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愉悅背後還得有思考

　　《舌尖上的中國》(以下簡稱《舌尖》)第二季一經播出，便成為全民關注熱潮，片中出現的食材銷量成倍上升；北京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的紀實頻道分別上星，國產紀錄片的播放比例將得到提高；國產紀錄片走出「免費贈送」時代，西方主流媒體開始購買中國紀錄片⋯⋯近年來，中國紀錄片創作與傳播可說是捷報頻傳。

　　在剛剛落幕的第20屆上海電視節上，紀錄片成為一大熱點。據悉，本次電視節共有來自48個國家和地區的335部紀錄片參加紀錄片單元的競賽項目，最終21部參賽片入圍。這些製作精良、視角獨特、主題深刻的紀錄片，真實地反映了當今世界社會的發展潮流，觸發人們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思考。而電視節期間舉辦的白玉蘭論壇，也專設了「中國紀錄，世界關注——建立國際化的中國紀錄片生態產業鏈」和「大師班：紀錄片的新聞性」兩場討論，從不同角度對中國紀錄片的創作現狀進行梳理和分析。

　　「希望變成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近幾年來，中國紀錄片有了長足進步。尤其是《舌尖上的中國》系列的出現，讓紀錄片走進千家萬戶，並帶動觀眾認識了一系列的中國優秀紀錄片。觀眾熱情，政策扶持，各種利好消息開始讓人們感嘆，「紀錄片的春天來了」。但是在紀錄片製作人張同道看來，這「春天」並不都是和風細雨花好月圓，紀錄片的春天，才剛剛開始。

　　豐富的歷史和現實，使中國成為紀錄片的富礦，這已經是所有紀錄片人的共識。而中國紀錄片要走入春天，如何做好「挖礦」工作，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紀錄片的『富礦』和鐵礦、煤礦完全不一樣，美國人來採挖中國的煤礦是不允許的，但紀錄片這個『礦』誰都可以挖。關鍵是我們有沒有獨到的發現，有沒有在這個題材中找到特別的價值、特別的判斷，然後用一種有魅力的、藝術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導演能不能讓觀眾在看的時候，有一點幽默的感覺，獲得一點愉悅，而愉悅背後又裝著思考和責任。如今，我們更多的還是直白的作品。所以，中國紀錄片人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研究這個問題，才能把好的題材轉化成好的作品。」張同道表示。

　　對於中國紀錄片的生存現狀，資深紀錄片導演梁碧波則講得更為直接：「坦率地講，情況不是特別好。」在「大師班」講座上，他如此直言。梁碧波舉了一個例子：去年年底，國家廣電總局要求每個省電視台晚上都要播半個小時的紀錄片，但半年過去了，紀錄片的市場需求並沒有明顯增加。「眼下，紀錄片的大形勢是有希望，但希望變成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紀錄片在蓬勃發展，但在這蓬勃之下，仍隱藏著諸多外人無法接觸到的問題。梁碧波分析了當下紀錄片導演隊伍的年齡結構：「35歲以下的人特別多，40歲左右的人特別精貴，50歲以上的更精貴了。」為什麼？「在上世紀90年代，一些有追求、有理想的從業者都往紀錄片行當裡面走，紀錄片是時尚的代表。但到了2000年以後，制播分離，收視率成為考核標準，娛樂成為全國人民最關心的話題，紀錄片就邊緣化了。從2000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中國紀錄片幾乎沒有發展。這十年裡面，中國紀錄片幾乎沒有出什麼人才。」他說。

　　這位資深紀錄片導演還有著更深的體會：他製作的每一個紀錄片都是四大特點：時間緊、任務重、錢很少、「菜鳥」多。「每一部片子都要熬夜，從來沒有從容地把一個片子做完；對片子的要求動不動就是國際視野，國外拍片子，拍攝的許可比國內難得多，這種任務是相當重；錢少，永遠都是錢少，每一個投資方基本上是心比天高，錢比紙薄，總是讓你捉襟見肘，拿著阿凡提的錢，讓你拍阿凡達。」

　　至於「菜鳥」多則是十年斷層造成的結果，「30到45歲成熟的導演很少，製片人通常會找一個明白人，領著一堆『菜鳥』，由這個明白人畫出表格，讓『菜鳥』去填空。我最多的一次是領了27個組。還有一次同時搞六個項目，那腦袋就像老式電視機的頻道一樣，撥這個頻道才能想這個。」梁碧波感慨。

　　顯然，在真正走進「春天」之前，中國紀錄片還需要更好地重視自身存在的問題，才能有長足進步：「當我們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還是要看到自己的問題。現在仍有不少紀錄片選題空泛，不接地氣，與社會大眾關心的熱點沒有關係，沒有建立工業化的生產流程，通常都在『打群架』，很多時候還在自我欣賞，沒有考慮到現在的媒體屬性。我們作為紀錄片人，應該要承擔責任。」梁碧波說。

　　「國際化不是一個簡單議題」

　　除了國內市場有大幅度開發，中國紀錄片在海外的拓展也已取得很大進步。如今，每年在各大國際紀錄片的製作會上，都能看到中國紀錄片的身影。中國的一批優秀紀錄片也已進入歐美主流播出平台。更為關鍵性的是，現在西方主流媒體如果播中國紀錄片，需要以購買的方式來播出。而在過去的那麼多年裡，中國紀錄片是以贈送的方式進入國外電視台，但多數贈送的節目並沒有能夠播出。

　　作為中國紀錄片創作的「國家隊」，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一直跟各個國際製作公司有著合作，在本次電視節上出現的3集紀錄片《隱秘王國》，就是央視紀錄頻道國際合作的最新成果。在論壇上，來自該頻道的周艷分享了一組數據：2012年到2013年，通過國際電影總公司，85%央視紀錄頻道的原創在海外都有發行，累計發行額超過了100萬美元，整個頻道的節目發行覆蓋到了海外86個國家和地區。《舌尖》系列、《超級工程》、《丹頂鶴》等在義大利、德國都有播出，本月全美350個城市可以看到《舌尖》這部片子。

　　這是走在最前面的中國紀錄片，已經非常國際化。但是對於更龐大的中國紀錄片產業，國際化之路才剛剛開始，需要面對諸多問題。

　　「國際化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不是一廂情願地配上英文字幕就叫國際化，也不是跟外國人合作就是國際化。國際化是一種講述的方法，國際化是一種價值觀。國際化就像我們的普通話一樣，要說得互相要聽得懂。」張同道表示，「我們要分清楚，哪些題材適合國際化，哪些題材不能國際化。就像中國歷史，美國人對中國歷史的了解，一個孔子，一個秦始皇，一個毛澤東，頂多加一個末代皇帝。如果再加宋徽宗等名字，美國人就要暈倒。所以，國際化需要更細化，找到最大可能的國際化效果。」

　　「我們原來會覺得國際化聽上去非常美好。國際化了，我們的市場就打開了，製作就跟上了，我們就能賺到錢了。」周艷說，「我的感受是，國際化意味著我們要遵守更多的規則，意味著我們要提高自己的標準，國際化不僅是甜頭，可能更多的還有苦頭，要做好吃苦頭的準備。」

　　而國際化帶來的好處之一，是能拓寬中國紀錄片的視野，從國外同行中學習經驗。張同道舉例，美國紀錄片《誰殺了陳果仁？》曾經帶給他深深震撼。「我震撼的不是片子的內容，因為這個事件我早就知道，一個華人在美國被當做日本人殺害。我震撼的是作品的表現方式，這麼一個悲情的作品，居然裡面大量使用了搖滾樂，怎麼可以把一個悲情拍成這樣娛樂化？原來一個嚴肅的主題，也可以做成有娛樂性的，也可以做成易於在公眾傳播的一個作品。」

　　「我們不能用創作替代管理」

　　中國紀錄片要進入國際化，還有一個前提：產業的支撐。「如果中國紀錄片不能形成一個產業，只有個別的作品去國際上參展，那跟國際化是南轅北轍。沒有國際通行的準則，根本談不上一個產業的建立。」周艷說。

　　確實，產業推進，才能讓整個行業繁榮，支撐到行業的各個層面，中國紀錄片產業有沒有「鏈」？我們的紀錄片產業生態是否已經進入了良性運轉？

　　「我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先談職業化，再談職業理想，如果不是一個有職業精神的人，沒有基礎來談理想。如果我們把紀錄片看成一個產業，其中最基本的一個東西，就是契約意識。但在中國，契約和規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們建立規則，似乎就是用來等待被破壞的。契約沒有解決的話，產業是很難建立起來的。我們不能用創作去替代管理，不能用個人化的喜好去替代一個產業化運營，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我們在國際化中最應該學習的部分。」談及這個話題，周艷如此表示。

　　除了契約意識，在當下中國，紀錄片的產業化和導演個性化也容易產生衝突。「產業中很大一部分是產業工人，我們的紀錄片人很不願意承認自己應該從一個產業工人做起。但是，不願意承認這一點的話，可能很難符合大規模生產規律。只有當我們形成了一個產業基礎后，才有可能有更好的條件做個性化的產品，才有可能推出更有導演感、更有藝術感的留存歷史的作品，當我們失去了產業基礎之後，那些藝術的創作可能都會失去一個基本的條件。」她說。

　　上海紀實頻道總監干超曾在參觀美國DISCOVERY時，特別觀察了他們各個環節的生產模式：從導演到製片，到網路運營，到播出平台，DISCOVERY在每一個流程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模式：導演有講故事的模式，節目的製片人掌管資金和控制流程，模式化保證了製片人的進程和財務的規範性。這些模式統一起來，就成為其商業紀錄片的商業標準。在他看來，中國紀錄片在繁榮市場的同時，也應該尋找到自己的產業標準。

　　「一個真正健康的產業化，可以保護紀錄片的藝術性。如果我們喪失了一個產業的基礎，如果我們不能把這件事情做成可持續的、並且更大眾的話，那我們個體的創作，就是留在家裡的個人的孤芳自賞。如果我們想有一點媒體責任，想讓我們的價值得到傳播，商業的手段能達到更好的效果。有了大眾化的產品，才可能有更品牌化、更個性化的方式出現，才是真正的產業化。而真正的產業化，可以給中國紀錄片帶來希望，但我非常擔心產業化會走向片面的產業化，或者走向壟斷性的產業化。」干超表示。

　　「我們需要像《舌尖》這樣的品牌產品，也需要更大眾的產品，還需要一些個性和藝術化的產品。只有當不同層次的產品群建立起來時，我們才能說做了一些產業化的探索。中國紀錄片要建立完整的產業鏈，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周艷說。

　　但是，在尋找產業化的過程中，中國紀錄片無論如何不能失去的，是人文關懷。「比如說，我們看1993年的上海紀錄片，講民工問題的有《毛毛告狀》；講台灣問題的有《重逢的日子》；講城市建設的有《大動遷》等方方面面。你看這些片子，就能知道1993年的上海是怎麼樣的，我們可以從人們的生活氣息中感受到那一代的上海人內涵、精神。無論產業化走到哪一步，紀錄片還是有本質的追求，不管是藝術上的，對人的關心，對社會的關注，最終紀錄片還是要回到『人』本身。」干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