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大革命」時代的鄰人們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號」，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環。在那個地點，我度過了整個童年時代。


我最早的記憶起源於兩歲時的一場噩夢：幾架黑色的飛機追擊著我，而我則在大地上逃亡。事後才知道，當時我開始沿著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沒有摔下去，真是一個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進屋開燈，見我正在夢遊，趕緊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記得從恐怖的夢境轉向溫暖的現實的那個過渡的意識片段：我看見了昏黃的燈光和受驚的父母，但噩夢的圖象還沒有消褪，它與現實的場景發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漸減慢。後來我終於停下來了。母親舉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後，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個來自兩歲時的記憶也與這張大床有關。母親的肚子高高隆起（後來我才知道她那時正懷著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躍。當感到累的時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親的肚子上，因為它看起來象是個很好的坐具。我記得母親開始大聲叫疼起來。父親從外面趕回來了，救護車把他們帶去了醫院。長大后我才知道，母親即刻便流產了。



我殺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這些破碎的記憶拼湊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與床有關，而後與死亡和逃亡有關。我的負罪感和對於小女孩的憐惜，從此成為伴隨我的忠實的影子。



我家的房子位於上海西區舊法租界的中心，是一個西班牙式花園住宅的小區（後來被稱作「太原小區」）。攀爬著爬山虎藤蔓的牆垣、狹小的窗戶、拱形的門楣和光線黯淡的走廊，混雜著法國梧桐、夾竹桃、無花果樹的後花園，這些部件投影在一個孩童的記憶深處，煥發著一種經久不息的陰鬱的美。



在幼兒園時代，我最美好的記憶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帶我去附近的地段醫院看病，踩著近午的柔軟陽光，走過那些為美麗的花園而修築的籬笆。常春藤和牽牛花在微風中搖晃，弄堂和馬路上幾乎寂然無人，寧馨得彷彿睡去了一般。春天散發出愛的芳香，令我融解在這白晝的溫甜之中。但這幸福的歲月過於短暫，我還未來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於房租高昂，四周的鄰居除了少數平民，大都是大資本家、高級醫生、大學教授、電影導演、少數共產黨高級幹部和外國僑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遺少，如陳獨秀的女兒陳紅一家、民國第一任總統黎元洪的長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媽是普通的中學教師。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已經念小學兩年級了。我們那住滿了「牛鬼蛇神」的街區，是大革命和紅色風暴打擊的重點。而我的一年級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對的大革命的第一個祭品。

　　

陶是個面容兇惡的老處女，兼教我們啟蒙語文：識字、拼寫和說話。儘管語文成績全班第一，但由於喜歡上課時「做小動作」，我還是成了一個「壞孩子」。除了罰站之外，每一次家長會，她都要控訴我屁股上長著釘子，讓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媽的無數「教訓」。後來我心生一計，家長會剛剛舉行，我就從學生的行列中飛奔而出，跑到母親跟前狂吻她的臉頰，進行超前感情投資，以免等一會老師告刁狀后回家挨揍。這一舉動引得在場的家長們哄堂大笑，弄得母親滿臉緋紅，很不好意思。但這計謀還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沒有說我的壞話，看我的眼神甚至還有了一絲罕見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親近的衝動。



但我終究沒敢去親吻女教師的臉。1967年紅衛兵運動爆發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當然地成為高年級學生的批判對象。第一次批鬥大會之後，她就在我當時上課的教室懸樑自盡了。那教室是一幢單獨的灰色小樓。她乘著夜深人靜，用繩索系在樓梯頂端的木欄上，怒氣衝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屍。一個親眼看過現場的同學告訴我，她的吐著舌頭的死狀，比生前更加猙獰可怖。那幢小樓以後被貼上封條，空關了數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時可以看到微弱閃爍的火光，但沒有人膽敢上去探察，據傳那是她的鬼魂在樓上徘徊。



班主任的自殺是一個微妙的信號。西方國家已經開始緊急撤僑，住在我家對面的幾戶猶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間就消失得乾乾淨淨。大批紅衛兵開始在我們街區出入，展開了無休無止的抄家運動。我們全家都恐懼地等待著厄運的降臨。那天晚上十點左右，樓下突然傳來粗暴的敲門聲，母親趕緊關了燈，從窗帘後向樓下偷看，整條弄堂站滿了黑壓壓一片的造反隊，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猶如經過嚴密訓練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懼中沉默著，沒有人膽敢前去開門，也不知道今天該輪到誰家倒霉。最後他們敲開了大門，把底樓的那家印尼歸僑的家抄了個底朝天。而我們與剩下的另外兩戶人家則暗自慶幸：今天又僥倖躲過了一劫！



這樣的情景後來越來越像家常便飯。紅色恐怖已經席捲整個中國。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機。一些人被造反者從家裡趕走，而另一些人則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過狹小的窗戶都能看到，殯儀館的醜陋的灰色運屍車無聲地駛入，停棲在某個我所熟悉的門牌號碼面前。從房子里抬出了自殺者的屍體。其中一些死屍已經變形。越過白色的屍布，可以看見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這是一種惡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靜靜地圍觀。令人作嘔的死亡的惡臭，象瘟疫般在四周瀰漫。



有時我也會興高采烈地去「參觀」一些在弄堂里舉行的即興批判會。樓下的那家印尼歸僑，三個姐妹長得如花似玉，遠近聞名，號稱 「姚家三姐妹」。她們的批鬥會最是轟動，吸引了大量「觀眾」，整條弄堂擠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學的紅衛兵們剪掉了她們的包屁股小褲腿的褲子和燙卷的頭髮，稀疏的殘發間露出了白嫩的頭皮。她們的父親遭人痛毆，衣物、高跟鞋和法國香水則被堆在弄堂中間放火焚燒。人們在高喊口號和起鬨，像出席一場小型的狂歡慶典。突然一聲爆炸，人們嚇得四處逃竄，後來才發現不是炸彈，而是某罐化妝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燼中殘剩的衣物，在黑夜降臨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內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個老太太在灰燼里搜尋，手中執著一些碎片，搖著頭自言自語。夜風吹散了最後那些黑色的灰燼。



這些革命戲劇幾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條、珠寶、瓷器、唱片、書籍、衣物等各種細軟和精美的歐式傢具，成堆地從屋子裡搬出，經過一場即興批判之後，被卡車運走，變得不知去向。一次，紅衛兵從對面的資本家的沙發墊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隻舊尼龍絲襪，原來那家女主人有一個癖好，穿過的襪子從來不洗，往沙發下一塞了事。這些臭襪子便成了腐朽糜爛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生動教材，在批鬥會上向四鄰展示。



我記得的另一場批鬥會的主角是隔壁十二號的作家秦瘦鷗夫妻。他們倆均長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兩根形影相弔的樹枝。紅衛兵把他們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階上，脖子上掛著臨時製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書寫著「反動文人秦瘦鷗」字樣。他的罪名並非是因為寫作那些諸如《秋海棠》之類的「鴛鴦蝴蝶派」言情小說，而是把印有毛澤東照片的報紙做了書皮。那群佩帶紅色袖章的學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著包括我在內的幾個過於年幼的人民群眾。



母親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學就在馬路對面，高幹子弟居多。當時的中共華東局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上海市長曹荻秋的女兒都在那裡念書，其間誕生了一批極為兇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當時的造反界名聲顯赫。紅衛兵只要一抬腳，便可以把我們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後居然倖免於難。由於有教師檢舉揭發，一群表情嚴肅的小女生曾經來家裡考察了一番，發現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國鋼琴（我母親曾經是音樂教師），就剩一些不起眼的舊傢具，沙發的罩布上還打著補丁（在當時，補丁是無產者「艱苦樸素」的道德標記）。她們為此下的結論是：我母親「不是資產階級」！我們家就這樣僥倖逃過了一劫。儘管後來父親被關押審查，但有限的家產終究沒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蒼，留下了這架鋼琴，它後來成為伴我度過漫長的少年時代的密友。



陳獨秀的孫子比我大兩歲，長相有些古怪，頭顱的比例明顯小於身子，因此得了一個「小頭」的諢號。我們有時在一起玩耍，但我並不喜歡他，因為他性情詭詐，手腳又不幹凈。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葉聖陶的童話集《稻草人》，結果那書轉眼間就不翼而飛。父親說，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個妙法。我立即就去「小頭」家對他說，我還有另一本好書，但須用那本童話交換。「小頭」眼睛一亮，從毛線衫里戲法似地掏出了失蹤的書——他居然還沒來得及「銷贓」！從此他被列入我們家不受歡迎者的名單。



陳獨秀的這個女兒，可能是他晚年紅杏出牆的結晶。她也是個中學教師，丈夫因現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槍決，獨自領養著兒子，頂著父親的右傾機會主義頭子的政治惡名，度過了艱難的歲月。她這時已經得了肝癌，眼見她日漸消瘦下去。她從我家門前走過，穿著灰色女式中山裝，臉色發黃，表情獃滯，從不與我們這些孩子打招呼，猶如一個孑然而行的女鬼。由於對不肖兒子的絕望，她幾乎賣光了家裡所有的傢具，在外面吃著館子，享受生命的最後大餐。在她死後，「小頭」一無所有，被送到新疆與表姐一起生活，從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學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沈克非的孫女。她生下時是個陰陽人，需要動手術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愛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變成一個女兒身，結果鑄成大錯。小學一年級時，她坐在我隔壁，雖然留著小女孩的短髮和劉海，卻喉結突出，發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膚黝黑，面目醜陋。這顯然是對她祖父傑出的外科技術的嚴重嘲弄。不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歲，成績一塌糊塗。每逢下課，她就面對牆壁站著，彷彿一尊雕像。文革爆發后，她就不再來上學了。但時常還能在他們家的豪宅前看見她。她把帶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門開個小縫，向四處偷偷觀望，見有人走來，便趕緊害羞地躲到門后。後來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們全家被趕進了汽車間。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的倩影。



1967年紅色風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許多鄰居一夜間從空氣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繼神秘蒸發。整個街區變得空空蕩蕩。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來，成為我們這些「倖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們就打碎玻璃，從窗口爬進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蠟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遊戲，有一個夜晚，我偷了家裡的手電筒，和幾個小朋友一起鑽進了對面的空屋。在裡面上下狂奔，樂不可支，突然看見一個朦朧的白色臉龐正在從玻璃窗外向裡面凝視。我恐怖得大叫起來。所有的孩子都跟著失聲尖叫。那張臉隨後就消失在月光里。從此，我們沒敢再涉足那個「鬧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間，由於死人太多，各種鬼魂的傳說一度在我們的弄堂里甚囂塵上。我們大家對此都深信不疑。當酷熱的夏夜降臨時，我們都在外面乘涼，到午夜十二點，四周時常會出現一些神秘的聲音，聽起來像是烏鴉的叫聲。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沒有烏鴉，而且那聲音來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著，飛速地從弄堂的一端一經過乘涼者的腳邊，掠向遙遠的另一端，又從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涼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頭尋查，竟沒有任何發現。人們最後紛紛躲回家裡，掩上了房門。悶熱的弄堂恢復了死寂。只有昏黃的路燈在暗夜裡對愁而眠。



在我們對面的一排樓房的盡頭，靠近太原路的一頭的樓房，曾經被我們當作玩軍事遊戲的秘密堡壘。但其中一間屋子的我們一直未敢「佔領」，因為據說那裡曾經自殺過一對亂倫的父女。革命爆發的時候，女孩的兄弟們率先起來檢舉揭發資本家父親的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醜聞立即轉變成了公開的政治罪惡。父女倆內外交困，雙雙開煤氣自殺。人們打開房門時他們已經斷氣，但卻保持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姿勢：女兒端坐在沙發椅上，安靜得彷彿入睡了一般，而父親則跪在她的面前，凝結在一個懺悔者的姿態上。



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還是人們道聽途說和添油加醬的結果。那扇被十字封條封住的房門，黃銅的圓形把手開始發出綠銹，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經部分剝落，從門縫裡吹出了一種淡淡的神秘氣息，彷彿是陳舊地毯的霉味。我很想進去瞧瞧，但終究沒敢撕掉那個蓋著某某司令部圖章的封條。到了文革後期，那樓住入了一個 單身老太太，雇有一個保姆，深居簡出，很少與外界接觸，這就是後來在美國寫成暢銷書《生死在上海》的鄭念。



在鄭念南面的一幢小樓里，住著滿臉麻子的著名英國文學翻譯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從我家門口走過，走路的姿勢有些古怪。父親去世之後，母親希望換一個環境。我為此曾經去看過方平的房子，他夫妻倆也來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親都很喜歡他家後花園里的那片修剪整齊的草地，四周盛開著丁香和桃花。儘管最後沒有達成換房的協議，但我卻和方平從此有了短暫的接觸。那時，我是個普通的技校學生。



周恩來逝世后不久，方平從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國記者所攝的著名的周恩來照片，如獲至寶，與我一起研究它的構圖和用光。周恩來病入膏肓地坐在沙發上，渾身散發著偉大而孤獨的人性光輝。那隻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邊，裡面盛放著他最後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這滿含眼淚的圖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來仍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後的毛澤東的去世，終止了歷時十年的意識形態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陝西南路紹興路口的另一所住宅，與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斷。那次搬家的另一更嚴重的後果是，我切斷了與童年的聯繫。



越過文革歲月的苦難和歡樂，我長成了一個神色憂鬱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