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口號的危險性

　　自2012年2月訪美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大力提倡中美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為了避免與正在崛起的中國發生衝突，奧巴馬政府似乎接受了習近平的構想。在2014年3月與習近平會晤期間，美國總統奧巴馬承諾「繼續與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2013年6月，奧巴馬與習近平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對其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口號做出肯定回應，從此掉入了陷阱。奧巴馬應該抓住下個月訪問北京的機會把自己從圈套中解救出來。儘管一些美國官員認為政治修辭無足輕重，並且視習近平的構想無傷大雅，但是北京方面對此事的理解卻大相徑庭。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概念的採納導致中國一部分人大力鼓吹所謂的美國的弱勢地位和中國勢不可擋的崛起。畢竟，這種提法賦予了中國大國地位，但卻對其行為沒有提出任何要求——這裡所說的行為是指讓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盟友和夥伴感到不安的行為。對「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提法的認可將中美兩國的關係推向了危險的境地：間接地承認了美國的單邊妥協，有悖於美國的外交價值觀、原則以及利益。

　　麻煩的是，每次「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被提及，美國所遭受的傷害就會加重一層。美國政府應當積極尋求修改這種提法，而非後知後覺地重複這種提法。美國應該明確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堅持並提倡自己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在給予中國相應的國際地位的同時，要求中國遵守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慣例，負責任地對待鄰國，並為維護現有的國際秩序做出貢獻。畢竟，中國是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下獲得迅速崛起的。

　　修昔底德陷阱

　　出於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迷信，「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對於中美兩國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學者來說非常有吸引力。認為新興大國的崛起必將導致其與守成大國發生衝突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誤解。

　　中國方面已經使這種過於簡單化的提法發揮了巨大效應：習近平曾警告說，這種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中國的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也宣稱，這是「權力更替的鐵律」。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以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多尼倫曾表達過同樣的觀點，認為重塑中美兩國的關係「植根於這種觀察，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註定會發生衝突」，中美兩國需要「對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相遇時會發生什麼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給出新的答案」。

　　最大的問題是，需要建立一種「新型」關係來避免必然發生的衝突這樣一種提法是錯誤的，在此基礎上發展中美兩國關係是極其危險的。可以肯定的是，希拉里、多尼倫，以及他們的繼任者也許會理解這些，但是他們認為關注實際行動比外交辭令更重要。很顯然，現任國務卿約翰·克里就抱有這種想法，在2014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他提出「新型關係不是通過語言來定義的，而是通過行動」。中國領導人極為看中這種構想：「新型大國關係」反覆出現在他們的演講中，充斥著整個媒體，以及有關中美關係的公開場合。不加批判就接受這種說法會導致不穩定的局面：雙方都錯誤地期望從對方身上得到不現實的東西，如果這種期望最終破滅的話，局勢將進一步走向惡化。

　　更糟糕的是，華盛頓內部甚至對「新型大國關係」的意思都還沒有達成一致。一系列對政府官員的訪談顯示，奧巴馬政府給出的定義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在涉及中美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二是對兩國的分歧進行建設性的協商管理。

　　但是，北京可以意指很多事情。在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上，前國務委員戴秉國曾對「新型大國關係」做出過理論性的解釋：「政治上彼此相互尊重;經濟上開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安全問題上建立互信和信息共享;文化上相互學習、相互推廣;在意識形態上，求同存異、和睦共處。」

　　然而，「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並不新鮮，聽上去類似於非常傳統的價值觀和秩序，其中利益範圍、零和博弈，以及大國例外論是主要的遊戲規則。誠然，如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專家、國務院參事時殷弘所說，「新型大國關係」旨在提倡中美兩國彼此尊重對方作為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權民族國家」,而且是「國際社會內少有和特殊的」大國所擁有的「利益和尊嚴」。不管中國領導人提出這樣的概念到底是出於何種目的，這個概念本身看起來並不合理，它還會給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帶來不安。

　　含糊不清的術語

　　奧巴馬政府對「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的曖昧態度似乎在中國乃至更廣大的領域引發了誤解，會讓人們誤以為美國的權力和政策正經歷著劇變。

　　首先，這個術語描繪了一個荒唐的畫面——在畫面里美國無力闡明自己的觀點，不懂得如何堅守本國對於推動和平、穩定以及繁榮的見解——甚至進一步強調了所謂的美國衰退論。儘管是出於好意，但是奧巴馬政府的措辭有時候加劇了這種誤解。奧巴馬政府試圖減輕中國的擔憂的是對的，因為在中國盛行的觀點認為美國試圖 「遏制」中國，雖然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第二，北京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解釋似乎與一個假定聯繫在一起，即中國國力的上升必將導致權力的更替。這種觀點純屬無知，首先，是對國際秩序根本性變化的無知，仍然停留在「強權即正義」的歷史階段。其次，是對美國實力和優勢多元化的無知。放任「大國關係」以及「平等」這樣的術語在雙邊關係領域盛行會導致這樣的政治觀點在人們的頭腦里生根發芽。

　　第三，中國的經濟發展正在放緩，隨著國內社會的矛盾日益加劇，中國的前景並不明朗。過去幾十年裡經濟和軍事的飛速發展使得很多中國人堅信，這種物質實力的發展一定會無限期維持下去。然而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這種頑固的想法的結果是，中國不斷地期望美國讓步，並且不切實際地要求「平等」待遇和「空間」。

　　積極的亞太觀

　　中美關係是如此的重要，決不能由植根於十九世紀犬儒主義的口號來主導：即兩國應該做出史無前例的努力以避免戰爭。在二十一世紀，行之有效的國際秩序應該在建立在對等的、雙贏的體系之上，這種體系所涵蓋的規則條例既適用於大國也適用於小國，大國對這種體系報以支持的態度。強權絕不再代表正義。

　　這就是為什麼奧巴馬政府需要立刻採用一個明確的、互惠的、以結果為導向的、積極的概念來取代「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法的原因，這個新的概念給予中國的國際地位應當與中國對國際秩序所做出的貢獻相匹配。美國先前曾提出過類似的概念，最明顯的是2005年布希政府曾呼籲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這種提法不僅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同時還明確地為中國如何實現大國地位指明了道路。

　　從現在開始，美國的政策和術語應該以中國渴望成為大國俱樂部的會員作為基礎，為其設定對國際體系和公眾利益不斷做出貢獻的目標。美國政府必須強調，要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國，中國政府必須遵守自己的黃金法則，用 「己所欲、施於人」的方式來對待別的國家。與弱小鄰國的糾紛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向世界展示，中國所提倡的「國際關係民主」在實踐中的定義。

　　為了避免讓「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法站住腳跟，美國政府應當立刻停用這種說法。如果美國政府確定要使用這個術語，則必須給其一個強有力的、明確的定義，解釋「新型大國關係」究竟是什麼、不是什麼。美國應該叫停中國目前的某些行為——對其鄰國的施壓，打壓美國盟友以及破壞國際秩序的明顯意圖，這些行為不僅有悖於美國的利益，同時還與中國所渴望的大國地位背道而馳。

　　最後的機會

　　值得肯定的是，最近幾個月以來，奧巴馬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態度變得強硬了。在意識到中國政府正掌控著話語權后，美國政府公開反對中國的某些導致不穩定因素的政策，明確重申支持《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譴責中國2013年11月在東海設防空識別區，並且空開質疑中國的明顯擴張性的南海主權訴求。

　　這些強硬的措辭值得褒獎，但是還不充分。如果不給於更多的關注和支持，美國所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將淪為一紙空談。亞太再平衡是奧巴馬政府外交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是令人困惑的是，當局並沒有就此明確提出過正式的戰略對策。作為第一步，美國政府應當立刻對亞太地區的前景做出切實具體的剖析，並分析中國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為了能對美國的行動做出指導並且表明決心，這些都應該以正式的政策文件的形式來呈現，通過克里或奧巴馬本人的演講來發布。

　　與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反，歷史告訴我們，崛起大國的發展軌跡可以通過守成大國的行為和措辭來塑造的。「新型大國關係」是一個漏洞百出的概念，美國政府應予以摒棄，用新的術語來替代。這個新的術語應該為崛起中的中國規劃出一條道路，順著這條道路中國會發展成為美國想要其成為的大國。對於中美關係更實際的展望，是發展成為積極的、志同道合的關係，讓中國的行為看上去像二十一世紀的大國，這包括對國際和平、穩定、繁榮做出積極貢獻，尤其是對其鄰國採取負責任的行為。這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新型大國關係——美國政府必須繼續以身作則。對於很多人來說，美國的亞洲政策與奧巴馬的遺產直接相關。然而，目前奧巴馬政府的關注點正分散在其他地區。就奧巴馬的對華政策來說，是時候發揮積極的影響力了。

中國的大國位置不是誰給與的,實力擺在那裡!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和美國鬥爭不可避免.就是看控制在什麼程度而已,這才是考驗兩國高層的能力問題.外交上術語變來變去沒有用,各小國不笨,他們知道該怎麼樣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