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諾貝爾到底有多近---中國最有資格得諾貝爾獎的人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由於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傑出貢獻，IOAT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他的通訊地址，以便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可是IOAT不知道，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早已不在人世了。

　　今天國際上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
　　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 編著），病理學教科書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 8th ed (Kumar 等編著），任何關於衣原體的綜述，都寫到 Dr. Tang, 一個必須寫在世界醫學史上的中國人。

　　以此舊文，紀念湯飛凡先生逝世56周年。文中頗有不全之處，但已無昔日激情，恕不修改。

　　一、心中縈繞的名字

　　猴年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涼爽，不尋常的天氣似乎預示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果然在六月下旬，衛生系統流言四起，以至於國家衛生部不得不召開新聞發表會，就今年薩斯實驗室事故答記者問。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長聲明：請大家容許我保密兩天。

　　兩天後，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黨83周年。衛生部召開大會，宣布追究領導責任，從國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後是腹瀉病毒研究室，從上到下一口氣摘了五頂烏紗。塵埃落定，相關報道充斥報刊網路，中國衛生防疫系統的聲譽到了歷史最低點。

　　去年薩斯時曾經風雲一時的人物而今成了街頭巷尾的談資，天氣驟然轉為悶熱。望著烏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個名字，縈繞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當中國人漸漸開口說出真話的時候，開始聽到這個名字，以及這個名字背後的故事。一個又一個故事所勾畫出的豪情和悲傷，使這個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為網路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這個名字，會有千百條詳細的資料。不料查詢之下，僅僅是有限的乾巴巴的幾條。相比之下，那些所謂的英雄所謂的風流人物，充斥於網路，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討論，翻來覆去地爭議，來來往往地探討。這些如雷貫耳的有幾個比得上這個名字對民族對人類的貢獻？

　　人們緣何鍾情於沾滿鮮血的雙手而無視救苦救難的心腸？

　　幾十年過去，這個名字已經獲得了原本屬於他的名譽和地位。但無情的歲月和我們這個善於向前看、樂於健忘的民族使這個名字漸漸沉入歷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漸漸被遺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應該被遺忘的！是不能被遺忘的！洗清歷史長河中的污泥濁水，這名字將永遠如金子般閃亮。

　　這個名字叫：湯飛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國是湖南人的舞台，從曾國藩到毛澤東，湖南人最終成為中國的主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餓斃自盡者。」 7月23日湯飛凡出生於湖南醴陵。

　　湯家在當地是個旺族，到湯飛凡出生時家道早已中落，父親設館教書維持家計。湯飛凡行三，五歲啟蒙，父親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訓，送他到二十裡外的東崗就讀於何家義塾。

　　何家與湯家為通家之好，年輕博學的何家少爺素有大志。年幼的湯飛凡勤奮好學且意志堅毅，一入其眼界便十分鐘愛，除了為他課外輔導外，還教他算術自然等新學。何少爺連得三女后，向湯家提出將其中一女許配給湯飛凡，而且可以等湯飛凡成人後自己選擇。

　　世事難料，愛湯飛凡如己出、譽之為天下英才的鄉野書生居然成了一代梟雄。辛亥革命后，何少爺棄文學武，入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后入湘軍，從排長干起，一步一步成為湖南霸主，後來更因為毛澤東的一首蝶戀花的角注，成為除蔣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國民黨反對派：何鍵。

　　總角時便入英雄慧眼的湯飛凡所走的卻是一條截然不同道路。湯飛凡12歲入長沙城南小學堂，三年後畢業，追隨二哥考入甲種工業學校。雖然學工，但他從小目睹家鄉父老貧病交迫，一直有志懸壺濟世，兩年後湘雅醫學院成立，湯飛凡從甲種工業學校退學，成為湘雅醫學院的首屆學生。

　　七年寒窗，湘雅醫學院第一屆招收的30名學生，1921年畢業時只剩下10人。這十人中出現了兩名中國醫學屆的泰斗，除了湯飛凡外，另一位是畢業時名列第一、與湯飛凡同歲的內科名宿張孝騫。

　　七年的醫學訓練，不僅磨鍊了湯飛凡堅韌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對濟世有了新的認識。19世紀與20世紀的世紀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學的黃金時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為代表的一代細菌學和傳染病學天驕，陸續發現了大部分重要傳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學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發現了鼠疫和破傷風的病原菌，人稱東方寇霍。年輕氣盛的湯飛凡曾言：「日本能出東方的寇霍，中國為什麼不能出東方的巴斯德？」

　　雅醫學院畢業后，湯飛凡立志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申請到協和醫學院細菌系進修。當同學邀請一道開業行醫時，湯飛凡說出畢生意願：「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

　　何鍵此時已為湘軍團長，見湯飛凡醫學院畢業，向湯家重新提親。湯飛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選中15歲的二小姐何璉。以何鍵之意，女兒隨軍東奔西跑極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親。湯飛凡因為要去北京進修而無法養家，最後只是訂婚。

　　湯飛凡在協和醫學院一年後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和實驗技術，經系裡和學校推薦，湯飛凡獲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準備赴美深造。

　　兵荒馬亂的湖南，局勢複雜多變。這次何鍵不再遷就，湯飛凡與何璉成親后，一起到了美國。

　　年輕的湯飛凡走的是一條科學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歸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病毒學的拓荒時代，湯飛凡所進修的哈佛醫學院細菌系的研究重點此時正轉向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務是找到新的方法。作為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在哈佛的三年裡，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學實驗方法。他與同事們在病毒學發展的早期重要的貢獻包括用物理方法證明了病毒是可過濾、能離心沉澱、能自我複製、有生命的寄生於細胞內的微生物。他們還研製成第一代微孔濾膜，用於測定出各種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導師強烈要求湯飛凡留在哈佛。優厚的生活條件，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以及病毒學研究剛剛掀開的無比寬闊的視野，吸住了湯飛凡的心，他決定留下了。

　　這時一封信來自大洋彼岸，寫信人是他的老師顏福慶。

　　出身基督教牧師家庭、畢業於耶魯醫學院的顏福慶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和領袖。湯飛凡就讀湘雅醫學院時，顏福慶任院長。離開湘雅后顏福慶就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鑒於當時國內幾所較好的醫學院都是外國人創辦的，顏福慶矢志創建中國自己的醫學教育體系。乘國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學的機會，顏福慶倡議設立醫學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議，醫學院與1927年9月於上海開學。次年顏福慶辭去協和職務，專任此時已經改為中央大學醫學院的院長。

　　醫學院雖然設立，可是經費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資助，十分困難，師資尤為缺乏，開學時只有教師8人。百廢待興的顏福慶想起了人在美國的湯飛凡。

　　顏福慶在信中，沒有天花亂墜的許諾，只是如實地列出辦中國人自己的醫學院的困難，和對學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為這種開誠布公，使湯飛凡驟然生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當即決定歸國。1929年春，湯飛凡攜夫人歸上海，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系副教授。

　　所謂中央大學醫學院，其實只有29個預科學生，以及極少的教職員。湯飛凡任教的細菌系壓根就沒有，顏福慶給湯飛凡的第一項任務是籌備開始細菌學的課程。湯飛凡認為理論必需聯繫實際，細菌科的重點在實習。到上海后立即著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開始利用極其簡陋的設備進行研究，於1930年開始陸續發表論文。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病毒學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學醫學院獨立，改名為國立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正教授，同時受聘為英國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細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該所齊全的設備進行複雜的實驗。1935年湯飛凡到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進行短期協作，與1937年初歸國。

　　從1929到1937的八年中，湯飛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質及有關的方法學，牛胸膜炎的病原學，以及後文著重介紹的沙眼病原學等方面，均有重大進展，所發論文許多篇被權威性專著或教科書引為經典文獻，可以說短短几年內碩果累累。

　　如果再給湯飛凡幾年時間，以他對科學的執著、嚴謹和敏感，以及病毒學研究的歷史機遇，實現東方巴斯德的夢想不是沒有可能的。可是爆發於1937年的抗戰，徹底的改變了一切。

　　多年後，與人談到這個少年時的夢想。有人說這是命運，湯飛凡的回答是：「不是命運，是我自己的選擇。」

　　在民族存亡的關頭，湯飛凡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一個中國人的選擇。

　　十、士可殺不可辱

　　依照湯飛凡的計劃，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礎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診斷、預防、治療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與其他相似病毒的關係。但是當時的情況不容許他踏踏實實地集中於沙眼的研究，他的論斷一個接一個地被外國科學家所證實，包括因為研究同源性而誕生了衣原體這一微生物種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湯飛凡進行科學研究的黃金時代，他以他敏銳的思路、完善的計劃，帶領中國生物製品業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國生物製品的擎天一柱。

　　中國的現狀使科研計劃不能以個人的意願而轉移，而對於立志救死扶傷的湯飛凡來說，這一點正是他心甘情願的，放棄個人的名利，為疾苦大眾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選擇。在分離出沙眼病毒后，根據上級指示的放棄學術問題、為人民服務的要求，湯飛凡的研究重點轉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質炎的預防問題上。

　　當時中國麻疹廣泛流行，幾乎每個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際，發病率和死亡率極高。俗稱小兒麻痹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超過萬分之一，常有暴發流行。湯飛凡很快分離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製備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開始在北京的幼兒園內試用。

　　如果命運在給湯飛凡幾年時間，中國肯定會提前消滅麻疹和脊髓灰質炎，其他一些傳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運動，正在忘我地分離沙眼病毒的湯飛凡並沒有受到衝擊。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護名單，其中包括湯飛凡、張孝騫等中國醫學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湯飛凡對政治素無興趣，只是一門心思搞科學。1958年夏天，反右結束，他的學生中也有人被劃為右派，使他十分惱火，埋怨學生不該亂說亂道，搞科學的管什麼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運動的毛澤東，心裡有著另一個計劃。在他眼裡，每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必須接受水與火的考驗，在群眾運動中脫胎換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1958年9月，拔白旗開始了。在醫學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運動中受保護的一流學者，衛生部機關黨委統一部署，各單位拔白旗。生物製品所要拔掉時任所長、學部委員、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和衛生部生物製品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湯飛凡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所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來到湯飛凡的辦公室，表情嚴肅，一看就不是來請客吃飯的。組織上要湯飛凡檢查資產階級思想，聽取群眾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開小型會議，聽取湯飛凡的自我檢查，大家認為水平太低，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可是這個檢查已經是湯飛凡的違心之舉了。

　　研究所於28、29日召開全體黨團員大會，要湯飛凡繼續檢查和聽取群眾批判。為了幫助湯飛凡，組織上私下進行了動員，安排了發言。

　　中國人的扒糞文化，中國人的嫉妒，中國人的陰暗心理，中國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勢又一次得到了宣洩。

　　大會氣氛從緩和到緊張，發言從和風細雨到狂風暴雨。第一天湯飛凡是坐著回答問題，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權利，如同挨批鬥一樣，一會兒「站起來低頭！」 ，一會兒「坐下好好記！」

　　湯飛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插在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級為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國際間諜。他騎在人民頭上，他的反動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學家，他向洋人討麵粉丟了中國人的骨氣，他把沙眼病毒送給外國人把分離方法告訴外國人、出賣國家利益。更為無中生有、讓湯飛凡受到極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據想當然的推理，誣衊湯飛凡與實驗室技術員有不正當男女關係。

　　散會時，主持人對著規規矩矩站在那裡的湯飛凡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我們說到做到，可以馬上把你這個國際間諜抓起來。

　　明天繼續開會，而湯飛凡已萬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湯飛凡自盡。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麼。

　　周恩來聞訊后勃然大怒，處理了有關人員，亡羊補牢終止了剛剛開始的拔白旗運動，以至該運動今天鮮為人知。

　　名將可以靠百戰，名臣可以靠歷練。然而無雙的國士要靠上天的賜予，是百年不遇的國之瑰寶。

　　對此，就象那些年代里許多許多類似的情況一樣，後人只能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十一、身後那些事

　　沒有通知親友，沒有舉行葬禮，何璉一個人伴隨遺體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湯飛凡在遺書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書還給謝少文。然後是漫長寂寞的歲月，二十年。

　　曾經與世界先進水平並駕齊驅的中國防疫生物製品業自毀長城，每況愈下，加上十年動亂，與先進國家的距離越來越大。這些年來人心渙散，私慾橫行，以至在薩斯流行期間大失國人所望，甚至發生實驗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連湯飛凡生前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因為人的私慾而長期被剽竊。

　　湯飛凡死後，中國的沙眼病毒的基礎研究漸漸終止，與湯飛凡合作的眼科專家張曉樓站出來理所當然地包攬了各種榮譽，也包括靠重覆湯飛凡在自己眼裡做的人體試驗而發表的那篇論文。

　　湯飛凡屬於自絕於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大右派，於是這個名字消失了。人民畫報上是張曉樓燦爛的笑容，報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紹這位沙眼病毒發現者的先進事迹。寫文章做報告接受採訪，更為可笑的是，寫論文時不得不引用當年的論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湯飛凡免去。在黑白顛倒的年代，因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撥亂反正後反而變本加厲，豈止是利欲熏心？

　　撥亂反正以後，本來湯飛凡沒有戴帽子，不屬於平反之列。但醫學界的呼聲太大，衛生部於1979年6月為湯飛凡舉行追悼會，給予湯飛梵谷度評價。

　　中國在重新發現湯飛凡，外國人一直沒有忘記他。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沙眼防治的最高榮譽終於屬於湯飛凡，可是IOAT不知道，這世上早已沒有湯飛凡。

　　頒獎儀式後來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學大會上舉行，衛生部決定由湯飛凡的學生王克乾代為領獎，並明確通知了一起與會的時任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主任委員的張曉樓。

　　發獎前一天下午，中國駐法使館一位官員突然通知王克乾，組織決定明天改由張曉樓領獎。大會上張曉樓滿面春風地接過獎章和獎金，併發言。令人不解的是，發言中沒有一次提到湯飛凡的名字，均以「我們」代替。等大家看到獎章，才發現原來頒發給湯飛凡獎章改刻了兩個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張曉樓。

　　譽滿京華的通天名醫居然能夠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於使館和IOAT之間，兩天之內偷天換日。

　　獎章拿回來，又是一輪報道採訪，張曉樓正式成為沙眼病毒的第一發現人，國際金獎的獲得者。可是有一個難題，原來獎章是發給一個人的，雖然臨時刻上兩個名字，獎章還是一個。張曉樓沒有被難倒，他用原本屬於湯飛凡的獎金複製了兩枚鍍金獎章，自己留一枚，交給湯家一枚，原件上交衛生部，一個圓滿的結局。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惡人盡知。張曉樓的做法引起公憤，當年12月政協會議上，不少委員就提議嚴肅處理這種剽竊行為。國際上也有不少疑問，湯飛凡夫人和學生們從一開始就強烈要求衛生部澄清。

　　

按照本文的意思,這個"顏福慶"真是個禍害.

人都沒了，病的深入研究也沒了，還有什麼？

我是上醫77級的。知道顏福慶是我們老校長。但從沒聽說我們上醫還有這麼一位知名科學家湯飛凡教授。除了我雇了寡聞外，共產黨封殺湯飛凡也是主因。

向湯飛凡教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