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是她和彭麗媛之間的事，還是她和上帝之間的事？

一個絕對無法解決的矛盾是，優秀的品質往往不願意主動參與流行，而創造流行通常意味著犧牲一些自己堅持的品質。人們無法既躲避流行元素又成為一個優秀內容的推廣者。這是許多好東西不得不接受小眾命運的原因。沒有例外，任何流行都是通過部分降低品質獲得的，因為品質的前提是極端堅持一個方向，而流行意味著去尋找千萬人的方向。區別在於人們選擇區間中的哪個位置，是小眾而純粹，還是大眾但流俗，或者在高品位和流行度之間找到一個中間點。這種分析工具可以解釋商業社會的絕大多數現象。

這裡就有一個例子，如果不是因為彭麗媛，馬可和她的純粹價值毫無疑問將長久被封存在更小的界限內，無論這種價值多麼高尚。但接受這一身份意味著她的設計必須被以更粗淺的方式被大多數人理解。在事件發生后，流行已然形成之際，她選擇不迎合流行，又適度拉回了自己的位置。我們要創造一個多大程度偏向「好」而多大程度偏向「流行」的事物？這是每一個產品製造者不得不面對的灰色選擇。

馬可：衣以載道
作者：張卓

彭麗媛的穿著代表著價值取向

聽起來不可思議，當2013年的年頭，彭麗媛找到長期隱居在珠海的設計師馬可女士，邀她為其設計一系列後來用於國事訪問的定製服裝時，馬可曾一度考慮過拒絕。

拒絕並非沒有足夠的理由， 2008年之後就幾乎銷聲匿跡的馬可此時已開始在北京選址，決心在這一年正式推出她苦心孤詣籌劃多年的品牌—無用。「當時時間已經十分緊迫，必須儘快回復是不是能夠接受做這個事情，我不大願意停下來，因為無用的進程就是剛好在的計劃里，也正是在一個很關鍵的時間了。」馬可對《人物》記者回憶說，她答覆對方說自己要考慮一下。她考慮了兩天。

「無用團隊人數不多，要做就必須全力以赴，而無用的面世時間也就必須推遲。」馬可說，做設計師這麼多年，她太明白了，服裝風格後面其實是價值觀。最終她說服了自己，「第一夫人穿什麼在中國來講它是一個價值導向的事情，如果第一夫人穿國際名牌，那麼全國人民都跟著穿國際名牌；如果第一夫人穿的是非常簡潔樸素的東西，全國人民也都會跟著穿，這一點我有些預感，我知道第一夫人會有一定的影響力，她的穿著風格定位，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向國人倡導『過自求簡樸的生活』這不正是我期望通過無用去實現的嗎？」

接受《人物》採訪時，馬可措辭謹慎，只願吐露部分細節。做，意味著「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具體如何設計，雙方已有多年默契，「我不是那種可以違背內心的設計師。」一個多月，馬可帶著團隊趕製出數套出訪服裝。設計延續了馬可一貫簡潔質樸的風格，沒有誇張的造型和奪人眼球的色彩。彭麗媛隨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俄羅斯的首次亮相，那件深藍色的束腰大衣和線條利落的手袋即出自馬可之手。

馬可心存高遠，意欲影響一個國家和時代背後的價值取向；她又處事低調，對此保持沉默是性格使然，並非自高層授意。袁仰涵是馬可工作室的倉庫主管，一位湖南姑娘，跟隨馬可已經10多年。她告訴《人物》記者，馬可曾開會，嚴禁員工對外談論此事。「不理解，我覺得做了就做了，為什麼不能說呢？」袁負責把第一夫人的衣服打包郵寄，「東西發過去，我特別開心，然後馬姐說，你怎麼比我還要激動？」

在此之前，馬可已經是外界公認的中國服裝設計界最頂尖的設計師。這不僅指她所獲得的榮譽—不計其數的業內獎項以及國際認可，2008年，她又成為首位進駐巴黎高級時裝周的中國設計師。2013年3月彭麗媛作為第一夫人的首次亮相，令馬可的知名度溢出原本的堤岸流向更寬廣的地方，民間又稱她為「國母的設計師」。但一直到一年半后無用生活空間在北京的開幕，馬可本人依舊靜水深流般專註於自己原本的河道，對名利抱持著一種異乎尋常的冷淡態度。「沒有，我從來沒往那兒想過，我如果往那兒想，我就不是馬可了。我只有兩個選擇，做跟不做。一旦我選擇了做，我腦袋裡想的就只有設計。」

一位和馬可打過一些交道的平面設計師注意到馬可身上這種不乏矛盾的氣質：馬可出身東北卻有著南方人柔軟的聲音和體態，但又處處顯示出不被世俗成見所左右的剛強；她渴望自己的設計理念為更多世人所接受但又極度不願讓自己曝光。就像她曾經聯合創始的服裝品牌「例外」一樣，馬可參與創造了中國服裝設計界的諸多歷史，但又和這個名利場奉行的規則格格不入。

馬可在時尚界完全是個異類：她不像其他設計師有集郵般收集名人客戶的嗜好但又為第一夫人設計服裝，與此同時卻花更多精力在貴州鄉村老婦人的民間手工藝的傳承上；她對待員工有著完美主義者的嚴苛要求但又不問出身地選拔人才僅僅因為這個人足夠用心；她恥於談錢，從不把自己定義為商業設計師，實際上凡是認識她的朋友都認為她是個反商業的設計師，但她為了挽救上一個設計師品牌例外的銷售頹勢可以接過總經理的擔子完成產品升級，甚至準確預測連續3年的單店月均銷售額；她開店售衣但不打折促銷不準店員推銷，反對一切時尚消費文化。

凡此種種，當馬可向這位設計師說明「衣服不是用來看的，而是用身體來感受的」，並要求這位設計師試穿無用的衣服后再作討論時，這位設計師只好用「很馬可」來形容這一要求。



只想做與時尚無關的真正的衣服

「我不在服裝圈裡混，也不在藝術圈裡混，我不屬於任何圈子。」馬可對《人物》記者強調。她不看秀，不逛街，甚至連時尚雜誌也懶得翻。以惜字如金的態度，她謹慎對待媒體，極少接受採訪，深居簡出，對出鏡持有常人難解的抗拒，即便在例外15周年的慶典活動上，身為品牌締造者的她也沒有出席。很多曾在例外工作的員工對她也接觸甚少，她的辦公室大門似乎永遠緊閉，「她就在裡面做設計，很少出來，也討厭打擾。」一位不願具名的前例外員工回憶，在例外工作3年，他只見過馬可一兩次。

唯一的「意外」是2007年賈樟柯拍攝的紀錄片《無用》，鏡頭記錄了馬可第一次參加巴黎時裝周的經過。在這之後，賈樟柯又找到馬可，希望補錄一些關於她的鏡頭，「原來你是在拍電影啊」，馬可如夢方醒，她一直以為，賈樟柯只是在拍攝一些內部留底資料而已。4個月後，《無用》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評委會讚譽這部紀錄片關注消費時代服裝業表象下，中國各類人群的生存狀態，馬可作為賈樟柯的女主角勾連起整個中國社會的全貌。

「沒有賈樟柯那電影之前，沒任何人能認出我，我好開心啊，我到哪裡去都可以，隨便怎麼樣都行。」7月的一天，馬可在北京坐地鐵，一個年輕的男生湊上來，怯生生地問，您是馬可嗎？她點點頭—有時她會否認，然後迅速走掉—男生很驚訝：「真沒想到啊，你也會坐地鐵啊？」「那你覺得我應該坐什麼呢？」「反正你不應該是坐地鐵的。」

「然後我就告訴他，我坐，而且我經常坐。」馬可笑著回憶，那天她從兜里掏出公交一卡通：「你看我還有月票呢。」

彭麗媛身著馬可定製服裝亮相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國A股市場相關服飾概念股出現大幅度增長，一隻股票甚至漲停了。媒體很難和她約到採訪，只能寫各式各樣的專欄填版。薄荷糯米蔥中國設計師店投資人洪晃為《紐約時報》撰寫的文章，回憶上次見馬可還是在6年前的巴黎時裝周，馬可也沒接受她的採訪，洪晃「賭氣」般地寫下：「馬可的名言是：你吃雞蛋非得見下蛋的老母雞嗎？」

罕見地在公開場合談論此事，是在接受母校蘇州大學聘請她成為兼職教授的授聘儀式後為學生作的一場內部講座上。她談到，與成為成功人士相比，她更喜歡安靜的生活，白天工作和照顧女兒，晚上讀書學習。一個學生詢問彭的事情，她反問，為什麼反覆提及此事呢？她回憶與彭麗媛第一次見面在2002年的廣州，彭通過一位記者的介紹與馬可相識，在此之前，她穿馬可設計的服裝已經有一段時間了。2003年，馬可為彭麗媛設計了春晚的演出服。彭麗媛在馬可眼裡是一位「和藹可親、熱心於環保和公益」的姐姐，最後，她提醒同學們，做設計要「關起嘴巴、打開心靈」。

「後來到南通，好多記者都跟著來問這個事情。她說，如果你們問彭麗媛的事情，我不會回答。」 馬可的大學老師皇甫菊含告訴《人物》，曾有3家企業找到她希望和馬可合作，「她都讓我婉言拒絕了。」

馬可在珠海城邊的工作室還是被一些人發現了。一個從北京來的男孩在門口守了3天，希望能為馬可工作，還有慕名而來的粉絲懇求留下做義工，雖然並不知道能幹些什麼，或僅是「見馬老師一面」。那幾個月，馬可不得不從工作室的後門偷偷溜回家，躲避守在門口的媒體的長槍短炮。

「我就是怕出名，沒有別的目的⋯⋯因為一旦成為名人，你就沒有自由了。」9月底的一個傍晚，馬可坐在工作室的會客廳接受了《人物》的第三次採訪。這是一間幾乎沒有任何裝修痕迹的空間，灰色方磚地面，由幾塊老木板拼接的桌椅，桌面坑窪不平，細縫處隱約可見兩三團青黑色的苔蘚。父母問，你怎麼不搞一個天花吊頂呀？你看人家弄個天花，多漂亮啊。「你說，我能聽嗎？我就不是那種審美啊。」馬可呵呵地笑著。此時珠海，剛入初秋，天氣不那麼悶熱了，馬可穿了一條白色亞麻連衣裙，身材削瘦，麻花辮，臉上偶爾流露出小女孩的羞怯。

無用工作室的出品都是純天然的手工製作，她從偏遠的西南山區請來了一些掌握傳統女紅技術的手工藝人。馬可的設計從手織布的組織紋樣開始、再到手工縫製和植物染色。雖然緩慢，但令人身心愉悅。她厭倦了此前令她成名的流水線成衣，她只想製作真正的手做的衣裳，那些服務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了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向外界「炫耀或者建立某一種形象」的生活必需之物。

（下接）

台灣雲門舞集創辦者林懷民非常欣賞馬可的設計，邀請她為新作設計演出服裝，「她在意的是布料跟身體間的空間。」林懷民接受《人物》採訪時談到，當他的舞者穿上馬可的衣服時，與空氣、風「來來去去」形成一種奇妙感，一位性格急躁的舞者竟然可以很好地做出此前並不擅長的慢動作。「這麼多年來，在西方時裝的影響下⋯⋯所有的人自卑，一個是它的價格昂貴，第二個是一定要瘦得皮包骨你才能算是趕上流行。」林懷民說，馬可的衣服任何身材都可以穿，「所以為了穿那些昂貴的衣服，要把自己瘦得生不如死那個樣子，不曉得在幹嗎，我想這個是走歪了。」

林懷民初見馬可是在澳門一起觀看越南裔編舞家的舞團表演。舞者是一群真正的越南農婦，馬可興奮得不行。演出結束后跑去後台跟老人們聊天，語言不通，七手八腳，直到老人們表示要回旅館了，她才放她們走。「這很滑稽。」林懷民半開玩笑說，「我就是比較不一樣，我會覺得我很喜歡她們，然後講幾句話，我就去睡覺了，馬可沒有，勇往直前。」

「勇者」馬可付諸實踐之事是將「無用」投入市場。9月9日，她在北京城中心一個創意園區舉辦了國內首次無用作品發布會，同時宣布北京無用生活空間正式開幕。表演在一個露天天台，充滿濃郁的宗教感，一位台灣原住民歌手唱響序曲，33個高矮胖瘦不一的表演者，黑人、白人、老人、小孩穿著粗布麻衣，緩緩踱進舞台。

表演者圍攏在一起，踏著簡單的舞步，整齊地用腳跺踩地面，地板上的玻璃燭台在抖動中發出越來越強烈的節奏聲，馬可流淚了，事後她解釋說，現代社會強調個性和自我，她卻從這支舞里看到了祖先們賴以生存的根基，那種群體協作的共性永遠超越個體差異的強大 。「這是還保留著原生態生活方式的各地民族共通的東西，人們聚在一起，手拉著手，頭頂蒼天，腳踩大地，只要不斷重複著簡單的動作，就能夠給彼此帶來內心的感動和幸福，我們還要什麼呢？」演出后，好幾個演員告訴馬可，他們一邊流淚一邊完成了演出。

演出結尾，兩位老人帶領著一隊人向一個方向走遠，他們回家了，燈光熄滅，沉浸在黑暗中的嘉賓一時還回不過神來，沒有通常時裝秀完畢的鮮花和掌聲，大家在靜默中被指引著來到樓下的廣場，鐵鏽色的小劇場幕牆上打出「無用回家」4個字，一束暖色燈光灑在馬可身上，她一襲暗紅色麻布長衫，用輕微的聲音感謝一連串的人。「我什麼都不想說了。」兩周后，她對記者說，本來想解釋無用到底是什麼，但那一刻，她覺得語言太蒼白，她想說的一切都盡在演出中了。

無用到底要做什麼？在一篇寫於2007年的文章《我對服裝設計師身份的認識》中，她給出答案：「我不滿足於服裝在生活中的實用性和裝飾性，我深信最偉大的最高尚的創作動機應該是出於『關心人』,對『人』本身的終極關懷—關心人的情感、關心人的精神世界。這種關心包含了愛，但比愛更為寬廣，更無條件。」




2014年9月9日，國內首次無用作品發布會中的表演者

為中國手工藝開闢出一條高端之路

無用開幕兩周后，馬可的朋友、法國人馬丁·勒何波爾（Marine Leherpeur）專程來京參觀無用空間，她是一名往返於中法之間的資深時尚顧問。2008年看過馬可在巴黎的發布后，「立馬就愛上了」手制的衣服，「那時候我已經在時尚領域工作了近40年，但是我問我自己，什麼是時尚？她就在這個時候到來了。」自70年代末期就開始在中國行走的馬丁眼中有兩個中國，一個是日常工作中常接觸的—物質至上的，講究成功的，追求名牌的；另一個是淳樸自然的，中國的鄉村田野，馬可代表的是她喜歡的部分，一個「真實而美好的東方古國」 。

無用在北京的空間約1000多平方米，近6米的挑高被分割為兩層：粗糙斑駁的老舊木地板，昏黃幽深的燈光布景，整體設計完全是現代生活的反面，讓人恍然步入兒時遙遠的記憶中。主人居室的茶杯，兒童間的木馬，書房的銅質眼鏡盒⋯⋯為了保持這種奇妙的氛圍，無用分時段向有限人數開放，來無用做客需要提前電話或郵件預約。沒有一般意義上的導購，沒有打折季，沒有VIP卡，馬可壓根就不允許員工推銷產品，她認為一個人只需要一年四季的幾件衣服就足夠了，所以店員在這裡叫「無用引路人」，除了在幽深巷道里引領你「回家」，同時也負責講述物品背後的故事。

有些故事是馬可的親身經歷。她曾經參加過一個為期4天的論壇，除了她的一位同學，起初並沒有人知道她是位著名設計師。但4天里，與會者都按現代社會約定俗成的慣例每天換衣，只有她始終身穿同一件春秋季的外套，當最後一天，眾人得知她就是馬可時驚訝地問她，你作為時裝設計師怎麼不遵從每天換衣的慣例呢？馬可反問，你們每天換下來的衣服都會洗嗎？眾人曰否。馬可說，衣服穿髒了才有必要洗，只要還乾淨就沒有必要每天換衣，為什麼要去遵從這種為了他人評價而自我設限的規定呢？再說，衣服洗得太勤要用掉多少水啊，衣服的壽命也會減少啊。一切應以適度為好。

這天，馬丁的引路人正是馬可本人。走進「卧室」后，馬丁看中一條暗橙色的麻質中式上衣，馬可介紹說，這件衣服叫「玉」—每件產品都有名字，馬可起的—馬丁又拿起一條叫「疏」的褲子和一件襯衫。她等不及找到試衣間就立刻脫掉外衣把「玉」穿在身上。她回憶起5年前，馬可曾送給她一件長裙，用絲綢和棉做的，「那是我最喜歡的一件，我晚上出去的時候經常穿⋯⋯它都沒什麼變化，越老越好看。」

馬丁最後買下中式上衣，7300元，但她不能馬上拿走。為避免庫存和不必要的浪費，無用奉行客人有需求再下達製作，一般要等上一兩個月，如果天氣不好，或者一些植物染料短缺，也許時間還會更長。「你知道有一個人在為你而做，這給予那個東西更多的意義。」馬丁表示這樣的等待是值得的，「我們的社會太快了，你買，你消費，然後扔掉，尤其是在中國。而這裡就完全相反⋯⋯差不多就是期待著與那件為你而生的東西的初次相逢。」

無用空間最便宜的產品是茶籽粉，10塊錢一斤，用來清洗碗碟，是化學洗潔精最好的天然替代品。其餘大部分標價數千或萬元以上。開張后很快有評論質疑，推崇節制的馬可生產的是一種「超奢侈品」，這本身存在一種矛盾。面對批評，馬可顯得有些激動，「一件手織布的衣服從織布算起需要做3個月；一條床單4條縫，內襯兩種不同縫法，耗費3天工時，時間難道不是最奢侈的嗎？手工的價格就不應該低，粗製濫造的廉價品恰好是讓手工藝迅速消亡的直接原因。」馬可希望為中國傳統手工藝開闢一條高端之路，「買件數萬元的名牌手袋眼都不眨，但一件耗時數日的的手工床單卻會嫌貴？手工藝人用心縫製的衣物已經遠遠超過其本身的功能性，它們是可以傳世的藝術品 ，一個家庭血脈相連的回憶錄！」




北京無用生活空間陳列的生活用品

為產品定價前，一些無用的員工認為價格應該定得更高，馬可堅持做合理的定價，並不會一律向國際一線大牌看齊。作為一家社會企業，無用不以贏利為首要目標，但是為了維持自我造血能力，以便日後有足夠的資金持續投入扶持發展民間手工藝，贏利也是必須的。

「我覺得馬可很勇敢，她在創造一種新的服裝銷售模式。」接受《人物》郵件採訪時，著名時尚媒體人洪晃表示願意做馬可的客戶，一件香奈兒的外套5萬左右，按此邏輯，中國市場也應該接受無用，「中國的服裝市場和中國社會是一樣—兩極分化。要不淘寶便宜得不得了，要不然可以承受很高的價格，我很高興馬可進入中國高價格服裝的服務，因為這個市場至今被國外品牌佔領著，能有一個中國品牌，特別是馬可，這是好消息。」

我也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1970年代的東北，距離長春約6小時火車車程的鄉下，馬可對農耕生活的敬意和眷戀全部來源於此，每年寒暑假，媽媽都會帶著她住到姥姥家，上山采蘑菇、榛子，收苞米，起地瓜，給羊擠奶，看牛生仔。艱苦的鄉間勞作讓馬可感到「特別開心」。

記憶中母親在縫紉機前為馬可和兩個姐姐縫製衣服的身影也冥冥中決定了她高考時的專業選擇。「說句實在話，我沒覺得我媽做的衣服好看。」30年後馬可坦言，那些衣服並不合身，為了穿得更久，常常比她的實際尺碼寬大很多。

馬可大學就讀蘇州絲綢工學院（現在改名蘇州大學）。80年代末期，中國七五計劃將紡織服裝行業列為重點發展的行業之一，時尚業和成衣製造業被推至戰略高度，高校陸續成立相關專業。1989年，蘇州絲綢工學院建立全國首屆服裝設計兼表演專業，但課程設置更偏重時裝表演，設計課的課時非常少。

馬可對成為模特毫無興趣，「人們對你的身材和長相品頭論足，這一切讓我感覺太難受了」。若干年後，作為這所大學最成功的畢業生回到母校，馬可曾指著一間教室告訴大學老師，在校時她就是坐在這裡，翻遍圖書館所有的設計資料，「然後自己寫筆記，自己去思考，學得挺吃力的」。

大學畢業那天，馬可最後一次步出校門，抬頭仰望學校的牌匾，問自己，你知道什麼是設計了嗎？「心裡的回答響亮：不知道！然後我就扭頭告別了我的大學時代。」

與大部分90年代初的服裝設計畢業生一樣，馬可進入廣州一家制衣公司，做「一點」小設計和給各部門幫忙。次年，被心中的品牌夢想督促著，馬可找到另一家有意創建一個原創品牌的服裝企業，總經理許諾很快會成立新品牌，但是為了籌集創牌的資金，公司得先做些制服設計，馬可接受了。9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工廠流水線24小時嗡嗡作響，大批來自西方的訂單以及強大內需拉動數以萬計的私營制衣廠，馬可設計的制服取得了客戶的好評，公司的業績日益攀升。一年後，馬可追問老總何時可以開始創牌，他反問：你不覺得現在這樣做制服也很好嗎？「我都快氣炸了，因為我就感覺好像被人騙了。」當場辭職后，她氣得連當月的工資都沒拿。

一個缺乏版權保護的行業更需要的是不斷抄襲外版的打版師而不是馬可這樣的設計師。1994年，一家老牌的香港公司為馬可提供了一個設計職位，公司正計劃從為國外品牌代工轉型做品牌。馬可參加了由日本企業贊助的第二屆「兄弟杯」國際青年服裝設計師大賽，從偶然在圖書館翻到的一組兵馬俑照片里，她找到了靈感，接著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在在湖南農村完成了參賽作品《秦俑》，未來的設計風格似乎也發軔於此。製作《秦俑》的材料包括：縫製蚊帳的薴麻夏布、做鞋用的蠟繩和當地盛產的棕葉，「都是特別土的東西，全手工製作」。《秦俑》送到北京后，馬可祈禱，千萬不要是最差的，「我這個半路出家的土裁縫，設計基本全靠自學」。出人意料，她獲得金獎，來自義大利的評委緊緊抱住她說：我太愛你了。《秦俑》為馬可帶來了她人生中第一次的出國機會，義大利的評委願意為馬可去義大利深造發展提供一切支援，馬可感謝她的好意並告訴她「我不會離開中國」。

毛繼鴻，馬可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她在例外的合伙人，試圖向《人物》總結馬可對材質與生俱來的敏感，「有些人先畫設計圖，她可是用手去感受那個材料再去做東西⋯⋯折摺疊疊，然後弄一下，就會出來自己的樣子。」他記憶里清晰地保留著馬可通宵達旦趕製衣服的畫面，「有時苦到，她說流了一盆眼淚⋯⋯最後做秀時，一星期就沒睡，最後已經累倒了，都病了。」

「兄弟杯」金獎給了馬可極大的鼓勵，「它讓我相信我選設計這個專業至少是沒有錯的，我可以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1995年春天，香港公司的自有品牌啟動了，作為設計總監，馬可設計了100多套衣服，並在北京舉辦了她設計生涯中的第一場發布會，而後，又從中挑選出一部分參加首屆中國十佳設計師評選並成為最年輕的獲獎者。那年，她剛滿24歲，一切在向更好的方向推進，她雄心勃勃，「只等公司一聲令下，就將品牌推向市場」。

然而，從北京返回公司沒多久，馬可就聽聞公司裁員近千人。那是1995年，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制裁，中國紡織品出口被嚴格限制，拿不到出口配額使公司失去大量出口訂單，老闆說再等等，然後又一個月，再去問，還是等。3個月的等待煎熬后，新品牌的上市遙遙無期，馬可的中國原創品牌之夢再次被現實擊得粉碎。

3年3份工作，「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挺大的打擊，想做一個中國原創品牌為什麼這麼難？」90年代中國消費社會的來臨讓很多服裝企業開始重視設計師，然而，設計只是生意的一部分，設計風格來自市場終端，這與馬可的理念相距甚遠。

一位老闆曾給馬可開出100萬年薪，「我心裡邊好失望，在想他為什麼要跟我談這個。因為待遇不是我關注的事，重要的是我們要在一起做的事情。」見馬可沒吭聲，老闆又加重籌碼，外加一輛林肯車。馬可掉頭就走，感覺自己就像一個被估價的商品。這一年裡，她接連放棄了不少於10個待遇優渥的offer，因為沒有一個企業能明白她想要的是什麼。

廣州芳村一棟廉租房頂樓，待業青年馬可每天看書、養貓、給自己做飯，過著「顛三倒四」的日子。1996年南方盛夏，酷暑難熬，一天午睡半夢半醒之間，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聲音，「馬可，不能再等了，你只能靠自己。」她立刻跳起來給毛繼鴻打電話，「我決定創牌了。」

在馬可的描述中，這個神奇的時刻似乎蘊含某種運氣。那一年，馬可的金獎作品《秦俑》因為保管單位倉庫失火，不慎被燒掉了，因禍得福，對方的15萬賠償金成為例外創牌的初始資金，馬可和毛繼鴻又外借了20萬。第一批例外衣服寄賣在廣州農林下路一間12平方米的小店，「做例外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前3年，我們的庫存為零，當時店裡面出現過好多次，就是顧客為了爭搶一件衣服吵架。」馬可說，即便1997年經濟危機，服裝業很不景氣，但例外一家店的月銷售額仍可達到十幾萬。

「我是被動創業，最不想做老闆的人還是不得不做了老闆。」在講完例外誕生的故事後，馬可自己都覺得太累了，她輕輕嘆口氣，「除了創牌，我也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要的不是一個商業品牌的成功

馬可視衣服為信仰及理想的存在，而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我最看重的是不管什麼設計，始終是要為人服務的。」馬可批評一些過於自我表現的設計師，使人變成承托衣服的模型。據說，馬可從不使用模特，每一件設計都要親自上身，她需要用身體充分感受衣服。為此，她的身材常年維持不變，方便穿進自己的中碼設計。

馬可有一雙「入木三分」的眼睛。200種面料，1分鐘辨別毫釐差別，挑出最需要的幾塊。無用工作室的平面設計師小周曾設計一款信封，馬可立刻指出，一條線間距和其他不一樣。周拿尺子一量，大概有2毫米的誤差。

一次工作室停電，馬可突發奇想做了一個實驗，黑暗中她逐個觸摸一整架的面料並判斷是哪種材質。來電后，正確率達到95%。「這可能就是天生的吧。」馬可說，材料在她看來是有生命的，設計是通過調動所有的感官，「讀懂它們是誰，再賦予它們一個恰如其分的形象」。

2004年秋天，馬可決定在北京時裝周發布2005年例外春夏新裝，這場秀被她賦予例外品牌升級的戰略意義，例外從平均單價600、700元提到1500元，「我之前一直壓低著做，從心裡來講，特別壓抑，店開多了⋯⋯越來越多照顧大眾口味⋯⋯設計空間越來越小。」

這一決定遭到了公司高管和各地代理商的強烈反對。「改革沒有循序漸進。」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馬可堅持如此，她的個性非常固執。

離服裝秀還有兩天，馬可從廣州飛到北京。之前的45天，她把鋪蓋搬到了辦公室的沙發上，每天工作近20個小時，完成了100多套設計。北京一家巨大的工廠成為例外新裝發布的秀場，馬可的到來同時也帶來壓力。一次會議，馬可看到秀場的空間設計模型，「她不說話，也不發表意見，但那個眼神就是『不行』。」一位不願具名的例外前員工告訴記者，私下，大家稱馬可是「關鍵時刻冒出來推翻一切的人」。根據這位例外前員工回憶，那場秀的籌備工作很快變得不可收拾，不斷推翻修改重來，他認為，毋庸置疑，馬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設計師，但她的嚴苛挑剔以及過於追求完美的個性常常讓下屬感到壓力重重。一種極強的距離感，像「掛在牆上的圖騰」。她毫不留情指責一位高管，那個人已經非常累了，做完這場秀立刻辭職了。

演出結束后，現場觀眾起立鼓掌—前所未有的成功。馬可在後台哭了，她抱住身邊的一個女孩。一位男士提醒她：鼓鼓掌。她似乎沒有力氣了，仍然在埋頭抽泣。

那幾年，馬可極度疲憊。一年四季，上百套的成衣設計，100多家專賣店的營業壓力，「每天在辦公室都是一溜小跑著。」她患上嚴重的頸椎病，「你每年必須要做多少個款，20天就是一個循環，那就不是人過的日子。」 如今回憶10年前的這場秀，馬可說，那時她已經知道例外不再是她的未來，她要的不是一個品牌在商業上的成功，「內心五味陳雜交織在一起，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眷戀，失望，感動，沉重，一切都混合在裡面。」

北京無用生活空間陳列的馬可設計的服飾

前些日子，一位許久不見的朋友表揚馬可，脾氣變好了，人也愛笑了。「我以前比較愛訓人。」馬可承認，在例外「比較凶」，情緒很差，2004年到2006年「是我最難受的時間」。

「她覺得商業的事情其實是讓她挺累的，她覺得她是有壓力的。她覺得那個東西並不能完全表達她自己，她應該要去遷就市場或是什麼樣子。」毛繼鴻認為馬可「其實是蠻反市場的一個人」。

根據一位例外前員工回憶，馬可曾在一次會議上說，例外是一件和錢沒關係的事情。一家投資機構曾希望入股例外，馬可強烈反對，「我都是斬釘截鐵的，一秒鐘都不用，就告訴毛繼鴻，決不考慮⋯⋯如果他們希望通過品牌去實現的目的跟我們的不一樣，你幹嗎要去賣身呢？」

無論如何你開始吧

馬可越發感到和時尚產業格格不入。2005年，她參觀紐約時裝周，看完幾場秀，感到一陣反胃，跑到中央公園的草坪躺了兩個小時，「後來我才意識到是看錶演看吐了」。震耳欲聾的音樂，袒胸露乳濃妝艷抹的模特，15厘米極細的高跟鞋，「我心裡面特別悲哀，女人還不夠美嗎？人們為什麼花這麼多錢去製造這些折磨人的東西？「時尚填滿了人們的空虛和自我，讓人們深陷於自戀而顧影自憐。自我之外更大的世界卻視而不見⋯⋯」

現代舞者侯瑩那時曾在紐約和馬可深談，兩人繞著百老匯大街走了一圈又一圈，累了坐在台階上。侯瑩回憶，那夜，路燈微亮，馬可顯得很痛苦，她無助地問，現在怎麼辦，例外已經滿足不了我真正的精神需求了。

就在馬可困頓不解的同時，2006年，巴黎時裝公會與中國服裝協會成立了中法聯合會，意圖促成中國品牌走進巴黎。此前一年，中國加入WTO，國際奢侈品牌正式入駐中國市場，一夜間，所有大型賣場一層被LV、GUCCI佔領。「真正的狼來了。」毛繼鴻說，「中國製造」必須轉向「中國創造」。

此時，馬可帶著簡單的行李離開已經生活了14年的廣州，她把之前積累的近百件服裝和數十雙鞋子全部送給了親朋好友，扔掉了所有的化妝品、香水，孤身來到珠海創建「無用設計工作室」。此前一段日子，她已無心成衣設計，行走在中國最偏遠的山區尋找幾近消失的手工藝，「她那種喜歡我是說不出⋯⋯打比方說看人家繡花，她可以這樣子蹲人家旁邊看著人家綉，蹲幾個小時，然後自己拿著學。」跟隨馬可10多年的袁仰涵說。

巴黎高級時裝公會前會長迪迪埃接受《人物》採訪時回憶，2006年夏天，他去珠海拜訪了馬可。馬可向他展示了一些無用的設計，同時告訴他，之所以選擇服裝設計是因為那是唯一一個讓她感到自由的領域。迪迪埃喜歡這些手工產品，於是向馬可發出進駐巴黎時裝周的邀約。

馬可知道這個邀約意味著什麼。她看過拍攝著名日本設計師山本耀司的紀錄片《城市時裝速記》，「當時導演文德斯問山本耀司一個問題，你現在每年都要來巴黎做兩次發布，會不會覺得很辛苦，是不是每年這兩次都一定要來，然後山本耀司就很肯定地說，對，當然，一定要來。然後他問為什麼，為什麼一定要來，山本耀司的回答是，如果你不來的話，大家就不記得你了。我就跟巴黎時裝公會的主席講，出於我對中國服裝的一種責任感，我不會拒絕您的邀請，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訴您，我不會一直在這裡發布下去的，我只能做有感而發的設計。」迪迪埃沉默了一會兒說：「無論如何，你開始吧。」

2007年，馬可在無用建立后的第一個作品《土地》出現在巴黎一個有百年歷史的中學室內籃球場里，沒有T台，模特們如雕塑般屹立著，衣服又重又厚，布滿塵土和破洞，「這是給天做的衣服。」馬可解釋說。

「她展示的不是時裝，而是中國。」迪迪埃盛讚馬可的巴黎首秀在中國時尚還不具備可信性時，貢獻了獨特的創新形象，具有廣闊的國家意義，成就等同70年代闖入巴黎時裝周的第一批日本設計師（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高田賢三）。馬可構建的中式氣場既不像時裝也不完全是純藝術，迪迪埃形容更像是「一場愛情表白」，「我覺得20年後，人們還會談起它。」


幾乎是在《土地》發布會結束的同時，馬可接到了巴黎高級定製時裝周Haute Couture的邀請，Haute Couture作為世界時尚金字塔的頂尖一貫以嚴苛繁瑣的申請程序著稱，目前全球僅有二十幾個品牌被列入高定發布的名單中。2008年7月，馬可帶著新作《奢侈的清貧》重返巴黎，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出現在巴黎高定名單中的中國設計師。40多個舞者緩緩步入巴黎小皇宮的林蔭道，表演場地的另一端，來自中國的老織布機發出強烈的節奏聲，紡紗女輕揉慢捻，指尖里抽出一根纖長的棉線。全球權威的時尚雜誌《ECO FASHION TALK》評價馬可發出了一個大膽的聲音，「站在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統一的大工廠制衣業的對立面，重新拾起被低估的手工藝，從本質上挑戰了現代文化的服飾屬性。」

「我們當時很麻煩幫助她申請下來那個露天場地。」趙倩對《人物》回憶，作為法國國際時裝公會中國執行總監，她的工作是將中國品牌推向國際。「她不是設計師，一定要拋開這個概念，設計師的核心是服裝⋯⋯但是對於藝術家來講，服裝只是一個載體，她的思想是核心。」2007年趙倩曾去珠海看望馬可，詢問「無用」是什麼？馬可將答案寫在紙上，大意是科技發展迅速，很多被拋棄的無用之物才是人類最珍貴的情感記憶，她想通過做這些「無用」的創作尋找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那些人們內心深處最渴望的永恆不變的東西⋯⋯「我不屬於那種隨便被煽情一下就會哭的人，她當時讀完那個以後⋯⋯觸動了我心靈深處的東西，我沒有大哭，是流淚了。」

巴黎的表演無疑是成功的，但卻激發了馬可的另一層矛盾：是做藝術家，還是手工藝品牌的倡導者？是選擇獨善其身，還是兼濟天下？一次田野調查時，馬可曾住在一戶農家，為了給孩子和丈夫添件過年的新衣，女主人坐在織布機前勞作到深夜。「我在黑暗中聽著隔壁織機發出的單調而有力的聲音，心裡特別地感動，這聲音曾經陪伴了人類數千年，這聲音是母親烙在兒女心頭的記憶，也是女人無法言表的情感。」馬可的眼圈紅了，「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最⋯⋯我心裡始終放不下的就是這些⋯⋯」這些讓馬可揮之不去的記憶最終佔據了上風，她明白這次出發就不可能回頭。

2009年，馬可辭去例外藝術指導的職務，全身心投入到無用的事業中。

「我要做大，她要做小，她要做精。」在《接受》人物採訪時，毛繼鴻回顧了當時兩人的談話：「剛創辦例外時，她問我說賺錢為什麼，我說賺錢可以買自由⋯⋯當時她提出來做無用的時候，我心裡是這樣想的，就是像她去採風的時候，我必須守住公司，對吧，我說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人可以開始自由了。」

說到底這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

吳阿姨來自貴州榕江縣，無用工作室的一位女工。她的針線活做得又快又好，4個小時就能綉出一個漂亮的六瓣花朵。她12歲學女紅，全家老小的衣服都出自這雙巧手。一個月前，她第一次來到北京，作為無用開幕式的表演者之一，坐在紡車旁「表演」紡線，這不是表演，就是她的日常生活，如此嫻熟，以至於所有演員在演出開始前手忙腳亂地準備著，她一個人優哉游哉靠在後台門口望天。

「馬小姐啊，很好的人。」吳阿姨拖著重重的鼻音告訴記者，她的普通話非常不標準，「馬小姐從不欺負人，對人很好。」之前，有老鄉在浙江的塑料廠打工，被老闆罵死罵活，還因為惡劣的工作環境患了病。4年前，馬可去吳阿姨的家鄉看她繡花，問她願意不願意來珠海，她就來了，小兒子馬上要結婚了，家裡需要很多錢。

吳阿姨一周上6天班，包吃包住，按工時算錢。她不知道「馬小姐」是幹什麼的，「搞裙子的吧？」她疑惑地問，反正馬小姐拿來任何樣式的繡花，她一學就會。馬小姐的裙子縫起來太費勁了，一條裙子16朵花，2個月才做完一條，比家鄉的工藝更複雜。以前在家時，曾有遊客想買她身上穿的衣服，她捨不得，「賣出去不划算。」她一邊忙著手裡的活，一邊猜測，馬小姐的裙子肯定「賣給當官的」—「有錢人才穿那個衣服。」

陸陸續續，吳阿姨又帶來一些老鄉，「還有想過來的呢。想過來的有一些人我摸不著他們的心，我都不敢讓他們來啊。」她拍拍胸口，帶來的人必須能摸准六成心意，「人心好不好啊，多話不多話啊。」

一個周日，吳阿姨和4個同鄉正在做「自己的活」，小肚兜，女人的頭花⋯⋯平時休息，她們更喜歡待在宿舍，城市生活帶給她們一種強烈的不適感，「說我們頭髮太長了，穿花衣服，街上人都看我們，我們在家都是穿這種啊。」每月工資，如果不寄回家，工作室的同事就幫忙存到銀行里，她們不會使用銀行卡。

生命的後半場，馬可已經決定生活在這些貴州阿姨之中，從她的辦公室走到縫製工坊用不上一分鐘。有時周日，阿姨們會用從家鄉帶來的干辣椒和香料燒上一鍋地道的酸湯魚，她會和大家圍坐在一起吃，吃到開心時還要阿姨們放開嗓子唱上兩首。現在，馬可的性格變得越發安靜，連批評聲都盡量溫柔。



幾年前，一個朋友拜訪無用，帶來一個商人，希望投資馬可，馬可立刻把他們請走了，「我就是那種黑白分明的，沒有太多中間地帶。」她這樣描述自己對金錢的態度，並非抗拒資本，而是懷疑其後的目的，「獨立的精神很重要」。無用現在的資金全靠她的個人積蓄，「精打細算」維持著。

「馬可這裡就像一個烏托邦。」時尚品牌諮詢師法國人馬丁·勒何波爾認為，馬可所做的努力與現實的中國相反。「我的法國朋友經常說，中國簡直不像話。中國人想擁有大車，他們什麼都買。而我跟他們說，中國就跟挨餓的孩子一樣，他們需要度過這個階段。」一個處在瘋狂消費的國家，就像法國的昨天，馬丁認為，馬可正在做的更像一個道德項目，為這個國家輸入她自己認為是正能量的價值觀，「不會明天就改變中國，但有很多人會看到。」

任何人都只能在時代劃定的區域路線前進。在賈樟柯的《無用》里，馬可的故事之後記錄的是一個山西縣城小裁縫的生活。許久以來，中國只有裁縫，設計師是時代的舶來品，作為中國服裝產業接近30年的參與者，馬可本可以足夠成功，在日益崛起的商業力量推動下成為中國設計界山本耀司式的巨星。一個極具天賦又可能取得成功的人，卻在時代潮流面前調轉船頭，逆流而行。

「我不想談服裝了，覺得服裝太窄了。」回應一些惋惜聲，馬可面色平淡，她做了一個比喻，一個眼科醫生轉型做了中醫，難道人們會遺憾他沒能成為最頂尖的眼科專家嗎？他可以治療全身的疾病了。

在描述她所身處的時代時，馬可認為，既不美好，也不醜陋，正如人性好壞參半，亘古不變。馬可的很多朋友收到過無用的一塊手帕，印著：「即使你把最好的東西給了這個世界，可能還永遠不夠，不管怎樣，把你最好的東西給這個世界」—「這是特蕾莎修女說的。」馬可接著背誦後半句：「你看，說到底這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而絕不是你和別人之間的事。」

此時門外織布機開始鏗鏘作響，「很多時候，我坐在這裡聽著隔壁阿香的織機聲⋯⋯我的眼淚就會流出來。」

天色漸深，馬可回到工作室繼續加班，樓下工坊，貴州阿姨們也在趕工。「兩個肩膀啊，好痛，好費時。」吳阿姨說，她剛綉完一朵花，開始縫一張床單。上個月，她的小孫子出生了，兒媳婦一點女紅不會，「現在的女孩子玩手機太多了，上網太多了，不愛繡花了。」吳阿姨嘆口氣，心裡念著給孫子做身小衣服，但工作太忙了，「沒時間搞啊。」
採訪|張卓 衷聲 王海璐 趙曉芹 陳竹君
編輯|張悅

來源：本文首發於《人物》2014年10月號，原文標題為《馬可 衣以載道》

高端大氣上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