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深謀遠慮：為鄧小平的復出埋下政治伏筆（一）

　　信中最後提出，想同汪東興見一面，談談他的感受。鄧小平的這封信被送到了毛澤東的手中。毛澤東看了以後，批轉給林彪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鄧小平的表態，一定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印象。一是說明鄧小平是願意作自我批評的。毛澤東認為這一點很重要，他在以後的講話中還曾提到此點。二是證明毛澤東決定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是正確的。而恰恰是這一決定，為以後鄧小平的復出留下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伏筆。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兩次提到了鄧小平。

　　第一次是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開幕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鑒於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在會上會下操縱煽動一批親信骨幹鼓噪，妄圖造成一種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的形勢，毛澤東明確地對鄧小平問題表示了態度。毛澤東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應與劉少奇區別對待，大家要開除（黨籍），我有點保留。」正是由於毛澤東的這一決策，使鄧小平得以保留了黨籍，同時也為鄧小平以後的復出準備了重要條件。

　　第二次是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主要是為一些被林彪集團、江青集團揪住不放的老同志說話。毛澤東說：「有些同志對於所謂『二月逆流』 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麼幾次反覆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對於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注意一個『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於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贊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保還是要保的。鄧，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和劉還有點區別。『多中心』不對。」

　　毛澤東在這兩次講話中，首先對鄧小平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的巨大歷史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其次是對鄧小平的革命鬥爭歷史進行了充分肯定：鄧小平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再次是堅持把鄧小平留在黨內，不能像對待劉少奇那樣「開除黨籍」。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以後，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正式列入議事日程，各項準備工作相繼展開。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為了爭奪政治報告的起草權，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又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鬥。最後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張、姚執筆）各起草了一份政治報告。后經中央討論，林彪在九大上宣讀的是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那份政治報告。

　　在陳伯達最初起草的政治報告文稿上，曾經寫有「劉、鄧路線」的話，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的這種提法。

　　據陳伯達生前回憶，「『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從上述毛澤東一系列講話中可以看出，儘管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始終對鄧小平有著很好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權威」，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必須「字字句句堅決照辦」的「最高指示」。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沒有遭到劉少奇、陶鑄那樣的厄運，毛澤東的政治保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林彪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要處心積慮地整倒鄧小平，其目的就是為林彪篡黨奪權，謀求「接班人」的地位掃清道路。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不顧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鼓噪，堅持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這使林彪、江青等人如鯁在喉，難以安枕。

　　林彪雖已被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但他深知，只要鄧小平一天不倒，就威脅尚存。唯有置鄧小平於死地，方可解除後顧之憂。於是，林彪、江青等指使「鄧小平專案組」加緊進行工作。

　　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鄧小平專案組」，要儘快突擊攻下鄧小平的所謂「歷史問題」。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為加強「鄧小平專案組」的外調力量，專門從駐京西賓館的「葉向真（葉劍英的女兒）專案組」抽調人員進行補充。此後，兵強馬壯的「鄧小平專案組」加快了活動步伐，四處搜羅取證。赴陝西小組負責調查鄧小平 1927年初由中共組織派駐馮玉祥部隊時的情況；赴上海小組負責調查1928年鄧小平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和1930年、1931年兩次從廣西紅七軍回上海彙報工作的情況；並提審有關人員訊問鄧小平留法勤工儉學時期的情況；赴安徽小組負責查找1931年鄧小平代表中央巡視安徽省委工作時的線索；赴江西小組負責全面調查鄧小平1931年到中央蘇區后的活動；赴廣西小組負責查證鄧小平1929年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活動；赴湖北小組負責提審鄧小平的弟弟、原武漢市副市長鄧墾；赴四川小組負責審查鄧小平的家世及在家鄉的活動；赴天津小組負責找人調查鄧小平當年在馮玉祥部隊的情況；還派員前往廣東、寧夏、湖南、遼寧、江蘇等地找鄧小平當年的老部下調查取證。

　　「專案組」人員到處調查取證，僅赴廣西小組的3人，在不到兩個月里，就跑了4個地區，22個縣，提審調查了200多人。

　　在北京，1969年夏季，「專案組」人員整日奔忙，找在京的人證進行調查，滕代遠、袁任遠、莫文驊等老同志均受到訊問。在調查中，「專案組」人員面對的時常是一些老同志、老將軍。這些身經百戰的老共產黨員，對於「專案組」用心險惡的查訊，有的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予以回答，有的則乾脆迴避或不予理睬。當「專案組」人員找大將張雲逸調查時，就被以「首長身體不好」為名予以拒絕，吃了閉門羹。「專案組」人員在黃永勝和吳法憲的親自安排下，還找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聶榮臻進行了一次調查。1969年7月20日，在京西賓館的一個小會議室里，德高望重的聶帥坐在一張藤椅上，面對 「鄧小平專案組」人員的提問，侃侃而談。聶帥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留法勤工儉學時起，就與鄧小平成為戰友，相知甚深。讓他談鄧小平，他可是知道得太多了。聶帥談得極富耐心，一談就談了差不多40分鐘。他談的內容，等於把鄧小平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歷程從頭至尾述說了一遍，至於「專案組」人員所要的 「材料」和「問題」，連隻言片語也未涉及。最後，聶帥說了一句：「我身體不好，今天就談到這裡吧。」隨後，在秘書的陪同下，頭也不回地走了。「專案組」人員聽了半天，一無所獲，大為懊喪。

　　從1968年6月起，在一年半的時間裡，「鄧小平專案組」為搜尋所謂鄧小平的「材料」，先後派出外調小組93批，外調人員223人次，地域涉及15個省、市、自治區，140多個市、縣，行程30多萬公里。多次往返出入於中組部、中宣部、交通部、公安部、統戰部、化工部、一機部、七機部、水產部、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辦公廳、中央調查部、中辦機要局、對外文委、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北京市革委會、北京衛戍區、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民航總局、中科院及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宗教局、中央高級黨校、中國歷史博物館、空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北京農業大學、解放軍政治學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國人民銀行、馬列主義編譯局、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民革中央、秦城監獄等近百家單位。

　　經過反覆調查后，「專案組」在寫給康生、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的一份報告中，不得不哀嘆：「關於鄧小平的歷史問題，經反覆查檔、調查，到目前為止，除了入團、轉黨問題尚未找到直接人證，以及一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外，還沒有查到有被捕、叛變、通敵等重大問題的線索。」

　　在被認為最為要害的「歷史問題」上，「鄧小平專案組」希望落空。「專案組」沒有找到「歷史問題」，只好在「現行問題」上做文章。在以上報告中，他們寫道：「鄧小平夥同楊尚昆在毛主席身邊搞反革命竊聽，招降納叛，包庇壞人、叛徒、特務等兩部分罪行，已獲得不少證據，準備送呈首長審閱。下一步工作，我們擬重點查其意圖搞反革命政變，篡黨篡政的陰謀活動和裡通外國的問題。相應地核實其三反罪行。」3天後，康生批示同意，並將此件送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閱。

　　「專案組」在調查中僅剩的一個歷史疑點，也就是鄧小平的入黨問題，不久也有了了結。在上述報告轉到周恩來處時，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周恩來既是當年鄧小平的上級和戰友，長期與鄧小平朝夕相處；又是中國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創建人和領導人。因此，周恩來的批示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和準確性。既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已經寫出證明了，「鄧小平專案組」還有什麼理由再去無中生有地捏造什麼假材料呢!所以，周恩來的批示，對於總想挖空心思地從鄧小平的歷史中「突破」點什麼東西的「鄧小平專案組」來說，不啻於當頭一棒。

　　經過了近3年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黨員 2200萬人。中共九大代表由少數人醞釀「協商」產生，甚至個別非黨員也成了代表。當時，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和基層黨的組織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沒有恢復，全黨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黨的生活，相當多的第八屆中共中央委員仍被審查，甚至被監禁。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處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此時已被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清除出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處境艱難，屢遭暗箭，正在極力苦撐危局。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衝擊」和大字報的圍攻，甚至在中央全會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當面攻擊。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為「老右傾」，長期受到批判，成了「靠邊站」的人物。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被打成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處在被監禁之中。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衝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澤東主席和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的、經過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仍保留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