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移民史上慘絕人寰的隱秘往事(組圖)

豫記導讀：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淅川縣，人們盼望能吃個肚子圓，22343人帶著美好的願望從秀麗的丹江走出去，奔赴茫茫的青藏高原落戶安家。可是，等待他們的是什麼呢？鄉土作家、柴湖移民史記錄者全淅林供稿豫記本期#老家河南#，揭開了那段移民血淚史。

全淅林 | 文

居住在豫西南丹江岸邊的人們，千百年來，依河而生，依山而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喝慣了清涼甘甜的丹江水，住慣了冬暖夏涼的土牆屋，走慣了蜿蜒崎嶇的泥巴路，種慣了一馬平川的河沙地……勤勞樸實的當家人除了划算著給長大的兒子討個好媳婦，給眉清目秀的姑娘找個好婆家，別的啥心都好象沒有要操的了。



然而，1956年初冬，當一群幹部模樣的外地人扛著「三角架」，拉著皮尺，在丹江岸邊跑上跑下的時候，丹江人瞪大了眼晴：

「這是幹啥子的？」

有人猜測，這裡可能要修條大公路，北達淅川縣城，南抵均縣老河口。有人則說，這裡要修造飛機場，理由是1930年國民黨就在十二里河村東動土，要修個機場。可是後來得到的消息卻是：湖北要在均縣的丹江口修建攔江大壩，河南淅川丹江下游的地方將被大水全部淹沒！

這一消息猶如一聲劈雷在丹江上空炸響，丹江人變成驚弓之鳥，下地幹活，走親訪友，上街趕集，一時間修建丹江大壩的事成為熱點話題，有的人甚至神經出了問題，到了見樹不說撞三腳的地步。



大隊幹部進縣城開了兩天會，回來后就站在村莊後邊的高坡上，舉起用鐵皮卷作的「高音喇叭」，挺起肚子喊道：

「全村人都聽著，馬上就要修建丹江水庫了，從今天起，無論哪家都不要再蓋房造屋了，青壯年勞力要做好上大壩工地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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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而不宣，傳言已久修水庫的事，終於有了正式公開的官方消息。儘管此事已算不上什麼新聞，但人們仍然感到消息突然,有些茫然。

「這裡住不長久了！」心存疑慮的人們得出了憂心的結論。

1958年8月，隨著一聲令下，淅川庫區2.8萬名男女民工帶著行李，推車挑擔，去了丹江口。他們去后，捎回來的「家書」，是一聲聲響徹丹江的爆破聲……

1959年，位於丹江中下游，距丹江口近百公里，始建於明城化7年的淅川縣古城牆開始拆除，那座「半截插在天裡頭」的魁星樓轟然倒塌，所有的機關團體、商店、醫院、學校……還有古城街道上長方形的一塊塊大大小小的鋪路石，只要是能搬走的，都隨著淅川縣委縣政府的牌子一道搬移到遠離丹江，一個叫「上集」的小鎮上去了。



大壩在建，縣城在遷！庫區人必遷毋疑。

可是，庫區人，往哪兒去呢？

據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調查統計顯示，丹江口一期工程將搬遷38萬人，其中，淅川丹江庫區內將有20萬人需要動遷。遷往何處？作為直接管轄淅川縣的南陽專署的領導們心裡連一點底也沒有。因為當時上級對如何安置移民沒有實施方案，更沒有具體措施，只是要求地方「想辦法找出路」。



20萬人的去向問題不是個小事情，淅川縣、南陽專署深為此感到頭疼。

正逢此時，中央北戴河會議作出決定：動員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區青年到邊疆去支援邊疆建設。南陽地委專署的領導人聽到這一消息，眼晴馬上一亮：把任務分一部分給淅川，既可完成支邊任務，又可解決部分移民的安置問題，搞個「移民支邊」，一舉雙得不是很好嗎？

「這是一步好棋！」鄭州、北京迅速作出了反應。



就這樣，1959年1月，南陽專署召開支邊工作會議，就把本無支邊任務的山縣淅川列為支邊縣，分配任務8000人，為全區之首。淅川縣就根據地委專署意見，專門成立了移民委員會，將8000人的任務分解到庫區各社隊。與此同時，還培養出近百人的先進典型，到各社隊巡迴演講，作鼓動宣傳，引導報名。

幾天過後，數據統計出來了，報名申請支邊的人員共計34893人。

這是一個出人意料的數字！

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數字！



通過這個數字，可以看到庫區人對共產黨領導的信賴，通過這個數字，可以看到庫區人對支援祖國邊疆建設的熱情和信心。

但是，實話實說，產生這一數字的原因除了上述兩點之外，也另有一定的歷史背境。

其一，部分人看到搬遷是件早與晚的事，人挪活，樹挪死，晚走不如早走好，所以，有的就請求先搬早遷。

其二，政策優惠。支邊青年每人發軍衣一套，軍被一床，雖然沒有軍人領章帽徽，但要走的路是「軍事化道路」，一切行動是「軍事化行動」，遷移時胸前佩戴大紅花，有專門的運載車輛負責接送，一種難得的吸引力使他們心血沸騰，揮筆請戰，在申請表上鑒下了他們的大名。

其三，迫於活命。1958年淅川縣的大躍進是「一日千里」。為了實現「小麥元帥縣」的目標，把每畝180斤的小麥產量虛報為507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害得老百姓丟魂喪命，三餐沒吃。有一首民謠形象地唱到：「提起吃食堂，眼淚流多長。鍋里沒米下，頓頓喝稀湯。要想照個合影相，全家扒到鍋台上。」人們盼望能吃個肚子圓，想到邊疆去闖一條生路，謀一條活命，也就有了積極性。



緣於上述原因，在1959年至1960年間的半年多時間內，庫區先後兩批共22343人帶著美好的願望從秀麗的丹江走出去，奔赴茫茫的青藏高原落戶安家。

他們被安置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荒蕪高原上，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生產上是刀耕火種，生活上得不到溫飽，當地的管理方法簡單粗野，要求每人一天開挖7分荒地，完不成任務輕則不給飯吃，重則繩捆吊打，移民王玉女因病未完成墾荒任務，被人用鐵鍬活活打死。在短短的一年之內，數千名移民患病或非正常死亡，死亡人數占移民總數的30%。有資料顯示:

武洲村移民197人，命染黃泉的有64人。

黨子口村移民76人，拋屍高原有36人。

……



原以為只要勤奮就能燕泥新巢，重建一個嶄新家園的人們，此時猛然醒悟，魂飛夢斷。

「這裡不能再呆了！」倖存者們遙遙東望。

他們要回「家」，儘管那個「家」已沒了他們的房子，沒有他們的戶口，他們說，死也要死到老家的門口。

他們要返遷，儘管路途遙遠，有千難萬阻。

可是，有的人還未來得及上路，便一命嗚呼；有的人還未「逃」到西安，就氣絕命斷。



有一位叫杜林黑的的青年，妻子死於蘭州，兒子在西安火車站丟失，歸來時成為孤寡一人。

據淅川縣委給黨中央的報告文件記載，從青海僥倖逃生返鄉的人員，不是乾瘦，便是浮腫，除了一身疾病，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在返回的萬名移民中，缺衣少褲者有6000多人，許多人將被單改作為衣褲穿。無生產工具，無鍋做飯的甚為普遍。

願望啊，是美好的。其結果呢？是悲慘的。

遠遷青海，無疑是一次失敗的搬遷，是一次令丹江哭泣的搬遷。在沒有解救辦法的情況下，淅川縣委一份長達數千字的緊急請示報告，萬分火急地從丹江口庫區發出，飛向南陽，飛向鄭州，飛向首都北京……

中南海得知淅川支邊移民的情況后，當即立斷，派出一個調查組趕赴青海實地調查，並速急傳出指令：淅川支邊移民撤回原籍。時下是1961年。

邊疆移民陸續從青海返遷回故居，可是丹江口大壩卻開始圍堰壅水。從湖北傳來的消息說，庫區內124米高程以下的群眾必須全部遷出。剛剛從青海死裡逃生回來的人們，前腳尚未站穩，後腳又要走，等待著他們的是再次搬遷，再次離別故園。



大概是許多人有過一次遠遷青海的苦難經歷，所以這次搬遷，他們顯得極其從容，甚或說是消極。有的人，寧願搭個草棚住下來，也不願離開故土半步。但是，使他們感到驚慌失措的是，昨天還是一片蔥綠的莊稼田，一夜間竟成為一片汪洋！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懷疑是一場夢，但眼看著河水漫漫漲起，不見了土地，不見了莊稼，水進了村莊，泡倒了雞籠，淹沒了豬圈，豈又怎能懷疑這不是真的？

「水漫金山寺！」這就是後來受到周恩來總理嚴厲批評的「水趕人走」的不適當作法。

「人逼」，「水趕」，除了再遷，又有什麼辦法呢？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由於移民支邊，身上的血污尚未洗凈，心裡的傷口還沒撫平，所以這次搬遷，政府採取了較為靈活的方式，允許移民在本省、本縣、本地範圍內選擇自己願意去的地方，自由選點，投親靠友，少數社隊移民亦可作統一規劃安置。



這一政策深得人心，移民很快得到了安置。但這批遷出的26000多人，因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生活困難較大，國家所補助的費用沒來得及搞生產建設就被移民用來飽肚子吃掉了，大多數移民雖然搬遷了，但沒有修建房屋，處於動蕩不安狀態。恰逢這時，丹江大壩因質量問題被迫叫停，移民們認為大壩不再建了，便攜家帶口又紛紛回遷到昔日的土地上，有的搭個草棚住下來，有的乾脆找親友幫扶，重又蓋起了房子……

然而，這不過是命運之神的又一次遊戲。1964年底，丹江口大壩工地在停建冷靜了兩年以後，再次響起了隆隆的炮聲，800里丹江濤聲大作，一顆顆還未有平靜下來的心，一下子被提到嗓子眼裡來了。

家在何方，哪裡才是棲身之地？移民們翹首以待。

作家簡介：全淅林，1950年生於河南淅川，知名鄉土作家，柴湖移民史記錄者，著有《移民大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