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小凱：浦志強案──又一個政治路標

2014-06-13

因5月3日參加一個紀念「六四」的研討會，北京5名人士，被當局刑事拘留。目前為止，其中4名已經陸續取保獲釋，唯有律師浦志強，仍在羈押之中。如此看來，浦志強極可能會以刑事罪名被起訴。

作為律師的浦志強，曾經代理過多起維權案件，包括著名的湖南唐慧勞教案，以及重慶任建宇勞教案。2011年9月，還在薄熙來主政重慶的時候，重慶市彭水縣，擔任村黨務助理的大學畢業生任建宇（在大陸，這種職務常被稱為大學生村官），因為在網路上發布多條有關政治的言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並被處以兩年勞教。浦志強隨後代理此案。2012年9月，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的理由，撤銷對任建宇的勞教處罰。

所謂勞教，是一種中國曾經特有的「勞動、教育和培養」的制度。該制度源於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蘇聯集中營制度的複製修改。根據勞教制度，公安機關無需經過司法程序，便可將公安所認定的嫌疑人，強行收監在勞教所，並實行可長達4年的剝奪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強制措施。簡言之，勞教制度，就是一種設定了時限的集中營制度。

由於種種原因，勞教制度被中國政府於2013年正式取消。而在此之前，攜公共輿論之力，成功「解救」任建宇的浦志強，自然成為人們心目中破除勞教惡法的英雄。在2013年，大陸著名的門戶網站網易，為浦志強頒發「英雄盛典」的年度大獎，並熱情洋溢地稱讚到，「浦志強——從重慶到唐慧，他揭去了不合法的勞教制度最後一片遮羞布，一記重拳讓勞教所的圍牆轟然倒塌。」

很難說清，在廢除勞教的實際過程中，浦志強的真實作用有多大。但這種被強烈符號化的公眾形象，顯然帶來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而這種影響，也深為當局所忌。

2012年7月，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袁鵬的文章《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裡》，認為在未來數年之內，美國為確保霸權地位，滯緩干擾中國崛起進程，將採取多種策略方法，包括「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該文章所提到的5個「核心」勢力，被網民戲稱為「新黑五類」，以對應於文革時期的專政打壓對象「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在新黑五類中，「維權律師」赫然處於首位。

維權律師，並不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名詞。在中國語境下，該術語指的是通過法律途徑，為代理人爭取權益或為公共利益抗爭的法律界人士。官方智庫，將維權律師放在危及體制因素的首要位置上，看似難以理解，其實暗含深意。

中國當下的政治體制，脫殼於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極權，並在鄧小平時代，成功與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結合，形成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種新極權體制。不同於「決議治國」的毛時代，市場機制，必須在較為穩定的秩序框架下，才能得以有效運轉。因此，規制社會秩序的法律體系，是新極權體制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是，與真正意義的法治國家不同，中國的法律體系，必須接受政權的指揮，絕對服從於政權的意志。這是新極權的一個鮮明特徵。

新極權之下，法律與政權，天然存在衝突的潛因，而維權律師的存在，則又將這一衝突推向激化。眾多大大小小的維權案件，濃縮了維權律師試圖將司法固化於程序的努力，而這些努力的聚合，又必然指向削弱甚至取消政權在法律體系中的指導意志。由於這一衝突關係的存在，無論是否出於自身意願，維權律師的身份，或多或少，就已經包含了挑戰政權權威的色彩。

而在官方智庫所定義的新黑五類之中，其餘的4類，大部分從屬於較為邊緣的社會區域，而唯有律師群體，屬於新興的市場化中產階層。由於擁有更廣泛的社交脈絡與渠道資源，律師群體，可以打通社會底層與中層甚至上層的聯繫，也因而極有可能，成為未來整個抗爭網路的中樞層面。在過去的多個有影響力的維權案件中，也確實觀察到了這種現象的存在。

而最重要的一點，恐怕是歷史為維權律師這一角色，所賦予的象徵意義。在韓國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一部分勇於抗爭的律師，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推進作用。例如，在台灣的美麗島大審中，「維權律師」謝長廷、蘇貞昌、陳水扁等人，藉助於法律平台，與昔日的國民黨獨裁政權分庭抗爭，在海內外引起激烈的迴響，並由此拉開了台灣的民主化大幕。而這一部分中堅律師，也成為未來民進黨的核心人物，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官方所定義的新黑五類，實際上不過是新極權下的思想界與社會群體，對權力壓制的一種自發反抗，但這種反抗，已經被官方視作心腹大患。由於維權律師的特殊身份，自然很容易成為打壓的重點。

實際上，就目前所觀察到的現象而言，對網路大V的肅整，對微博微信的清理，對眾多教堂的拆除，對越級上訪的強化限制，以及當下對維權律師的打壓，完全符合「打壓新黑五類」這一方針的展開與細化。而且很顯然，打壓的目標，並不僅僅在於消滅眼下的反抗。只有消滅了社會對未來反抗的期望，才具有更大的策略意義。

對於社會而言，維權律師這一身份，或許包含了太多的遠景期望，而這種被歷史以及社會所賦予的未來期望，恐怕是導致維權律師遭受打壓的更重要因素。在這一點上，浦志強的符號化形象，既為他本人帶來了卓著的社會聲譽，也由此而招致了巨大的政治風險。無論當下他本人的意願如何，恐怕已經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他的案件被當作一枚路標，高高地釘在社會公眾的面前；而這枚路標所指示的方向，已經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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