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個駭人故事講的是，你不可能永遠做一個倖存者

摘自《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文 | 袁凌

糞池嬰兒

一

在醫院住的那些年，對上廁所一直害怕。廣佛醫院的廁所在一個荒院子里，抹了石灰的土牆屋，裡面正像醫院的廁所那樣出奇地骯髒，常常使人無法蹲下去。似乎人一生了病，乾淨什麼的就拋到九霄了。許多年以後，如果晚上便秘，還會夢見自己蹲在醫院廁所的蹲位上，由於實在太骯髒，怎麼也解不出來。

但當時我害怕的不是這個，是廁所里泡的死娃子。

每年計劃生育運動一來，醫院把好多女的弄來人工流產，我成天看見婦產科冉醫生從手術室出來，提個桶，桶里裝的就是嬰兒，還有胞衣、血和棉球，冉醫生讓等著的男農民提到廁所里去，倒了。手術室窗底下有一條小溝，不斷地排出血水。那農民提著自己的沒成形的兒女，不知道看不看一眼，也許是心情複雜地，「嘩」地把一切倒進了廁所。嬰兒扔到糞坑裡，要漂起來，一天要做幾個，糞坑裡就漂滿了嬰兒，泡得腫泡泡烏油油的，周身盤著一團團的蛆。

沒有一個廁所像醫院這樣餵養了這樣大量肥壯的蛆，夏天的時候，蛆像一根根裹起的粗繩子，順著便槽爬上來，爬上腳面。蹲著的人不得不隨時挪腳，把腳背上的蛆抖下去。有時我感到它們在腳背軟乎乎地蠕動，沒有五官的頭，只帶著一根小小的尾巴，會想到它們也沒有那麼討厭。大人背著打農藥的機器來殺蟲，一陣噴灑之後，牆角蠕動的蛆成了一堆屍體，慢慢地僵硬幹枯，變成黑色，像是一種藥用完后的下腳料，直到冬天還堆在那裡，叫人聯想不到供養它們的嬰兒身體。

嬰兒的手腳，有的連眼睛都長好了，有的看得出頭髮，傳說有一次嬰兒流產下來是活的，倒在廁所里，還哭。有一次一個嬰兒只長了一隻手臂。

蹲著的時候，看到那些漂著的嬰兒，恐懼他們會伸手上來，掏出我的腸子。我的下身此刻毫無保護。我只有低下頭從便槽里看下去，死死盯住那些嬰兒，提防他們。這是白天。一到晚上，除非有人打伴，我就像一個女孩子，怎麼也不敢上廁所，但是我已經十多歲了，不能老要人打伴。我跑到附近的糧管所、供銷社，甚至很遠的林特站去，我到醫院的菜地里，躲在包穀林里。可是這不是經常的辦法。

直到我上大學了，家也搬到了另外的醫院，那裡的廁所里一樣也有嬰兒，我還老是害怕他們的報復。

野狗愛到糞坑的出口轉，因為醫院的糞特別肥，農民喜歡來挑，有時候連死娃子舀上來了，就撂在出口邊上，野狗來叼到到處跑，有回在太平街的正街上，出現了一個死娃子。醫院自己種的菜，也都用這糞澆，特別肯長。

有一年爸爸和另幾個醫生專門用一個嬰兒，把南瓜子種在它腦袋裡，挖坑埋在地里，結果那一年長的瓜有小桌子大，就是沒人敢吃，也不知到底有人吃了沒有。

二

冉大夫是我少年時見過最白胖的人，超過伙房裡媽媽發出來的饅頭。她的脾氣卻完全地凶暴。經常把她的丈夫、一個瘦成麻稈子的人追得無路可逃。或許是那些被打掉的嬰兒帶走了她的好脾氣。

她喜歡收禮。每個生孩子的女人進手術室之前，男人都要提一隻雞給她。她家的雞養在木籠子里有一大群，再倒手給別人。那時雞都散養，只有她收的雞像兔子一樣關在籠子里。後來她不收雞了，變成好保存的煙酒，可有一次，一個窮人家還是只送雞給她。

她就借口做飯，不進手術室。那頭女人發作了，叫她幾次，她還不肯洗手戴手套。等她飯吃了過去，女人是橫胎，已經來不及搶救了。

男人要殺她，以後又告她。她賠了幾萬塊錢，保住了工作。以後依舊是她做婦科手術，依舊有人送煙酒。

醫院起了一排小平房作宿舍，冉醫生的煙酒存在小平房的樓上。

樓板只是木條子釘起來支撐的竹席子。冉醫生定期搭梯子上去，取下煙酒送到縣上糖酒公司賣掉。有一次一瓶酒擱得有點遠，她踩著樓板去夠，結果竹席子受不住體重，轟地塌下來了。

冉醫生一屁股坐在地上，正好摔壞了尾椎骨。冉醫生癱瘓了，躺在床上，過了幾年去世了。

別人都說，按說她的屁股肉也厚，怎麼就正好摔著了尾椎骨。

被槍斃的小偷

有一段，縣上流傳一件公安槍斃小偷的事：公安局一次行動抓人，到一個地方，一個以前被抓過的小偷看到公安局來了，就拚命地跑，本來這次行動不是抓他，他當時也沒犯事，就是害怕公安。他這一跑，公安就追，逮住了。往公安局走的路上，他說要上廁所，公安讓他上。廁所挨著縣委大院的圍牆，他就從廁所里爬上了圍牆，想要往縣委大院里跳。公安在外邊等他，一看他騎到了牆上，要往那邊跳，那邊是縣委大院，掏出槍砰地就給了一槍。一槍就從牆上打栽下來，後來檢驗，打中了背，抽了幾下就死了。公安說是小偷揭磚頭砸他，他是自衛，只想打小偷的腿。再說那邊又是縣委大院，不能叫他跳過去。

公安似乎並沒有被抓起來，只是內部處理了一下，因為沒有人告。小偷據說除了偷，還賭，他父母早就傷透了心，一點不痛心，倒還說「打得好，為民除害」。他們也沒有收屍，屍體就由公安局處理了。

關於公安，縣城還流傳一件事：一個公安到歌舞廳去玩，從包廂出來發現丟了手錶。問小姐，小姐不承認。公安說明明是你拿了，交不交，不交看我怎麼治你。小姐說就是沒拿。公安就走了，第二次去歌舞廳，專門找那個小姐進包廂。一會兒小姐撕心地慘叫起來，大街上的人都聽到了，原來公安假裝親熱，一口咬掉了小姐的奶頭，「呸」的吐掉了。

事情傳遍了縣城，鬧大了，都曉得了公安局進歌舞廳，還咬了小姐的奶頭。小姐又到法院告，那一段法院天天也是傳的這事。公安局壓力很大，只好局裡出面，給小姐補償了兩萬塊錢，告訴她「永遠不要再踏上平利的地盤」。小姐是浙江的，還帶著傷就走了。咬人的公安，也是內部處理，調到了底下一個區上去。

關於咬掉奶頭，我們那裡還流傳一件事，一個死刑犯在臨刑的時候，要求再吃一口母親的奶。母親讓他吃的時候，他就一口咬掉了母親的奶頭，說：「我恨你生了我，餵了我，卻曉不得教養我，叫我走到了今天。」

有人說這是反革命李寧，叫我想起最後一次見過的他母親，心裡吃驚。後來明白，這是那個年代到處流傳的故事。

霸佔

看望姑婆的路上，經過一戶人家，這人家正好在埡口上，上來下去好歇息一腳。房子只是孤零零兩間，很小很破爛，牆壁有很深的坑，很少見這樣的房子。大門裡黑洞洞的，像是塞滿了柴火。一個男人站在門口，小絮喊他「表叔」，他喊我們進去坐，小絮似乎是連忙說不不，加快腳步走了。走遠一些，她告訴我，那個「表叔」強姦了他的親生女兒 ！

我有深的驚異，回想他的面目。前一次，我自己瞎逛，到了這裡，到屋裡坐了一會，只有兩把椅子，磨得油光發亮，他和另一個賣竹子的老頭子一人坐一把，抽著旱煙，說些事情，我聽了半天，也聽不明白。看去只是一個平常的農民。小絮說你看他是不是有些猥瑣？

他有一兒一女。女兒十二歲就給他霸佔了，一直不敢說，他威脅要說出來就殺她。整整四年，後來懷孕了，母親打罵她，她才說了。母親活活氣死了。娃子生下來就扔了，他又把女兒賣到遠處去，現在只剩他和兒子，兒子一成半年不回來。親戚都從不登他的門。

在濕潤的山道上，霧氣流動。這個故事像一條最烏青最烏青的蛇，使我眩暈，不敢想。甚至改變我整個的鄉村觀念。

後來又有一次，逛到那幢小屋，門鎖著，門前跑著幾隻小雞。看見他低頭在地里弄犁，似乎已弄了很久。我遠遠站著，他似乎發覺了我，自語了一句：「犁頭又壞了」，但沒有抬頭。一頭牛站在他旁邊，若無其事地等待著，似乎能聽到它反芻的聲音。陽光白光光的，他的禿頭是古銅色的，想到這人和茅屋的事，像是不能相信的噩夢，又叫我想到一部片名《陽光下的罪惡》。

請留下遺言

幾年前，我初次參加一種在北京白領圈子裡流行的遊戲，叫做「天黑請閉眼」。明亮的燈光之下，圍坐在桌旁的人們閉上眼睛，示意天黑了，有人在黑暗中被殺害，頭兩個死者可以留下遺言，講述對於自己遇害的想法。到了第三個死者，主持人宣布「沒有遺言」。

這時我想起了一個小女孩，那是在重慶兩路口和菜園壩火車站之間山坡的棚戶區，炎熱的陽光下，她坐在一輛板車上，肚子腫得很大，雙腿也浮腫了，已經不能走路，大小便也拉在車上。從火車站撿來收養她的母親是擦鞋的，父親是騎三輪車清理垃圾的工人，都要清早出門討生活，只能把她留在這輛板車上。

周圍的人說，以前養父白天托兩位老年鄰居照顧她，結果兩個老頭和一個棒棒下了黑手，用些糖果之類誘姦她，小女孩只有八歲，下身都弄壞了，去婦幼保健站檢查，說她子宮裡沒有一件東西是好的了，沒有錢治，拉回來等死。

我見到了那個老人，他辯白說天地良心，自己拿她當孫女，哪會對這麼小的女娃下手。在另一間依斜坡搭建的棚屋裡，又找到了那個棒棒，他的屋裡有一個女人，另外只有一口半邊土灶。他赤裸著晒成古銅色的上身，使我驚訝的是，他的兩個肩頭受力的位置，各長有一撮渾圓黑亮的汗毛，向上豎起，像專門修剪過的盆栽一樣整齊。他指著那個女人對我說，你看，我不缺女人。話說回來，實在沒有女人，我還可以去找「棒棒雞」，也就十塊錢一回。啷個得弄小女娃子喲！

沒有什麼能證明他們說謊，我回頭找到了那個小女孩。她已經被聞訊趕回家的父親抱回了家，坐在棚屋門口的一個小板凳上，靠著木板，她只能這麼靠著牆壁坐一會兒。我在她面前蹲下來，問她那幾個人到底是不是害了她，她不出聲，似乎對我含有敵意。

一股情緒湧上我的腦門，我定定看著她的眼睛，加重語氣問：

「你想不想活？」

她吃驚地抬起眼睛看我。我又加上一句：

「想活就說實話，我來幫你。不然，就沒人能救你了。」

她看著我，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過了一下，開口說：

「我想活」。

她開始給我講事情的經過，但她的記憶已經含混不清。她叫那個老頭「爺爺」，喊那個棒棒「叔叔」，語氣像是他們完全沒有傷害過她，但忽然間會非常不耐煩，現出無法表達的、超出了孩子年齡的敵意，就像剛才她面對我的沉默。

兩天後，她死在了自家棚屋裡。我沒能幫到她，儘管她曾經面對我的眼睛，留下了遺言：「我想活」。

沒有遺言的死者總是更多。小時候，我在核桃樹下見到了第一個死人，是一個高高長長的小夥子，他是隊上打核桃時從最高的樹梢摔下來的，臉上青一道黃一道的，染著青皮核桃的氣息。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就一頭摔死了。以後隊辦煤礦出了事故，七個大人躺在炭洞門口的煤渣上，頭枕著一堆坑木，耳朵像是坑木長出的木耳。他們也全都不說話，儘管平時是家長。我對這種難以理解的沉默感到恐懼。

一個鄉下孩子活下來和長大的過程，也就是他身邊的人不斷死去的過程。這像是一種暗中的挑選。通常每家都會丟孩子，出天花、湯火關、落樹、蛇咬、瘟（溺）死、掉魂，都是挑選的手段，命運像是一副巨大的篩籃，只有那些躲過了篩眼，留在了篩子裡面的孩子們能夠存活。丟的孩子們消失了，留下來的孩子們，往往也在身上帶有篩齒的傷痕：我本人的手臂至今留有驚心的「湯火關」傷疤，小學和初中班上的好幾個男女同學，火傷疤蓋住了半張臉，或者奪去了一大塊頭髮。在上學過程中，還有同學加入消失的行列，譬如一個得癌症的、功課拔尖的女生和一個只用辣醬下飯嗆傷了肺，在出生的土屋裡死去的男生。他們也許留下了遺言，也許沒有。

成年之後，以前同桌或是同班的夥伴，大部分離開課堂，走上打工、下礦、種地，或者是當髮廊妹的軌跡，從童年開始的篩選過程並未終止，更多的人從命運的篩眼中漏下。一次礦難就可以奪去幾十條性命，甚至來不及發出一聲驚呼。我曾經提著一個礦工表弟的骨灰走在羊坊店通往北京西站的街上，也看到過一個被人販運到非洲賣淫染艾滋病身亡的少女的初中畢業照。我的小學同學們有多少列入了亡故名單，對於過早離開鄉村的我來說是個謎，只有幾個腰身癱瘓或者患上塵肺的人作為見證。

在外面，我也見識了各種各樣的死亡。有大人物，也有不名一文的叫花子，有思想家，也有腦癱的兒童。前者或許有機會留下遺囑，後者卻沒有人聽他說話，或許失去了說話能力。命運既公正又勢利，讓死亡本身千差萬別，卻又用巨大的連成一體的沉默覆蓋了這種差別，甚至消滅了兇手和被害人的區別。不論如何，我們需要記住死者說過的話，就像在遊戲中那樣，「相信死者」。如果他們沒有機會留下遺言，也要記住他們的眼神、手勢或者氣味。

在衡陽大火后的殯儀館外面，遇難消防官兵化作的油煙落到了我的頭臉和衣服上，膩膩的一層，使我幾天失去了對任何肉食的胃口。這或許是他們需要的致敬。在一座政府辦公樓的地面，一個殘疾人抱住沒收他殘摩的副區長自焚跳樓，留下了褐色斑點。他的空房子里半床《瀟湘晨報》像稻草一樣腐爛，床腳長出了青苔。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見識的死亡多於常人。在我趕到的時候，現場往往已經清理完畢，只能從殘跡中尋找他們的遺言，還原遇難的內情。

進入不惑之年前後，我感到以前處在身邊兩側，以及在身後撂下的死亡，漸漸地出現在人生的前方。死亡從有些隔膜的祖輩墳頭推進到了父母一代。長輩們的日漸凋零，以及同齡人的「英年早逝」，使我不能不想到，我們在這代也終有一死，我不可能永遠做一個倖存者，死亡的篩齒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我只是比童年時就掉隊的夥伴們走得更遠幾步。

一代人的逝去才能給歷史留出位置，讓後來者開闢他們的領地，而不是像遊戲一樣可以重新開始，永遠是同一撥人。命運的圓桌旁，沒有人能「自信人生二百年」，再好的冰棺也不能保鮮靈魂。

在這樣的人世蕭條面前，我想要做的是遊戲中的記錄者，請身邊所有的人留下遺言。如果有人沒有遺言，就記錄下他們的沉默。不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種語言說話的狗、樹木、蜜蜂和河流。

到最後，我將留下遺言，自行記錄，作為死亡檔案的開篇，人世紀念冊的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