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反轉基因運動概述

2013-10-21 11:50   作者：趙希渝

反轉基因運動於1996年肇始於歐洲，這比1992年轉基因作物獲批大田種植只晚4年，比美國於1994年首次批准轉基因作物上市只晚2年。可以說，反轉基因運動史和轉基因作物栽培史幾乎是齊頭並進的。


   在反轉基因運動的15年歷史中，歐洲一直是這場運動的中心，這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歐洲是環保主義運動最興盛的地區。在環保主義運動的推動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歐洲各國綠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以環保為核心理念的政黨很快成為歐洲新興的政治勢力。在環保主義者看來，工業化破壞了環境，導致人與自然疏離，進而造成了人的異化、人與人的疏離；所以，農業生產應該以「有機農業」為發展方向，摒棄化肥、農藥之類工業化產品，同時也要摒棄轉基因之類現代技術製造出來的「不自然」的作物品種。在環保主義者看來，美國農業無疑是不健康、不環保的農業的代表。
   第二，從1996年英國爆發瘋牛病危機開始，歐洲先後爆發了幾次食品安全危機，包括1999年起於比利時的「二噁英」事件，2001年上半年席捲整個歐洲的口蹄疫等。今年，歐洲又爆發了由出血性大腸桿菌引發的食品安全危機。這些危機對歐洲農業造成了重大打擊，也極大地影響了歐洲民眾對政府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信心，成為綠黨和其他環保主義團體攻擊政府的口實。歐洲食品安全危機頻發的根本原因，在於歐洲各國在經濟上已經形成共同市場，在政治上卻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危機在一國爆發后，整個歐洲缺乏有效的統一行動，屢屢坐失防微杜漸的良機。
   1996年3月開始的瘋牛病危機對歐洲民眾的負面心理影響尤為深遠。瘋牛病危機的發生有其偶然性，因為其病原體是一種新認識的特殊蛋白質，它不需要藉助DNA等核酸分子就可直接複製自身，這顛覆了人們對生物遺傳的傳統認知。面對這種新穎的病原體和不同尋常的疾病傳播方式，英國政府在應對方面有所失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歐洲民眾心目中，因為瘋牛病的病原體是通過給牛餵食的牛羊肉骨粉侵入牛體內的，而用動物性的肉骨粉作為牛飼料的作法是不傳統的、非有機的牲畜飼養方式（傳統上牲畜只吃植物性飼料），因此瘋牛病危機加重了歐洲民眾的環保主義情緒，增強了他們對新興農業技術的抵觸心理。
   在瘋牛病危機之前，歐洲已經有少量轉基因作物種植，也批准了一些轉基因品種上市，但此時轉基因產品進口量尚小。到1996年瘋牛病危機爆發之時，美國的轉基因產品才開始大規模進入歐洲市場。這個時間上的巧合，導致轉基因產品直接成為瘋牛病危機的犧牲品，很多歐洲人把轉基因和瘋牛病相提並論。在民意的壓力之下，1997年，歐盟通過了專門針對轉基因產品的管理規則，要求含有來自轉基因作物成分的產品必須明確標記。1998年起，歐盟不再批准新轉基因產品進入歐洲市場，形成了對轉基因產品的「事實禁令」。也就是這一年，英國科學界傳出了「轉基因馬鈴薯導致大鼠死亡」的消息（後來發現該研究存在許多問題），使歐洲民眾對轉基因的排斥心理越發強烈，於是反轉基因運動在歐洲勢如燎原。比如2001年8月在法國發生了摧毀轉基因玉米田的事件，參與者包括法國農民協會、綠黨和反全球化組織的成員，反轉基因運動的民眾基礎及其意識形態色彩由此可見一斑。
   由於歐盟對轉基因產品的禁令導致美國出口歐盟的玉米等農產品數額大減，2003年5月，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指控歐盟對轉基因產品的禁令是貿易堡壘。這場爭執歷時3年，以世界貿易組織裁定歐盟禁令不符合國際貿易規則而告終。在美國提出指控之後，歐盟對轉基因作物的態度有所鬆動，比如在2004年恢復對新轉基因產品的批准等，但到目前為止，總的態度仍然是不支持種植、不支持進口。
   綜上所述，歐盟對轉基因作物的禁令，直接原因是基於食品、環境安全考慮，反映了歐洲民眾的環保主義信仰。當然，從根源上講，這種環保主義信仰來自二戰對歐洲工業的沉重打擊。二戰後成長的新一代歐洲人生活在工業衰落、福利高漲的社會中，對工業化的重要意義缺乏體會，卻認為正是工業化造成了歐洲各國在二戰前對資源、對殖民地的爭奪，最終引發了二戰。歸根結底，歐洲的環保主義信仰，是歐洲工業衰落的體現。
   此外，有人認為歐盟對轉基因產品發布禁令是為了保護歐洲的農業，這一說法值得商榷。實際上，歐盟和美國相互出口的農產品有很大的互補性，美國出口歐洲的主要是大豆、煙草和牲畜飼料，而歐盟出口美國的主要是葡萄酒和啤酒。二者在農產品品質的定位上也不同，美國以量大價低見長，歐盟則以高標準、高質量取勝。而且，雙方每年的出口額彼此接近，歐盟並無巨大的貿易逆差。因此，由經濟基礎引發的文化因素是歐洲反轉基因運動的根本原因，貿易壁壘只是反轉基因運動的副產品。

  在中國，反轉基因運動興起的原因則有所不同。中國的反轉基因運動可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00－2007年由「綠色和平」主導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2008年至今由「烏有之鄉」網站主導的時期。
   「綠色和平」（Greenpeace）是中國反轉基因運動的發起者，對其背景有必要做一簡介。1964年，美國阿拉斯加州發生了里氏9.2級大地震。1969年，美國計劃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的阿姆奇特卡（Amchitka）島進行地下核實驗，引發了美國和加拿大公眾對核實驗誘發新的大地震的擔憂，民間的抗議一直不斷。1970年，幾個反核的美國人成立了「不要興風作浪委員會（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1971年，該委員會先後雇傭了兩艘船，分別改名為「綠色和平1號」（Greenpeace I）和「還是綠色和平！」（Greenpeace Too!，與「綠色和平2號」諧音），試圖駛向阿姆奇特卡島，阻止美國政府計劃中的又一次核試驗。儘管他們的阻止行動最終失敗，卻廣為西方民眾知曉。1972年5月4日，「不要興風作浪委員會」正式改名為「綠色和平」。
   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綠色和平開始參與其他環保運動，包括反對捕鯨和海豹，反對偷運有毒廢料等，其規模迅速擴大，於1979年10月14日成立了「綠色和平國際」組織。此後，綠色和平便改以歐洲為主要基地，其現在的總部即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與此同時，綠色和平的行動也有了「為了政治事務廢棄科學客觀性」（摩爾語）的趨勢。1986年，綠色和平元老之一的帕特里克•摩爾（Patrick Moore）因為不堪忍受綠色和平其他組織者要求廢棄一切化工產品的信念，以及由此開展的反對用氯氣凈化自來水的運動，憤而辭職。後來，摩爾更言辭激烈地批評綠色和平走向了「反科學、反技術、反人類」。如果說綠色和平的誕生和七十年代前期冷戰背景下西方社會的反核運動密切相關，那麼綠色和平在八十年代的蛻變，就和環保主義運動以及綠黨在歐洲的蓬勃興旺完全同步。
   歐洲於1996年開始反轉基因運動之後，綠黨成為反轉基因的主要領導勢力，綠色和平在其中起的作用並不大，通常只能以攔截商船之類的極端作法吸引眼球。但在發動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反轉基因運動方面，綠色和平卻獨樹一幟。1997年，綠色和平在香港成立辦事處。2002年，綠色和平宣稱他們在香港上市的一些著名食品生產商的產品中檢出了轉基因成分。2004年，綠色和平又在內地公布了眾多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品和生產商，開始編寫《避免轉基因食品指南》，此後年年都推出更新版。2005年，綠色和平揭露在湖北已經有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2006年，綠色和平又公布他們在亨氏嬰兒米粉中發現了轉基因成分。由於同一時期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是頻頻發生，這些行動都引發了媒體的廣泛報道，初步在中國民眾心目中建立了「轉基因有害」的印象。
  中國政府對綠色和平這種跨國NGO一直懷有戒備之心，雖然默許了綠色和平在廣州和北京設立聯絡處的事實，但始終未允許它在內地設立正式的辦事處，這大大限制了綠色和平的活動在內地的開展。因此，綠色和平在中國發起的反轉基因運動不具備持續性，往往在媒體集中報道的高潮過後就偃旗息鼓。這一狀況在2008年烏有之鄉介入反轉基因運動之後，出現了明顯改變。
   烏有之鄉是一個草根性質的激進左翼網站，儘管上面發表的文章內容繁雜，政治傾向也有分歧，但主流思想是對改革開放的嚴厲反思，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以及對世界局勢的冷戰式分析——認為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有把中國變為資本主義附庸的一系列陰謀，並且在統治階層內部早已扶植了代理人；如果政治路線不回到毛澤東時代，則中國的覆亡不可避免。曾有學者評論說，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激進左翼雖然表面上打出獨立自主、愛國主義的旗號，但他們和中國的自由主義右翼一樣，都對中國缺乏信心，都把美國想象得過於強大，本質都屬於逆向種族主義。
   烏有之鄉介入反轉基因運動的直接原因，據筆者推測有三：一，歐洲的環保主義運動和歐洲左翼有密切聯繫，反轉基因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左翼運動，特別是在發起社會底層民眾反抗政府方面，和「正統」的左翼運動如出一爐。因此這一運動為中國左翼所知，並在中國複製，是遲早的事情。綠色和平在中國內陸6年的不懈宣傳終於使之得以實現。
   綠色和平的反轉基因運動不僅在形式上啟迪了中國左翼，而且還促使他們利用轉基因這個概念「升級」了自己的舊有理論。正是通過綠色和平的宣傳，中國左翼猛然發現，2004年中國大豆危機的「罪魁禍首」，原來並不是控制了中國大豆市場、壓垮本土企業的「四大糧商」美國ADM、邦吉、嘉吉和法國路易達孚公司，而是研發轉基因大豆的孟山都等種業公司。從此以後，在左翼對於中國大豆危機的反思中，反轉基因就壓過對「四大糧商」的批判，上升成為重點。
   與此同時，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就出現了要求警惕美國「生物武器」的聲音。但當時左翼心目中的生物武器主要是人為改造的各種細菌、病毒。通過綠色和平的宣傳，左翼發現生物武器原來又有新花樣——轉基因。一度銷聲匿跡的生物武器的陰謀論，至此借著轉基因這個概念又再次興起。
   二，世界主要的種業公司幾乎都開展轉基因研究，推出轉基因品種，但綠色和平對美國的兩家公司先鋒和孟山都攻擊最為猛烈，而這種攻擊恰恰符合於中國左翼對美國的陰謀論式想象。
   綠色和平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公正的環保NGO，它批評的大公司多是美國、亞洲公司，對歐洲公司卻網開一面。例如同樣是破壞原始森林的大型公司，綠色和平對瑞典的宜家和英國的百安居讚賞有加，對印尼的金光集團卻窮追不捨。很多人懷疑綠色和平長期接受歐洲公司的獻金，但由於綠色和平從不公開財務情況，對此猜測無法證實。同樣，在世界三大種業公司（先鋒、孟山都和瑞士先正達）中，綠色和平主攻先鋒和孟山都，對同樣推出了眾多轉基因作物品種的先正達就著力不多了。
   綠色和平對孟山都的攻擊尤為兇猛，這是因為孟山都的確是一家很有爭議的種業公司：1. 在歷史上，孟山都曾經是一家化工廠，生產了大量的化工產品，其中包括環境危害較大的「橙劑」和多氯聯苯，因此一向是環保主義者的眼中釘；2. 孟山都於1981年轉型成為農業公司之後，實行較為苛刻的種子專利保護制度，對農民自留種進行嚴厲懲罰，為西方左翼強烈不滿；3. 上世紀90年代末，為了保護其種子專利，孟山都開發了一種俗稱「終結者」的轉基因技術。應用這種技術，農民自留的作物種子將自動死亡，無法萌發。由於抗議者眾，孟山都於1999年被迫宣布不會將這項技術付諸實際應用。
   正因為如此，雖然孟山都只不過是美國大公司中的普通一員，其市場份額也不及先鋒，僅排世界第二，但它卻長期被視為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的典型代表，有關孟山都的各種陰謀論猜測比比皆是，甚至還有專門的陰謀論紀錄片。綠色和平對孟山都集中火力的批評，加上孟山都在中國大豆危機中扮演的角色，加劇了烏有之鄉對美國公司的警惕。在他們看來，這樣一家為美國侵越戰爭（「橙劑」曾在越南大量使用）和控制他國糧食產生助紂為虐的公司，既然是轉基因的大力推薦者，那麼轉基因技術自然就不是單純的生物技術，而一定是美國控制中國糧食產業的新手段，一種可讓中國人「斷子絕孫」的生物武器。
   三，中國政府和受政府大力資助的一些科學家對轉基因的支持，進而使烏有之鄉產生了「堡壘已從內部攻破」的臆測，從而使「轉基因是美國滅亡中國的生物武器」的陰謀論最終炮製完成。例如2008年10月，中國一位政府高官在接受《科學》雜誌採訪時說，中國將大力發展轉基因技術，當年底在烏有之鄉上就有文章，將此事和汶川地震相提並論。張啟發等科學家也屢被指責在接受政府資助之外，還接受美國一些基金會的資助從事轉基因研究。在體制外從事科普工作的方舟子因為明確支持轉基因，更被指責為間諜、漢奸。在烏有之鄉看來，張啟發、方舟子等人無疑都是美國在華扶植的代理人。
   從2008年下半年起，烏有之鄉的一些主力寫手（如張宏良）撰寫了大量攻擊轉基因技術的文章。這些文章往往具有誇大、煽情、聳人聽聞的特點，有時候更是謠言惑眾（如所謂「轉基因玉米造成廣西大學生精子質量降低」）。與此同時，烏有之鄉利用其民間的組織力量，把反轉基因運動和唱紅歌、緬懷毛澤東等活動捆綁在一起，向民間大力推廣。2009年底，農業部批准了兩種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這個事情在2010年初被媒體披露之後，更引發烏有之鄉對中國主糧安全問題的擔憂，反轉基因的力度進一步加大。
   由於早期批評轉基因的人都未受過生物學、醫學、農學等相關專業的訓練，烏有之鄉近兩年來便大力扶植蔣高明、王月丹、顧秀林等具備相關專業背景的反轉基因者。今年顧秀林出版了新著《轉基因戰爭：21世紀中國糧食安全保衛戰》，可以說是烏有之鄉苦心經營的結果。而6月份發生的某公關公司項目總監郭成林因誹謗金龍魚公司用轉基因「禍國殃民」被警方拘留的事件，更被烏有之鄉大力宣傳為一場「英雄落難」的悲劇。總之，自烏有之鄉介入后，中國的反轉基因運動便進入了持續化、常態化的新階段。
   頗具趣味的是，在烏有之鄉介入反轉基因運動之前，中國的右翼媒體對於轉基因臧否不一。但在這之後，出於在意識形態上反對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激進左翼的緣由，右翼媒體對轉基因的正面宣傳開始增多，進一步加劇了轉基因爭議的政治化。
   烏有之鄉反轉基因的主要理由，除了美國控制、滅亡中國的陰謀論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如：就算轉基因副食品尚可接受，轉基因主糧也堅決不可接受；中國目前不需要轉基因技術也可以提高糧食產量，轉基因並不是提高產量的唯一方式；對消費者來說，轉基因食品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政策上對轉基因過分倚重，減少了對其他農業技術的投入，等等。對這些質疑，支持轉基因的人均有反駁。對於美國滅亡中國的陰謀論，支持轉基因者一面斥責這種論調的荒誕，一面指出，中國目前批准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其專利大多為中國人所有。即使是專利為外國人所有的轉基因品種，最終也完全可能被國產轉基因品種替代，轉基因棉花就是一例。因此，就算美國有意用轉基因來控制中國糧食產業，只要中國應對得法，美國未必能成功。
   再以「轉基因食品對消費者沒有特別好處」的質疑為例，支持轉基因者表示，目前上市的轉基因作物是第一代轉基因作物，其特點是環境友好，節省人力，單位產量高，但產品本身的品質並無明顯變化，因此種植這樣的作物有利於生產者（農民）的經濟利益和健康，對消費者的確沒有特別的好處。但是，正在研發的第二代轉基因作物將在品質方面有明顯變化，例如富含胡蘿蔔素、鐵或其他營養成分的大米，蛋白質品質更好的大豆等等，對消費者將有明顯的好處。如果第二代轉基因作物獲批上市，相信消費者會更容易接受。
   限於篇幅，本文不能介紹美國、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反轉基因運動的情況。但通過對上述歐洲和中國的反轉基因運動的概述，可以大致看出，反轉基因運動在發達國家主要是環保主義思潮對工業化、現代化的抵抗，在發展中國家，至少在中國，則演變成為對發達國家的控訴和對其陰謀的恐慌。總之，轉基因爭議並非純粹的科學爭議，而更主要是具有民粹色彩的社會爭議。在這場爭議中，轉基因和其他許多高新技術一樣，常常只是服務於反對者自身早已具備的意識形態的一發炮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