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治迫害文化人還是文化人的自相殘殺

來源：文貝博客

        文化人應當包含科學家在內，但中國科學家中的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李四光、鄧稼祥、陳景潤、茅以升、華羅庚、王選、童弟周、竺可楨、蘇步青、周培源、嚴濟慈、吳有訓、吳階平等人因為致力於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做出突出貢獻和成績，在文革中受衝擊較小。科學家之間不僅沒有互相攻擊，而且互相學習切磋，一直受到重視和重用。本文談的文化人指以一支禿筆和一幅喉舌為職業，搖擺在文壇和權力場上的人。
        迫害文化人是執政者「罪狀」之一。細究起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化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很多既有文化成就又有官的身份。他們既是有影響的文化人，又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興風作浪者。把他們的所言所行置予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人都是咎由自取。只能讓人噁心，無法同情。
        郭沫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這位集古文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劇作家、詩人、社會活動家於一身的文化大家，其許多方面的成就堪稱中國近現代第一人。在政治上是位左右搖擺不定的人，國民政府時期擔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廳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任中央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列，提倡無產階級文學，是國統區文化革命的旗幟。他是新中國科技大學的創立者和新中國科學技術教育的重要奠基人，是大眾文學與精英文學相結合的典型代表。他既是偉大的天才，又有凡庸公民的缺陷。他的私生活飽受指謫，在政治上明哲保身，廣受垢病。他曾經儘力支持國民革命運動，後來又受到通緝。他為斯大林祝壽，寫文章支持外蒙古獨立。他幾次加入退出共產黨，熱衷於政治運動。他美化曹操與武則天的歷史形象，美化李白，貶低杜甫。他有兩個兒子在文革中離奇死亡，卻寫下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的詩。他的《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發表才五個月，又寫下了《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他的政治人格與他的文化成就一樣出名。
        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吳晗（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北京市統戰部長），這三位被稱作文化人是名不符實，他們只是某種政治勢力或政治思潮的代表。他們被冠以「三家村黑店」不無道理。他們當著共產黨的官，卻以《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形式攻擊政治，利用學術文章、雜文等形式為某種政治張目，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展開提供了借口和理由。把他們當作是彭真文化革命的馬前卒一點兒也不冤，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彭真北京市委的重要成員。
        沈雁冰（茅盾，文化部長），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文革之前創作甚豐。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之一（1921年入黨），他1925年發表的《論無產階級藝術》是革命文學的代表作。他曾擔任「左聯」執行書記，是魯迅的同盟者。在他的身上是文學家與革命家、文學家與政治家的混合體，他的作品政治傾向明顯，社會指向性強。是通過生活的橫斷面剖析社會或再現社會，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是時代性、社會性的結合。他擔任新中國首任文化部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經常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媒體或高層人員名單中。可以說他始終與黨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也可以說他是「同流合污」。
        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建國前曾任「左聯」黨團書記。他雖然沒有多少傳世的文學作品，在文化界卻是大名鼎鼎。上世紀三十年代，文化界在「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中，他與另一位文學大師馮雪峰結下了冤讎。他與田漢、夏衍、陽翰笙三人一起被魯迅批為「四條漢子」。建國以後的1957年，擔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挑起了文化界的鬥爭，丁玲、馮雪峰等被打為右派。六十年代初，他又是批判田漢、夏衍、陽翰笙等文化界名人的指揮者。文革前夕，他一篇《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講話，概括總結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1955年批判胡風；1957年批判丁玲、馮雪峰；六十年代批判田漢、夏衍、陽翰笙的五次大論戰、大批判。可笑的是，他曾經以三十年代兩個口號之爭打倒了馮雪峰和丁玲，卻在文革中以同樣的罪名和「反革命兩面派」被打倒。雖然文革後周揚在文藝界各種場合一再向過去被他傷害過的同志道歉，但這種投機主義者無法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原諒。有人認為周揚身處全國文藝界黨的領導人的權威地位的所言所行是在苦惱或惶惑狀態的迫不得已，然而這種解釋無法掩蓋其人格上存在的問題。
        夏衍（文化部副部長），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著名文學、電影、戲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左聯」時被魯迅批為「四條漢子」之一。文革前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時受潘漢年案牽聯受到審查，復出后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與周揚一起，參與了對文化界人士的批判和攻擊，曾經紅極一時。文革運動展開以後，與周揚一樣被作為舊文藝路線的代表人物被批判。1977年復出后成為代表文化界的中顧委委員和文聯副書記。
        老舍（文聯副主席），這位被稱作是人民藝術家，他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是描寫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發起的初期受到批判， 1966年8月23日，自沉於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享年67歲。從他被批判和死的節點上，屬於「劉鄧」主政文革時期第一代紅衛兵造反期間，誰是罪魁禍首大家心知肚明。
        巴金（政協副主席），中國文化人值得大書特書和深刻研究的人，他的一生是中國文化人的一個縮影。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他和郭沫若、老舍、葉聖陶、洪深、陳白塵、胡風、茅盾等人交往甚深，是建國后包括郭沫若、周揚、夏衍、茅盾、趙樹理、老舍、曹禺等最得意的文化人之一。在1956年大鳴大放中，他寫出了《「鳴」起來吧》《「獨立思考」》等呼應文章。在1957年的反右中，他又是批判馮雪峰、丁玲、艾青等文化界人士的積極者。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58年至文革前出版，既忙於國內文化革命又忙於外事活動，還不忘利用機會出版自己的作品。1965年還寫文章批判《不夜城》，1966年８月就靠邊站。此後被以「文藝界反動權威」受到批判，1973年被以人民內部矛盾解放。巴金是位跨世紀的偉大作家，同時也是位人格並不高尚的人，他「代表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良心」名不符實。用他自己的話說文化大革命「就有我的一份罪」，雖然解放后包括文革中他只不過出於軟弱說了一些假話錯話，但他曾經附會於政治，放棄獨立思考的權利和為人的尊嚴。他在胡風、路翎遭到誣陷和批判的時候不僅沒有仗義執言，而且無中生有地批評他們。他在家裡對著鏡子提前練習低頭認罪的姿勢，他寫的許多應景文章。雖然他此後作過懺悔，但這些遺撼和過失無法彌補，他的文章和為人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丁玲（中宣部文藝處長），「左聯」重要人物，中央蘇區最早著名作家之一。1955年和1957年，在文化界同行的揭發攻擊下，先後被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平反。
        趙樹理（縣委副書記），抗日戰爭時期創作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使他紅透大江南北，被稱「山藥蛋派」。文革開始的1966年夏天，擔任山西晉城縣委副書記的趙樹理陷入山西地方幫派鬥爭受到批判。1970年9月22日在醫院離開人世，時年64歲。
        田漢（文化部局長），「左聯」四條漢子之一，話劇戲曲電影作家，文藝批評社會活動家，文藝工作領導者。他的《義勇軍進行曲》廣泛流傳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解放后創作的《關漢卿》、《文成公主》及整理戲曲《白蛇傳》、《謝瑤環》既是他的成就又是造成他被打倒的作品。他在擔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期間，參預了文革前的歷次文化界運動，對新中國戲曲改革，促進了傳統戲曲藝術的發展功不可沒。他參加了四清運動，文革中被打倒既有當年圍攻魯迅、跟隨王明路線、與賣國文人周作人等有關，又有當時政壇派性之爭和文化界內鬥的因素。他死於1968年，被打倒卻是1964年，是彭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時期。因為他的《關漢卿》、《謝瑤環》被指為彭德懷翻案。誰反對彭德懷世人皆知。
        胡風（中國作協理事），上世紀三十年代「左聯」主要人物之一，是魯迅欣賞者之一。他的一篇《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挑起了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與他對立的是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四條漢子」。他在1952年就被批「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受到周揚、夏衍、田漢等文化界當權派的圍攻。1955年被逮捕入獄，此後在入獄和出獄中來回折騰，是受害時間最長的文化人之一。1978年出獄，1980年獲初步平反，向胡風送達平反通知的正是當初害他的周揚，胡風因平反留有尾巴拒絕簽字。1988年死後才徹底平反。
        王蒙（文化部長），屬於當代作家。1957年23歲以工廠團委副書記被劃為右派。他在文學上的成名主要在文革以後，屬於青春文學或意識流。既是新時代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化部長，又是中國作家富豪榜前列人物。這是位名利雙收的文化人。
        從以上幾位代表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中國現代文化人的文學成就與人格品行成反比。
        在政治上，這些文化人較好地利用了文化地位而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利益，既當官又從政。在思想意識領先的社會環境里，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在社會上，他們是權威，是不能冒犯的「大家」。他們可以隨意批評別人，卻不能觸及他們的利益和地位。正是因為有這些權威的為虎作倀，才使很多知識分子被打倒。
在道德上，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傳統觀念仍然盛行的社會條件下，他們的仁義道德掛在嘴上，乾的卻是雞鳴狗盜之事。
在地位上，他們控制著輿論陣地和文化宣傳權力，企圖一切都按他們的指揮棒走。
　　在基礎上，中國傳統對權威的崇拜和對精英的尊重，使他們有較大的群眾信任基礎。在「愚民」的擁護下，他們成為人們盲目追求的榜樣。
在人格上，他們既互相勾結，又互相攻訐。他們的文學成就很高，靈魂卻極其醜陋。他們之間的睚眥必報足以令人心驚膽戰。
　　在1955年胡風反黨案中，文化人的表現可見一斑。
        郭沫若說：「像胡風這樣的人，他二十年來，一貫地在革命的內部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的最頑惡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壓！」他甚至主張判胡風及「胡風分子」們以死刑！
        茅盾說：「胡風其人自始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真走狗；胡風本人和他的集團內的骨幹分子的履歷，都是醜惡已極，見不得人的；胡風和他的集團分子長時期以來所進行的反黨、反人民的罪惡勾當，都是狡詐，陰險而且狠毒，十足是美蔣訓練出來的特務的嘴臉和手法。」
        老舍說：「原來他把他的小集團以外的人，特別是共產黨，都看成敵人啊！......我只能說，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看了那些信札以後，我才知道胡風原來並不只是目空一切，而是要鎮壓革命，去做文壇的暴君！他哪裡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真是他的思想與實踐的基礎！我看不懂他的文章；現在，由他的信札里卻看懂了他的心，一顆極端狂暴狠毒的心！」
        丁玲說：「胡風分子從骨子裡恨所有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作家。」「他同樣從思想深處反對我們黨的負責同志的。」
　　曹禺說：「我們要問，『胡風，你的主子究竟是誰？你的後台老闆究竟是誰？』讓我提一個線索吧。當胡風向黨和黨領導的文藝戰線發動了猖狂進攻以後，不久就傳來了台灣廣播的熱烈的響應，和胡風一樣，甚至連胡風的詞句都完全保存著，無恥地重複著胡風對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的污衊。」「你們還得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麼反動勢力是你們的主子？」。　　　
        巴金在回憶文章中提出：「我對自己的表演，感到噁心，也感到羞恥」 。他在《隨想錄》中說：「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升。」他在文化界的歷次鬥爭中的表現是非常醜陋的，以至於有人提出「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
        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一些文人自殺，這種自殺究竟是對現實的抗爭還是文人的自戀很難說清。
        也許在文人自己的心目中，自殺是偉大的，可以用自己的死亡來驚醒世人。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活著的時候無法改變世界，死就能如願以償嗎？自殺並不是獨立人格的正確表現，而是一種對被權力拋棄，文人精神世界被現實擊毀，在悔恨或理想中的浪漫表現。
        也是這位巴金，他提議建立現代文學館和文革博物館。然而包括巴金本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也是有限的，以至於傅國涌在《對巴金也要說真話》一文中說：「在《隨想錄》之後，在很多重大的問題上，我們都沒有能聽到他（巴金）的聲音，也許他太老了，歲月不饒人啊。巴金曾為說假話難過了幾十年。『文革』結束，他終於下決心『講真話』，并力倡『講真話』。但他終究不是那個指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他未能發出左拉式的『我控訴』這樣的聲音，他的『說真話』也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現存體制和時代所給予他的那些限制。在他晚年，說真話實際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內心是否為自己沒有能公開講出那些真話而難過、而痛苦，我們已無法知道。」
        建立現代文學館和文革博物館是件好事，也是一個國家對歷史尊重的表現。然而這種館的建立是實事求是還是弄虛作假值得研究。如果實事求是的把中國文化歷史及文化名人展示出來，人們看到的很可能是一灘荒誕不堪的污泥濁水。如果弄虛作假，只挑有利於當前得意者來展示，則歪曲了歷史，成為某些人或勢力歌功頌德的場所。
        即使是在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里，文化人與權力相勾結的互相殘殺仍然不斷。
        當年依附在胡耀邦、趙紫陽身上的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胡績偉、嚴家其等和依附在鄧小平身邊的胡喬木、鄧立群、于光遠等的博殺，後來依附在當權派的體制內文人吳敬鏈、厲以寧、樊綱、林毅夫、張維迎等與茅於軾、汪丁丁、周其仁、汪暉這些西化派的爭鬥，包括與孔慶東、司馬南、韓德強、馬賓這些左派人士之間的爭鬥，古遠新、余傑、沙葉新、肖夏林等對余秋雨的圍攻，都反映了文化人之間在政治觀念、權力與利益取向上的殘酷博弈。
        事實上中國現代史中文化人之間的互相殘殺所造成的「傷亡」，遠比政治鬥爭被迫害打倒的人多百倍千倍。即使那些曾經被迫害或打倒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整人與被整中循環往複。
        中國現代文人很多都是幫閑文人，是給權力打工，為政治背書。
        文化人之間的殘殺由來已久，是文化人自身人格缺陷之一。政治充分利用了文化人的缺陷，讓他們在互相殘殺中為政治服務。

文化人之間的殘殺

我感興趣的是，假如魯迅活到文革會是怎麼樣，老毛說過的兩種下場，魯迅會是哪一種？

青貝殼 發表於 2013-10-8 19:04
我感興趣的是，假如魯迅活到文革會是怎麼樣，老毛說過的兩種下場，魯迅會是哪一種？ ...

估計他殺不過郭沫若和周揚......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獨立過嗎？

城市達人 發表於 2013-10-9 00:21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獨立過嗎？

中國的知識分子獨立意識不強，但內鬥意識很強。

城市達人 發表於 2013-10-9 00:21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獨立過嗎？

有！司馬遷，一面摸摸空空如也的襠下，一面奮筆寫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