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毛澤東建國方略的歷史流變（一）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回溯毛澤東建國方略的歷史流變，對於我們進一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具有重要的現實啟迪。毛澤東建國方略經歷了一個複雜、深刻的歷史流變：對待蘇聯模式，從「以蘇為師」到「以蘇為鑒」；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從「節制—消滅」到「再發展—再消滅」；對待與西方交往政策，從「限制」到「學習」再到「拒斥」；而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從「社會主義改造」到「大躍進」再到「文化大革命」，也是不斷流變。縱觀毛澤東建國方略的歷史流變，貫穿著「加快發展」與「維護安全」兩個價值取向的交匯與激蕩，這使得他在探索經濟建設過程中難免存在階級鬥爭慣常思維，「加快經濟發展」與「維護國家安全」很難統一起來。但這畢竟反映出毛澤東在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薄弱的國內經濟發展條件下探索社會主義強國之路的種種努力，這對今天的改革開放事業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或借鑒意義。
　　
　　　　　一、對待蘇聯模式：從「以蘇為師」到「以蘇為鑒」
　　建國初期，我們採用「一邊倒」外交，基本上是通過學習蘇聯經驗來繪製新中國建設藍圖。因此，蘇聯模式不可能不在毛澤東的建國方略中留下濃重的一筆。
　　眾所周知，蘇聯在工業化初期，根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和預見，建立了一套排斥市場機制、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後人往往把這種體制稱之為「蘇聯模式」。這一模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即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的工業化早期，以及戰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要求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來加速建立自己的物質技術基礎，迅速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因而，這種模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曾經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正是這個體制，使蘇聯僅用十幾年時間就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使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儘管當時工業化是低標準的，但這是後來打敗德國法西斯不可缺少的物質前提。但這一模式的弊端也是很明顯的，如不能有效調節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係，在抑制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不公正的同時，卻造成官僚主義、新特權階層等新的社會不公正現象，不僅缺乏效率，不能激勵社會成員充分發揮聰明智慧，而且使社會主義最終價值追求成為空洞的政治號召，失去現實感召力。
　　若歷史地分析蘇聯模式，它的形成首先與蘇聯領導人維護國家安全的價值取向直接相關。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經濟、文化落後的客觀狀態不會因為革命的勝利而迅速、自然地改觀，儘管現代化路徑選擇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但是生產力發展以及與生產力直接相聯繫的各種社會因素是不能跨越的。正因為如此，就必須面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沒有預見的許多社會問題，如滿足人們具體的現實利益需要與維護國家安全的關係問題，蘇聯領導人長期沒有處理好這一問題。據歷史材料記載，斯大林為了向國外購買工業機器設備，實行工業化，曾強行推行集體農莊，並大量徵集糧食進行出口貿易，導致很多人被餓死，致使國家與農民的關係趨於緊張。以犧牲農民利益發展工業化，走不平衡的片面發展戰略，雖然追求的是社會主義價值理想，但人們卻不能從中獲得現實利益，一旦經濟出現困境，一直鼓舞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動力也不存在了。
　　從當時蘇聯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來看，嚴峻的國家安全環境，迫使蘇聯不惜一切代價要把經濟特別是重工業和國防實力搞上去。由於資本主義大危機的爆發，國際矛盾激化。尤其是1927年英蘇斷交、蘇聯駐波蘭大使被暗殺等事件發生后，蘇聯甚至搞過一個全民「國防周」活動。整個蘇聯的社會生活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於是斯大林作出了「放慢速度就等於自殺」、「落後就等於挨打」等論斷，在蘇聯全國營造了相當強烈的臨戰氣氛。1933年1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中指出：「我們不能知道帝國主義者究竟會在哪一天進攻蘇聯，打斷我們的速度。他們隨時都可以利用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弱點來進攻我們，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錯過時機，而能盡量利用喘息時機，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基礎……黨不能等待和應付，它應當實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靳輝明主編：《社會主義歷史、理論與現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285頁。]在這裡，蘇共對於為什麼要儘快實現工業化的回答是最深刻的。在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面前，片面強調重工業的、在政治經濟各層面上都高度集中的體制應運而生。
　　對於新中國來說，採用蘇聯模式也曾經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上個世紀50年代后，毛澤東很快察覺到其弊端，認為在經濟建設上照搬蘇聯，「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頁。]。由此，毛澤東提出「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倡導實現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開始探討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但終因理論準備不足，經驗缺乏，再加上國內外諸種因素的影響，從總體上說，在毛澤東時代還沒有完全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在毛澤東那裡，畢生追求的兩個基本價值目標——「加快發展」與「維護安全」具有相互衝突性，這使得他在探索經濟建設過程中難免存在階級鬥爭慣常思維，「加快發展」與「維護安全」很難統一起來，即通過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通過提升國力來維護國家安全。這導致毛澤東一系列建國方略的歷史流變。
　　
　　　二、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從「節制—消滅」到「再發展—再消滅」
　　毛澤東對民族資本主義的認識，具有明顯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國經濟基礎薄弱，在客觀上需要有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因此，建國初期，毛澤東態度是比較明確的，「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頁。]但另一方面，他對打造一個無剝削、無壓迫的太平世界的渴望又使他憎恨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的本性，不希望新中國仍然存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種對資本主義的憎恨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心聲，而是那個時代遭受過舊社會國內外資本主義剝削的所有人民群眾共同的心聲。「對於中國人民特別是對於老一代工人來說，對資本主義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剝削人壓迫人的一面，而對它在歷史上有過解放生產力和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用的一面，印象並不深刻。因為他們是在受剝削、受壓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憶中認識資本主義的。相反，對於社會主義卻迅速地貼近和嚮往，有著嶄新的感情。」[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頁。]。
　　正是由於存在價值選擇的二難困境，毛澤東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從「節制—消滅」到「再發展—再消滅」，表現出明顯的反覆性。新中國要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就不可能不改造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能不消滅資產階級。1953年我們黨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應該說，當時採取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有步驟地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是比較正確的。然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毛澤東就提出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思想，並稱之為「新經濟政策」。在毛澤東看來，利用資本主義，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國營、合營企業的不足，豐富市場需求和方便人民生活；又可以作為國營經濟的對立面，通過適當競爭刺激國營經濟發展，以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這個較為符合實際的想法在實踐中並沒有貫徹多久，毛澤東很快用 「一大二公」替代了經濟上的「百家爭鳴」，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方式被徹底否定了。
　　在這裡，毛澤東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為什麼出現反覆性呢？概言之，建國初期，毛澤東之所以強調利用資本主義，主要原因就在於這種以私有制、小私有製為基礎的生產經營方式對恢復國民經濟有利。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以後，毛澤東認為可以通過建立在社會主義價值訴求基礎之上的特殊的方式快速實現社會主義美好藍圖，資本主義這種生產經營方式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蘇聯模式弊端逐漸暴露出來，毛澤東又想通過「又搞資本主義」方式緩和經濟發展矛盾，但是，他在內心深處是不能接受資本主義的，擔心它會把中國演化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來，出於政治上的安全考慮，毛澤東最終還是否定了有限度地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性。由於毛澤東混淆了姓「社」姓「資」的原則問題和方法論問題，把有限度地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社會主義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搞「修正主義」的傾向性混淆起來，使得「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思想沒有貫徹到底，中國的「新經濟政策」沒有發揚光大，這是一個歷史遺憾。但是，這一點也無疑為後人進行社會主義探索提供了一個契機，為後來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引進外資提供了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