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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重新考慮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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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行天下 發表於 2013-11-11 23:25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11月2日,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北京出席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並發表題為《站在歷史新起點上的中國外交》的演講。

楊潔篪表示,當今世界,發展日新月異,變革潮流更為強勁,合作不斷深入,處于格局演變的重要階段。當代中國處於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前途命運同世界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中國外交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中國新一屆領導接班前後,國內和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國內政局繼續保持穩定,社會發展迅速,經濟增速降低,國內各種力量更加關心國家的外交走向。在國際上,中國在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機制改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進一步提升,但在國際經貿體制和地區經濟、安全合作框架等面臨新的挑戰,在同個別周邊鄰國關係以及海洋權益方面的困難也明顯增加。

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網站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經濟改革,但還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外交政策領域會迅速改革,但這卻正是中國所需要的,即新型以及創造性的外交政策思想。

誠然,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領導層已決心以創新、大膽的方式處理外交事務。例如,習近平主席積極與美國接觸,就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開展討論;就中國與東亞、東南亞鄰國的一系列領土爭端問題,他也重申了中國的主張與利益。

然而,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依然以「和平發展」為基礎,而這一原則對中國的發展越發無益。中國致力於促進和平與發展,這聽起來也許不是件壞事,但採取這樣的方式至少有兩大問題。

首先,這一政策的前提是對國際經濟與政治關係的理想化認識。事實上,儘管大家都認為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傑出的實踐者,但其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即專業化與貿易可以加強國家間相互依賴,促進和平。其核心理念是,中國持續的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和平的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

尤其是在與非洲或拉丁美洲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打交道時,中國政府強調這種關係是互補的、互利共贏的:中國工業化進程迅速,需要從這些地區進口能源、礦產與農產品以促進自身發展。這樣的經濟合作對於各方來說都是促進發展的雙贏結果。

這樣的構想在原則上是沒問題的,但在實踐過程中則面對越來越多的困難。例如,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表示中巴關係需要超越互補關係。而奈及利亞央行行長則表示:「非洲各國必須要意識到,中國與美國、俄羅斯、英國、巴西以及其他國家一樣,在非洲發展並不是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中國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越來越無法滿足其眾多的發展中國傢伙伴。互補的經濟關係不一定會使合作雙方都同樣滿意,也不必然等同於穩定、健康的雙邊或多邊政治關係。

和平發展戰略的第二大潛在問題是錯誤地假定中國公司的海外經濟活動等同於中國總體的國家利益。中國核心的對外經濟政策,如「走出去」政策,推動了中國在海外的外國直接投資活動。而這類政策是建立在頗為樂觀的假設之上的,即中國企業,尤其是在海外運營的國有企業,將會積極推動雙贏的國際關係。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三中全會上國內政策才是更為重要的內容。不過這些挑戰也需要得到解決。與其說和平發展能夠實際指導中國日益複雜的外交關係,不如說這是一種一廂情願的表態,這在中國與很多地區在很多領域的接觸中都有所體現。

即使是一向樂於與中國開展南南合作的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接觸的蜜月期也已結束。這些國家現在尋求拓寬並加深與中國的關係,而不僅僅滿足於利用相對優勢進行經濟互補合作。

35年來,中國一直保持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雙管齊下。中國政府正努力重振這一方式的前半部分,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忽略了第二部分。

最近,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內的日本政要不斷發表涉華挑釁言論,引發極大關注。中國有官媒刊發社評稱不排除中日衝突升級為一場局部戰爭的可能性。

面對日漸緊張的東亞局勢,日本《外交官》雜誌網站刊文指出,若要瞭解中國在亞洲的崛起,人們值得對美國在冷戰後的「單極世界」好好地進行反思,這或許有助於人們更加瞭解權力轉移、戰爭與和平。

美國本可以利用它絕冠天下的超強實力在世界各地粗暴地追求它的全球戰略目標,並在這個過程中推翻一些羸弱的政權,但美國並沒有這麼做。確實,有一些美國政策的批評者可能會辯稱為了應對「911」,美國不就這麼做了嗎?但至今筆者對此仍持有懷疑的態度。

的確,美國之前的所作所為是在向一些較弱的國家展示:如果它們能遵循二戰後「自由」的國際秩序(譯註:原文為liberal order),不要主動打美國的壞主意、試著暗地裡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那麼美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會與它們和平共處的。

美國在柯林頓時期的繁榮時刻提醒著我們,美國採用的這種姿態是大體成功的。而鑒於美國的戰略在2001年底遭到了「休克療法」,所以較之前的時代來說,人們更難界定布希時期的美國戰略姿態到底成功與否。但總的來說,爭論還是偏向在「單極世界」之後的二十年裡,美國對其它國家友好多過粗暴(朝鮮核伊朗可能對此並不贊同)。

對於這一點,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G 約翰 伊伯里肯在其《制度、戰略約束和美國戰後秩序的持續》一書中進行了最為完整地論述。在伊伯里肯看來,美國之所以自90年代早期就迎來了其自由、民主、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是因為美國決定通過降低自身在國際事務中實行單邊掌控的可能性來穩固其超級霸主的地位。

實際上,在90年代,美國選擇展現出比其能力所及要低的力量來維持世界對它的信任。如果我們相信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斯蒂芬••沃特的主,如果美國只是單純地制衡世界各國現存的力量,而不就潛在的威脅進行長遠考慮,那麼美國也就不會做得更好了。這種做法使得稍弱的國家之間的軍備競賽暫時難以死灰復燃,也令他們無法再「圍堵」美國這隻「猛獸」。

那麼,現在中國的戰略家們能從上述的這些事情中認識到些什麼呢?誠然,中國不會很快就迎來它的「單極世界」,但其在泛亞地區的地位卻也有某種「區域單極」的感覺。中國的實力雄厚,在面對這一亞洲經濟中心之時,亞洲的每位外交官都會十分關切中國的立場。審視中國的崛起歷程,單純的經濟表現是為關鍵——這一點更甚於美國。

如果你認為中國執政精英們的政權合法性是源自中國蓬勃的經濟發展的話,那麼,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亞洲則應被置於中國亞洲戰略日程的首位。

在大蕭條時期,戰爭確實幫助美國渡過難關,但就一個試圖擺脫對製造業與出口的依賴、並向需求導向型增長邁進的經濟體來說,中國從戰爭中有所收益。中國的軍力雖然越發令人印象深刻,但卻還沒有經過實戰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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