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未完成的改革(圖)

　　鄧小平作為這條道路的主要創立者，為它搭建了框架，並提出了方向。但是，由於年齡和實踐的關係，鄧小平不可能去完成這個過程，這隻能留給他的繼任者去完成和完善。

　

　

　　

鄧小平（資料圖）

　　
  今年8月22日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對當代中國來說，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鄧小平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

　　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對鄧小平進行了高度評價，指出鄧小平留給中國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遺產，就是他帶領中共和人民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鄧小平最鮮明的思想和實踐特點，就是從實際出發、從世界大勢出發、從國情出發，始終堅持中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並進而總結說，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事情必須按照中國的特點、中國的實際來辦，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正確之道。

　　從文明史角度認識鄧小平

　　今天我們評價鄧小平，一定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分歧。要準確客觀地認知和評價鄧小平，就需要我們不局限於一些具體事件。這當然不是說對具體事件的評價不重要，但一來歷史距離越近，對具體事件的看法越會摻雜個人情感和色彩在內，二來歷史人物都免不了個人局限，所以，陷入對歷史人物的具體事件的糾結中，難以做到理性和客觀。

　　對鄧小平而言，從大歷史即文明史和中國現代化的角度去認知，可能會是一個好的視角。他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可用一句話概括，他扭轉了國家的發展方向，使中國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軌，走向正途。

　　鄧小平出生於110年前。那正是晚清末期，是中國皇權社會和帝制走向最終解體的前夜。傳統中國在有明一朝其實就在開始緩慢發生變化，一些類似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子已經出現，但直到19世紀中期，隨著東西方文明以戰爭的形式相遇，特別是隨著甲午戰敗，這個老大帝國才被驅趕到近代文明的軌道上，開始真正的變革。可以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波，它以洋務運動為起點，中間經歷了晚晴的改良與革命之爭，繼而民國建立和五四運動，一直到國民黨政權對大陸的短暫統治，抗日救亡。這段歷史大約近百年，它是中華民族的一段苦難史，外侮與內亂交織，而從文明的角度看，則表現為儒家文化徹底臣服於西方文化，從西方尋求救國救民之真理，不過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仍然沒有遭受大的破壞。

　　中國現代化的第二波是新中國的建立，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時間跨度約30年。中國結束了外侮的歷史，但國際環境仍然險惡。由於急於趕超，徹底擺脫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認知和命運，以及實現領導人心目中純而又純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理想，中國在這一階段文明的選擇上，倒向了蘇聯，全盤借鑒和接受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並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專制因子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以計劃機制、國有企業、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城鄉隔離以及權力壟斷為特徵。在文化上，表面是要打碎和破壞一切舊的傳統文化，包括資本主義文化，實際上是以另一種形式復辟了傳統文化最腐朽的部分，即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和血統論。「文革」是它登峰造極的表現形式。這段歷史可以說是中國在探索現代化過程中走過的彎路，是一種以現代形式的對現代文明的背離。

　　現代化的第三波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啟的改革開放，至今也走過了30多年。這一段歷史以改革開放和社會走向正道為標誌，用官方的語言說，改革開放是它最鮮明的時代特徵，這是對前一段歷史的糾錯，是對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拋棄。將過去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舊制度和舊體制，主要是計劃體制打破，引入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同時打開封閉的國門，向西方世界開放。從文明史的角度看，這段歷史雖然強調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但引入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式，與西方文明接軌，致使西方的知識和文化得以廣泛傳播。自由和人權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護。

　　從跟隨者到設計者

　　鄧小平參與了中國現代化這三個階段的大部分，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見證人。但在每波現代化中，角色和所起作用不同。在第一波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個「跟隨者」；在第二波中，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到了第三波，則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決策者和設計者。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主要表現在第三階段。具體而言，做出了三方面的貢獻：一是撥亂反正，二是減貧，三是引入了市場機制，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

　　撥亂反正不但指的是解放了當時被打倒的一大批中共老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更指的是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恢復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在「文革」發展到極致的階級鬥爭為綱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從此中國告別了以階級鬥爭掛帥的歷史，走向了務實的以經濟建設為主的發展道路。這是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撥亂反正，把被扭曲了的歷史再扭轉過來，從文明史的角度看，就是將中國帶入了一個正常的發展道路，國家步入正軌。

　　減貧是撥亂反正和推進經濟建設的結果。中國在改革開放的30餘年，貧困人口從改革前的6億多（當時的總人口是8億）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萬——按照中國自己的減貧標準——這是人類減貧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貢獻。這個功勞很大程度上也要歸於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主的發展道路。

　　市場經濟是鄧小平的又一貢獻。沒有對市場機制的承認和引入，就不可能有中國快速的發展，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減貧成就。新舊時代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市場。承不承認市場的作用，並讓市場發揮它的作用，決定著社會能否擺脫貧困和走向現代化。就此而言，市場是通向富裕和繁榮之路，也是通向民主和自由，擺脫奴役之路。沒有市場，不可能發展出現代意義的自由和民主。所以市場還具有文明史的意義，而不單純只是個經濟問題。

　　鄧小平帶領中國進入了現代化的發展正軌，和人類的主流文明，同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相擁抱，這是衡量一個國家能否實現現代化，具有現代性的幾個最重要的標準。儘管中國距此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但畢竟開弓沒有回頭箭——不管如何反覆，中國終究不可能重回改革開放前閉關鎖國，與人類普世文明相拒斥的狀態。

　　我始終堅信，每個國家的現代化目標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實現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且這幾個目標的內涵在每個國家也是相通的，但實現這個目標的形式和途徑則必須根據本國國情去闖去試，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國土廣大、人口眾多、內部差異很大的國家來說，更不能脫離本國歷史和國情去發展，在這一點上，是有路徑依賴的。這也是中國在百多年現代化中會有反覆，走過很多彎路的原因。

　　理論上說，人類的歷史不只一條發展道路，否則，歷史也太單調和灰暗了。從歷史本身來考察，不同文明也曾開創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故目前西方的發展道路和西式文明不會是歷史的終結。但歷史會殊途同歸，因此，作為一個相對獨特的文明體，中國要想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就必須在西方道路之外，開闢出另一條實現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的道路來，這不是要中國另搞一套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的標準，但中國可以在同一標準下，以不同的方式來實現之，如果中國走通了，這條道路就具有普世的實踐意義和文明史的價值，合乎歷史發展的多樣式。

　　因此，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由鄧小平開闢的發展道路——應該這樣來理解，它的價值和生命力，就在於能否為我們提供有別於西方但同樣是高質量的自由和民主。

　　鄧小平是中國第三波現代化的主要奠基者。目前這波現代化還在發展中，中共也在艱難探索中，這條不同於西式的發展道路是否走得通，現在下判斷言之過早。眼下，第三波現代化已經進入了它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即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階段。要實現這個階段的改革目標，唯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賦予社會和市場更多的自由、民主、法治權重。這也是鄧小平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政治遺產和啟迪，同時也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

　　鄧小平未完成的改革

　　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現代化角度說，乃是使中國走向了國家發展的常態。鄧小平作為這條道路的主要創立者，為它搭建了框架，並提出了方向。但是，由於年齡和實踐的關係，鄧小平不可能去完成這個過程，這隻能留給他的繼任者去完成和完善。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和能力的現代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化和發展。它用更明確的語言宣示和表明鄧小平道路的現代化性質。

　　然而，就中國當下的國情而言，要推進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法治必須先行。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雖然制定了無數法令，但這些法令只是用來治民而非治官的，尤其是最高統治者總是作為例外而免受法令的約束與處罰。所以，古代中國只有人治而非法治。這種情況一致延續到改革前，「文革」的「無法無天」對人權和國家的破壞之大有目共睹。

　　深受沒有法治之害的鄧小平對此也深有體會，故在其復出后，一直強調要加強法制建設。對「四人幫」的審判就是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的。撥亂反正不僅是對過去錯誤的思想理論和路線的清理，也是法律和秩序的重建過程，是使國家重新走向常態發展的過程，這個常態發展與過去的最大區別，就是中共的執政要依法，政府管理要依法，社會各方面都要依法而行，國家的秩序受到法紀保障。

　　在法制建設方面，改革以來取得了很大成就，用官方的語言說，中國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依法治國有法可依非常重要，但有法並不等於就是一個法治國家，還存在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以及法律本身的公正性等問題。在上述幾個方面，我們還存在很大缺陷，就是在有法可依上，也存在法律不健全的問題，這就是今天中國特權盛行，大小「周永康們」不斷出現的原因。

　　法治的要處，在於法律之上沒有黨派、政權和特殊公民，法律的制定是以公民而非權力意志為準繩，不通過審判不能隨意給一個公民定罪。不如此理解和踐行法治，就不是真的以法治國。

　　如果說法治建設是當務之急，那麼，經濟改革無疑是當下中國改革的重點。自改革以來，經濟改革就一直佔據著主要地位，也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再改革空間，尤其是近十多年來，經濟方面有實質意義的改革舉措推出不多。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關口，經濟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就會半途而廢。

　　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是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如何使市場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今後經濟改革的難點所在。市場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但它的決定性作用，則需要通過實實在在的制度安排來予以體現。

　　就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並體現市場作用而言，當下乃至今後可見未來的改革，應該把重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改革中國的計劃體制和行政審批體制，下放和取消非必要的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需要強調的是，本屆政府到目前為止，雖然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審批許可權，但是保留的行政審批依然很多，而且這些行政審批都是具有利益剛性的，但它恰恰束縛市場主體積極性的發揮；另一方面，中央下放的很多權力，被各級地方所截留和繼承，凡此種種，對市場都是約束。在這方面，必須有大膽的突破。

　　二是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真正做到有利於民企參與對國企的改造，而不是藉機為國企脫困，或者反噬民企。中國的國企改革一直是一大難點。通過上世紀 90年代的「抓大放小」后，目前的國企雖然日子比過去好過，一些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成為巨無霸企業，利潤和市場雙豐收，但仍有很多國企處於困難之中。如何使國企改革做到有利於市場公平競爭，同時使國企有益於全體國民，是經濟改革乃至中國改革的一大挑戰。

　　三是財稅體制改革必須有實質推進。財政體制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槓桿。財稅體制中的公共財政和預算改革，以及央地分配關係，又尤其重要。它們不但於經濟起促進作用，而且於反腐、民主、環境保護乃至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建立，作用都很重要，甚至是突破口。例如，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預算改革對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此外，金融體制改革也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大力推進。沒有金融體系的強大不可能有經濟的真正強大。金融體系改革，重點應放在減少金融管制，激發金融創新，在金融企業建立現代治理制度，以及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和做大做強資本市場等方面。

　　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做依託，是不可能徹底的。從中國的情況看，越往後，經濟改革受政治的羈絆越大。不僅如此，事實上，一些經濟改革舉措從形式而言屬於經濟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內容而言，卻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改革，所以，經濟改革要成功，必然觸及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與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體制。這個體制既然促進市場自由和人權，又能有效維護社會秩序。

　　改革以來，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很大進展，但相對來說，政改的步伐還是緩慢，許多政改措施沒有推出來，或淺嘗輒止。

　　中國是一黨執政的國家，因此，黨的改革與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對黨的改革，鄧小平曾非常關注。他在1982年所做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至今仍是中國關於政改的最重要文獻。該文對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集中等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黨政分開、退休制和任期制、黨內民主等許多有針對性的制度舉措。

　　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是五位一體的，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其中社會改革具有基礎性作用。社會改革多與公民的權利和利益直接相關，它受到民眾的關注度也最大。因此，社會改革搞得好，對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有助推作用，能夠為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贏得時間；反之，則會阻礙政改和經改。

　　社會改革的內容也非常廣泛，但對廣大民眾而言，以及從中國未來的發展看，關鍵是要建立社會自治，推進社會民主。如果說，黨內民主著眼於黨的領導體制和決策機制，屬於自上而下的民主，那麼，社會民主主要針對公民對社會事務特別是公共事務的參與，它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結合，也就是高層民主和基層民主的結合，這種上下結合，能夠形成一種廣泛的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要推進社會民主，前提是培育人們的自治意識，建立和發展各類自治組織，學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沒有自治，何來民主？如果人們能夠管理一個社區，就能管理一個街道，能夠管理一個街道，就能管理一個城市，能夠管理一個城市，就能管理一個國家，因此，自治意識和自我管理的培養，對形成民主意識和建立民主機制非常重要。自治意味著必須尊重他人權利，遵守規則，並在規則之下相互妥協和欣賞。所以，自治本身包含著民主的因素在內，它實際上是一種對民眾的民主訓練。

　　社會民主能激發公民為爭取個人權益而投身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當將一個社區、一條街道、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交給公民管理時，將有助於政府改變職能，推進政府轉型，承攬過多的自己處理不了的社會事務，從而避免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將有助於執政黨集中精力和時間，思考一些關乎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也將有助於形成現代公民，建構和諧社會。

　　法治為核心、發揮市場決定作用、中國式的分權和制衡體制、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的結合，是中國目前到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改革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是鄧小平想解決但未能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是鄧小平留給我們的未竟的改革大業。做好這些，將構成國家結構的新常態，所以，它需要全社會和全體中國人戮力同心，共同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