」。隨便找普通的日本人談論,他們都會有個人的故事告訴你,戰爭究竟有多麼糟糕。

  當中國人指責日本的戰爭罪行和暴虐行徑時,日本人在說,看看我們遭受了多大的痛苦。這也是為什麼參拜靖國神社這件事變得非常複雜。我不想談論政治家參拜的問題,日本的政治家都很糟糕,自民黨糟糕透了。但很多普通人想去靖國神社祭奠,就是因為我的父親、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祖父、我的朋友死於戰爭,我想去表達我對死者的尊敬,跟他們交談。你可以說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的博物館,因為它把所有的死者都當做英雄。但越戰紀念碑是怎樣的呢?每一個死者的名字都是英雄。可真的如此嗎?很明顯,其中成千上萬的人在越南有著殘暴的戰爭罪行—在戰爭中死去的人不一定全部是英雄。現實中,好像不管是否犯下戰爭罪行,一旦死去,他們就是為國家而死,他們就變成了英雄—這不是特殊的情形,在美國、日本、中國或是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這幾乎是人類的天性。

  無論怎樣,對日本人民而言,這是一場恐懼驚人的戰爭,他們不僅僅輸掉了戰爭,還失去了身邊無數的生命。對於中國或其他國家而言,很難領會這種感受。施暴者與受害者可以是同樣的人群,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中國將不得不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全力應對。

  
民主化、非軍事化、「赤狩」:佔領期的日本學

  東:戰後,無論學界還是政界,美國對待日本的心態開始變得複雜起來。

  道爾:戰後美國人給予了日本非常進步的、激進的改革政策,主要在民主化與非軍事化兩方面。1945至1948年,很多美國的進步人士來到日本,與一些人將日本人看作「順從的畜群」或「巨大的蜂房」不同,他們認為日本人民有足夠的「適應力」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他們真誠地信任草根階層,認為日本人是普世性的,民主的價值是普世性的。這些當時到日本的進步人士非常理想主義,他們相信不論性別、階層、種族,人們都會認同民主價值。

  問題是,當時的日本從未經歷一場真正的革命,人民普遍受到政府壓迫,封建領主式的制度和思維還普遍存在。E. H. 諾曼在《現代日本國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指出儘管日本進行了高效而富有成果的現代化改革,封建主義的壓迫性結構並沒有改變。這種壓迫式的統治結構、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缺失使日本非常容易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諾曼的著作在美國佔領期非常流行,成為了幾乎所有去日本的美國人必讀的「聖經」。人們讀過了諾曼的作品后似乎掌握了對日本進行改造的要領,即消除封建遺產,打破舊有的統治結構,使其開放,並進行土地改革、解放勞工、給予勞工結社和罷工權力、改革教育系統,等等,等等。然後人們認識到,問題似乎源於明治憲法。

  在明治憲法誕生的1890年代,人們為它感到驚異—這是一種非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但明治憲法的模板並不是英美,而是德國,強調的是臣民的責任,而不是公民權利。於是,美國人告訴日本人,必須修改憲法。日本人成立了委員會,盡心竭力地對明治憲法做了裝飾性的修改;很自然的,美國人看后不滿意,說這還是一部威權主義的憲法。麥克阿瑟說,那麼讓我們給日本人一個憲法草案,教給他們什麼是進步的民主憲法。這無疑是一種極有野心的改造方式,他們將舊的明治憲法掏空,填入英美和歐洲的民主理念,這部僅用兩周時間完成的憲法神奇地將君主制、民主理想和和平主義結合了起來。當然,這部著名的戰後日本憲法也給之後的日本政策帶來了巨大的問題。

  總之,理想主義的美國人對日本進行了重大的徹頭徹尾的改造,但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日本舊有的官僚階層沒有被打破,雖然官僚統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軍隊系統被取締,但強大的中央官僚統治結構被保留了下來—隨著軍事系統被取締,經濟部門變得無比重要,金融部門,後來的通產省都是如此;二、天皇制度得以保留—麥克阿瑟告訴美國政府,不能動天皇,而當時和此後也很少有學者對此強烈批評。

  東:麥克阿瑟本人是否對天皇持有好感?

  道爾:的確,麥克阿瑟對天皇做出過很高的評價。但你永遠也不知道他是否口心一致,麥克阿瑟是一個極富領袖魅力的表演者。他很聰明,同時也很保守。他認為他是戰爭的英雄,也應該是和平的英雄;他甚至想成為美國總統,他在1948年進行了嘗試但失敗了。不論怎樣,他保留了天皇,同時這就需要掩飾天皇的戰爭罪行。這是我在《擁抱戰敗》書中強烈批評的一點,在麥克阿瑟的幫助下,天皇被與軍國主義分子隔離開來,從戰爭責任的討伐中全身而退,毫髮無損。

  我的觀點是,日本戰後的民主的確有問題,但美國的民主也有問題。我曾經參加國會聽證,當著國務院、CIA和各種各樣的人,被問及「日本的民主是機能失調的(dysfunctional)嗎?」我說:「你什麼意思,難道美國的民主是機能良好的嗎?」這完全沒有意義,老派的觀點永遠認為我們有機能完美的民主制度,可實際上它問題叢生、派系鬥爭不斷。

  東:民主化的問題之外,在您看來,非軍事化的政策也帶來了重大問題?

  道爾:非軍事化首先意味著懲罰—將大批軍事人員從政府中清洗,通過遠東軍事法庭對戰犯進行審判,也就是東京審判。但那是一次非常可笑的審判,因為審判以最終確定28人為甲級戰犯而結束,但其方法完全不同於結構性、制度性問題的解決方法。人們之前想改變日本社會的性質,改變憲法,改變威權主義的權力結構,因為這些才是產生日本軍國主義的土壤。審判初始也有很多理想主義的色彩,比如「反人道罪」、「反和平罪」等理念的引入,對戰爭領導責任的追究,等等,但實際審判的結果卻好像只是對那二十幾個人輕飄飄地說,你們有罪。東京審判留下了巨大的有問題的遺產。一方面,這是美國典型的雙重標準的例子;另一方面,它的理想主義色彩被過於簡單地政治化了。

  非軍事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它規定日本不得擁有陸海空軍等戰爭力量,甚至不得擁有宣戰權。美國人提出這點,日本人只能接受,他們做了種種細微的修改,但不被允許進行重大修改。日本的戰後憲法在1946年制訂,1947年起實施,至今沒有任何修改。原因有,一方面,修改憲法需要獲得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才可啟動全民公投,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人民迄今為止堅守著當初理想主義的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理念。

  東:外部大環境對此階段美日關係的塑造也不可低估吧?

  道爾:是的,在討論戰爭罪犯、非軍事化等問題的同時,1947年、1948年開始,冷戰影響到日本。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馬歇爾計劃、蘇聯核武器的發展、紅色政權在中國的建立,等等,導致德國和日本分別被著力復興以成為歐亞的反共堡壘。所有一切對日本改造的注意力都轉向了重建,日本被重建為美國的冷戰夥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日本不得不成為美國的亞洲軍事部署的一部分,沖繩被建設成為軍事基地。

  在日本國內,一場「赤狩」(Red Purge,紅色清洗)運動隨之展開,日本共產黨、左翼人士、激進知識分子等人被從工會中清退。日本從一個需要被控制、被去軍事化的敵人,變成了一個被鼓勵從經濟和戰略上復興的夥伴。日本的赤狩運動,對工會活躍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壓迫與打擊跟美國的麥卡錫運動幾乎同時發生。麥卡錫運動興起自1950年,朝鮮戰爭之前,這位參議員以他的名言「美國政府中充滿了共產黨人」被人們牢記。在各種政府機構遭受審查之後,1952年起,麥卡錫主義的反共行動從反對共產黨到反對進步人士、反對「太自由」的人士,並轉向了學術界。美國主要的學術組織開始遭受審查,比如,著名的學術研究型國際關係組織、成立於1920年代的「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於經常發起、組織關於亞洲研究的會議、出版、政策論文發表等活動的組織,遭到麥卡錫主義的嚴厲攻擊。

  麥卡錫主義者指責一些學者是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同情者。1956年,反共人士在秘密聽證中指稱E. H. 諾曼是共產黨人。那時的諾曼是加拿大駐埃及大使,並且實際上在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解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諾曼可能只是在大學期間參與過共產主義社團的活動,但在冷戰的環境下,指責造成了極其複雜的局面和巨大的壓力,諾曼最終自殺。太平洋國際學會作為主要的學術組織也未能倖免,受到了巨大的指責和壓力,失去了財政來源與合作夥伴,並最終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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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做對了什麼—「現代化理論」日本學

  東:但不論怎樣,二戰後美國的日本學,或者說東亞研究是快速成長的。

  道爾:是的,1950年代起,中國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紛紛在一些大學中建立,包括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開始它們幾乎很難拿到研究基金,因為類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麻煩纏身,它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表現得「太進步」或是「太自由」。但同時這些研究機構開始聚集越來越多的非常傑出的學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二戰中、朝鮮戰爭中、包括此前的傳教士子女在積累了相關的語言和文化訓練之後,開始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到了1960年代,賴肖爾等傑出學者使這個領域得以確立,並且產生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學者。這一時期的問題在於,學者必須非常小心地避免批評政府政策,否則,很可能惹火上身,落得太平洋國際學會的下場。當我還是博士研究生的時候,我的老師們甚至從不談論E. H. 諾曼。

  具體說到日本研究,學者則對日本的認識更加深刻、豐富,也更加正向。更加正向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日本和日本人有了更多的接觸,看到日本不僅僅是狂熱的「猿人」和野蠻的場景。並且同時,1960年代起,日本的經濟開始起飛。學界對日本的問題意識,從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錯了什麼(以導致亞洲太平洋戰爭)」,轉向「日本做對了什麼」,即如何成為一個繁榮的、民主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研究方法主要變成了對日本的經驗性研究,利用現代化理論為框架。

  可以說,自1960年代起,現代化理論主導了美國學界的日本研究領域。一直到1970年代,學界以日本的現代化為主題連續召開了六次會議,並將會議成果整理成六本極富影響的著作。學者以歷史學家為主,對日本的研究追溯到明治天皇時期甚至更早,討論日本現代城市的形成、商業化進程、文學素養等等,而此前在戰爭時期被認為是負面的封建遺產,則被稱作「現代化的早期」,明治時期的日本被認為正式開始了「現代化」。學者研究這個時期的日本如何動員社會力量,如何發展教育系統,所有的結果都在指向—這是為什麼我們能夠在1960—1970年代看到這樣一個民主的、經濟高速成長的、繁榮的日本,基本上就是在講述日本的成功故事。

  東:這時你卻認為日本研究應該有另外的方法論?

  道爾:1965年,我在哈佛開始我的博士研究生生活。我閱讀了大量的現代化理論的日本研究文獻,它們富有智慧、邏輯嚴密,非常吸引人。現代化理論框架整體上更集中於研究「日本在現代歷史中做對了什麼」。即便現在在網際網路搜索現代化理論,你還可以找到極其豐富的材料,它們的主旨均為「西方引領時代進步,現代化是有益的」。換言之,西方以外的世界向西方的模型學習和靠近,而日本迄今為止是引領整個亞洲的、最接近西方榜樣的國家;日本表明了現代化不是局限於西方,而是普世的。甚至日本本身也成了資本主義成功的榜樣、現代化的榜樣,是馬克思主義、紅色中國的最好反例。

  根據現代化理論,主流學者認為日本是趨向民主、繁榮的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傑出榜樣。於是他們支持美日同盟,他們不批判駐日美軍基地,不批判美國為日本重新軍事化所施加的壓力,不批判沖繩所遭受的待遇,這些學者如同政府人員一樣接受這些現實—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他們稱美日關係為不對稱關係。這種不對等的關係,甚至主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附庸關係在他們眼中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合乎期待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如此「高貴的」國家,有這麼多「高貴的」原則,維持和平、推進民主自由—我認可這些理想,但回到現實世界,我不認為這是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二戰、伊拉克戰爭等方面反映出的真實情況。這些學者支持對日保守主義霸權,依靠自民黨、官僚系統和財閥來治理日本。我的老師之一賴肖爾,此前曾任美國駐日大使。他在日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學術領域推廣現代化理論,並取締馬克思主義等激進左傾思想。

  但這時透過窗外,我看到的是什麼呢?報紙和電視正在連篇累牘地報道我們正在進行的越南戰爭。在我看來,日本對美國如此順從、全力支持越戰的樣子完全不是一個成功故事。這並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的表現,它沒有了獨立性。你會期待日本出於自身的戰爭經驗能夠反對美國進行越戰,但令人失望的是,它甚至積極支持美國。我想追問為什麼?

  我非常尊重當時的現代化理論學者,我從他們的理論中學習到了很多,但我認為這種研究過於意識形態化。我開始了自己的研究,首先我為E. H. 諾曼的書寫作了超過100頁的介紹,並用這本書反對現代化理論。我並不是說諾曼是對的,其他學者是錯的,我想說明的是,諾曼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還沒有被解答,我們應該持續追問:為什麼日本會走向戰爭?威權政權的實質是什麼?歷史怎樣被政府用於制定政策?而我本人更有興趣的研究點是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時期,這段時間是研究上述問題的關鍵節點。

  東:這樣的研究思維與主流學術界、政府政策有衝突嗎?

  道爾: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現代化理論是極其盛行的,如果你想要拿到研究經費、獲獎、得到研究成果,你最好運用該理論指導研究計劃。直到1980年代初,在一次會議上,我恰巧坐在一位非常資深的現代化理論的日本研究學者對面—那時雖然我已經發表了一些作品,但還只是相對初級的學者。他問我在做什麼研究,我說,我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種族主義的角色,他從座位上起身,繞過半張桌子走到我身邊嚴肅地問我:這研究對現代化理論有什麼貢獻嗎?他還說,你不應該選擇這個課題,因為這個題目可能損害美日關係。他說:「那些糟糕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美日關係是如今最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關係,日本是我們需要培育的同盟。」

  天啊,這些是號稱經驗性的、價值中立的學者,他們居然要幫助促進某種關係,幫助人們欣賞與喜愛日本,而不是批判性地了解日本。那個時代,我們這樣的年輕學者對麥卡錫主義並沒有什麼概念。我只覺得這些信息如洪水般湧入我的腦海:二十年前的敵人變成了我們的忠實盟友,支持著我們去摧毀另外一個國家,空中轟炸,現代化理論,日本有多偉大……這到底是怎麼了?

  在此之前,我的學習一直是文學領域,我的家庭背景非常保守,我也極少參與政治,可以說我對政治是非常天真的。可以說,越南戰爭塑造了很多年青一代學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哈佛、哥倫比亞、伯克利等各個學校,我聽到很多人在講,越戰是暴虐而瘋狂的,他們(決策者)不理解這些國家的真實情況,不了解這些地區人民的民族主義。人們私下批判越戰,但卻沒有公開表達。曾經被麥卡錫主義深深傷害過的老派學者知道政治反擊有多可怕,批評政府帶來的結果甚至可能是毀掉自己費盡心血建立起來的亞洲研究項目。

  但年輕的學者卻坐不住,我們認為越戰簡直是瘋了。以年輕學者為主,「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CAS,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在1968年成立了。委員會發行了一本雜誌,後來改名為《批判性亞洲研究》,至今還在發行,雜誌嚴厲地批評美國對外政策,同時尖銳批評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日本。我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非常有趣的是,一些成就卓越的資深學者私下完全贊成我們所做的事,但不允許他們的名字被雜誌使用。後來我才了解到,他們還沒有走出麥卡錫主義的陰影,而此前的亞洲研究機構也曾遭受毀壞。

  東:所以人們認為你們是左翼學者。

  道爾:也許吧,我被很多人稱作新左派,但我並不喜歡這樣的標籤。對我來說,我只是在做批判性研究。「左派」是一個很複雜的標籤,很快就會聯繫到你支持社會主義—你會被放進一個盒子里。我願意被稱作批判性的、進步的左翼學術實踐者。無論怎樣,當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指向了自以為是的舊有西方的「高貴」和「完美」的價值理念,指責美國是多麼的不民主、不平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這些運動也引發了更為激進的學術領域的批判。

  這是激進的學術運動的一個開端,學術界出現了不同的潮流。左翼的、激進的學者開始使用不用於現代化的理論框架來研究亞洲。他們批判美國的對外政策,對亞洲各國的「問題」更為敏感。他們自覺地與研究經費的來源保持距離,與前往華盛頓演講的邀請保持距離。

  

從「現代化」理論進入「現代性」研究

  東:可以想象的是,隨著日本經濟的持續成功,現代化理論應當還會持續流行吧?

  道爾:的確如此,但變化也很快到來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車、電器大批量湧入美國,人們開始談論作為經濟奇迹、超級大國的日本,日本的經濟真正的騰飛了。欽佩與懼怕的情緒深刻地混合、互動於美國政治和學術界。傅高義(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了他著名的作品《日本第一》。同時日本話題在華盛頓開始引發爭議,畢竟此時的日本已經讓美國感受到了經濟威脅。人們開始談論日本人不按遊戲規則行事,競爭不對等,必須阻止日本人,等等。

  可以看到,一方面,wow!這真是一個絕佳的現代化理論的案例,一個亞洲國家的資本主義式的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人們卻也發現,日本的成功完全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和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成功應當更多被歸因於國家的角色、產業政策和經濟保護主義而非自由市場。

  在傅高義的《日本第一》之後不久,查默斯·約翰遜在1982年出版了《通產省與日本奇迹:產業政策的成長》,指出了上述問題。讚揚日本經濟奇迹、主張向日本學習的聲音與批評日本不合理的貿易政策、國家主導型經濟的聲音摻雜在一起,一種特殊的張力開始形成。但一直到1980年代,所有人都把日本看做極其成功的經濟巨人,直到1990年日本經濟危機和股市泡沫破滅。

  東:此間中國因素是否對美國學者的視角有所影響?

  道爾:與日本經濟的飛速成長同時,日本與美國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儘管這分散了部分人關於亞洲的注意力—一些人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但據我所知,那時沒有人談論中國是可能崛起的超級大國,一個也沒有。

  東:現代化理論的主導何時結束?

  道爾: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開始進入「失去的十年」。媒體和學界又回過頭開始討論「日本的失敗」、「日本的問題是什麼」。現代化理論淪為解釋日本的框架之一,而失去了從前的主導地位。尤其在兩年以前,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電站泄露時,讓人簡直不可理解這樣的大災難會發生在日本。

  同時,亞太地區關係出現了深刻的、此前不可預見的力量轉換:地緣政治的聚焦由日本轉向中國,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中國的崛起,而日本似乎只是一個主要但問題叢生的國家,而且一直要看美國的臉色行事。作為一個例證,傅高義出版了《鄧小平時代》,他的手指似乎總能指向勝利者的方向。

  東:所以美國的日本學進入了更加多元的時代?

  道爾:是的,不容否認,美國的日本研究現在呈現出極大的多樣性,你不能講左翼的學者被邊緣化,因為很多人取得了學術事業的成功,我也算其中之一,我們沒有被清洗出局。我們沒有被這個領域歧視,我們用盡畢生的精力進行研究型寫作,小心檢索大量的資料,我們比從前的學者更加小心謹慎地治學。嚴肅的學術研究要求批判性思維和對待材料的誠實態度,你永遠也不能扭曲你的發現。

  現在人們不再使用現代化理論作為常用術語,而是更多地研究「現代性」,這是不同的理論框架。日本終歸被看做世界系統的一部分,日本走向這邊,西方走向那邊,儘管有大量的現代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就已經出現。比如將時間追溯回一戰之後,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早期,在日本能夠發現流行文化、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和摩登女郎,當然這些也可以在同時期的中國發現,尤其是海派文化中。

  東:最後我還有一個問題。你在書中寫過,日本在美國的形象變化是從野蠻狂熱的「猿人」發展為佔領期可供白人消費和享樂的女性形象,再到後來的經濟巨人,那麼現在呢?

  道爾:「日本人」和「美國人」、「中國人」一樣,是很難簡單概念化的。從1945年至今,美國與日本的密切互動關係已經持續近七十年。人們對日本的理解比二戰結束時已經大大加深和複雜化,儘管在大眾傳媒中還時常出現刻板印象和群體性描述導向的陳舊術語,我認為學者眼中的社會是多元而差異化的。

  我們對流行文化、消費文化更加敏感,在政治政策之外,很多學者嚴肅地對大眾文化中的元素做出研究,社會領域的研究不再局限於勞工運動或是底層革命等政治領域。不同層面的人群正在被呈現,多元而複雜的社會正在被呈現。戰時野獸一般的日本人,到佔領期女性化的日本人,到作為經濟威脅的日本人,在某種層面上一直存在,但這個國家的嚴肅寫作中呈現的日本和日本人已經極具複雜性。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作者:約翰·道爾, 採訪、撰文: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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