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昌盛：薄熙來瓦解了紅色意識形態

由薄熙來主演的狗血宮廷劇，從2012年2月6日開始上演（王立軍闖進美國領事館），一直演到2013年9月22日法院宣判。該劇以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為劇終。但劇中的荒唐故事、荒誕情節、荒淫人物所產生的「正能量」，在中國社會剛剛開始發酵。無論薄熙來是否冤枉，是否還有核心罪行被掩蓋，他都在客觀上引起了一場政治地震，都在客觀上瓦解了中共的紅色（社會主義特色）意識形態，使中共無法挽回思想政治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日漸失效的頹勢，最終導致紅色意識形態的終結。雖然在薄熙來之前，也有陳希同、成克傑、陳良宇等「國家領導人」級別的貪官被判刑，但薄熙來瓦解紅色意識形態的作用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這是薄熙來給中國人留下的寶貴政治遺產，也是他對中國乃至世界民主化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貢獻之一：他佐證紅色意識形態是「高貴謊言」

意識形態（英文Ideology）這個詞是德崔希伯爵在1796年所創造的，意為理念、空想和空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稱「意識形態」為「高貴謊言」（the noble lie）。德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席爾斯說：「意識形態是對人、社會及人和社會有關的宇宙的認知與道德信念的通盤形態。它往往是一個封閉系統，對外界不同意見採取排斥態度。從內部來看，它一方面拒絕自我革新，另一方面，要求追隨者絕對服從，並使追隨者覺得絕對服從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現。」馬克思所提出的「意識形態」，是指由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對所有社會成員提出的一組觀念，這些觀念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代表了某一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又反過來指導這一階級或集團的行動。馬克思具有階級性的意識形態是一幢為了欺騙和使權力關係具有合法性的建築----「上層建築」， 它假設制度的需要是產生於生存需要的，是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

柏拉圖的《理想國》告訴我們表象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住在洞穴裡面的人都是囚徒，被綁住手腳，縛住頭頸，不能動彈。他們背對著燃燒的火炬，看著穴壁，但火炬與囚徒之間還有一堵擋阻火炬的牆。躲在在牆後面的人拿著假人和假獸，發出聲音、做出動作，假人和假獸被火光照射到囚徒面對的穴壁上，囚徒們把在穴壁上看到的影子當成真相。其中一個囚徒被解除了桎梏，不僅看到躲在火炬牆后的人，而且走出洞穴看到真實的景象。當他把真相說給那些不能動彈的囚徒聽時，被囚徒們視作造謠傳謠。這是柏拉圖的「洞穴之喻」，寓意了事實與影子的哲學困境和社會衝突。柏拉圖的洞穴與當今的現實中國，何其吻合，彷彿是千年之前對苦難中國的神秘預言。

薄熙來就是那個躲在牆后拿著假人和假獸演皮影戲的人。撕破他假面具的人不是胡溫，也不是習近平，更不是中紀委，而是他的打手兼「狗腿子」王立軍。一次狗急跳牆、一次激情叛逃、一次烏龍事件，結束了薄熙來的政治生命。這是「天助胡溫」，是「上天示警」和「天人感應」，是實在捂不住了，是無法向世人交代，絕不是什麼「體現了中央反腐敗的決心」，更不是什麼「體現了法治精神」。貪天功為己功，是喪盡天良！

如果不是那幾拳頭和幾耳光導致王立軍激情到美國領事館「上訪」，「人民的好書記」就鐵成為「人民的好常委」，甚至是「人民的好總書記」，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這是多麼大的諷刺啊！只有「薄絲」想不到的，沒有「人民的好書記」做不到的。貪污、受賄、揮霍、洗錢、淫亂、造謠、讓異己失蹤、包庇妻子殺人……「人民的好書記」原來是贓官、惡霸、野心家、流氓、黑社會老大。還有誰會相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有誰會相信「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還有誰會相信「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好的」？還有誰會相信「中共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現在，臣民只相信薄熙來在中央領導中是最廉潔的領導，貪污受賄2000多萬對一個太子黨來說是九牛一毛，因為他們世襲特權，他們的名字就是錢，在西方銀行或跨國公司掛個「諮詢」，銀子就嘩嘩地進來；在官商之間「搭個橋」，就可以吃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回扣。「太子黨」們早已紛紛成為國內壟斷企業的老總或西方跨國公司代辦，他們控制了投資項目、銀行貸款、礦產、土地等國家各種重要資源，他們正在瓜分和掏空中國。雖然薄熙來是一個比較廉價的領導幹部，但看懂了薄熙來就看懂了中共，這是一個反人類的政治集團，是一夥窮凶極惡的貪官酷吏，是一群男盜女娼的偽君子，是一幫邪教的傳教士。

中共的意識形態假設制度的需要是產生於生存需要的，是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極權通過信息封鎖和宣傳壟斷，使其控制範圍內的大多數的人們生活在被意識形態所包裹的虛假的生活之中。捷克劇作家、「天鵝絨革命」領袖、捷克共和國前總統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中寫到：「意識形態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它賦予人以認同、尊嚴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們與現實的實質輕易地脫離。」薄熙來是最會玩意識形態的人，他在重慶把唱「紅歌」演為一種集體和強制性的狂歡，並且試圖將其作為這個時代馴服和動員民眾的精神力量。「紅歌」里隱含或張揚著個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體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價值觀，薄熙來把紅歌」作為一種「超個人的與客觀的武器庫(馬克思語)」，讓人們在唱歌中欺騙自己的良知，掩飾自己的失落境遇、卑瑣和安於現狀的心態。

通過「紅歌」體現的意識形態，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樑，跨越社會制度與生存目的之間的鴻溝，讓你永遠「憶苦思甜」，讓你感到這個社會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讓你感到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紅歌」是人人都能用的借口，下崗工人和妓女通過唱《國家》、《最美的歌兒唱給媽媽》等愛黨愛國歌曲來掩飾他對失業和「掃黃」的恐懼；官員們通過唱《心繫老百姓》等歌曲來掩飾對權力和金錢的貪慾。現在人們才知道，薄熙來與王立軍「心繫」的是向他們行賄的老闆和二奶。哈維爾指出「這種意識形態開脫和障眼術的根本功效是向後極權社會內的支柱和受害者們提供假象，讓人們相信制度是與人類和宇宙的法則諧調一致的。」這裡的「諧調一致」，就是所謂的「和諧社會」。

薄熙來是中共的「優秀代表」，是中共的化身和「袖珍版」，因為在公共權力被「家化」的體制下，每個政府官員都可能成為「薄熙來」。在法庭對薄熙來審判的同時，中國人對中共的審判、對獨裁專制的審判、對紅色意識形態的審判也開始了！

貢獻之二：他詮釋紅色意識形態是造神招魂

在中國當記者，你不會寫新聞稿無所謂，但你必須會寫「宣傳稿」，就是宣傳先進人物的事迹，造一個神，通過這個神去美化黨的「偉光正」形象，通過這個神去招魂。薄熙來在大連當市長時就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典型，陳祖芬的報告文學《世界上什麼事最開心》、白描的報告文學《一個人與一座城市》，把薄熙來推上神壇。他的霸道專橫被讚美為「薄氏風格」,他的「形象工程」被讚美為「經營城市」,他的個人崇拜被讚美為「大連三寶」。在詭異的意識形態下，無良文人與江湖專家接踵而至，加上他本人對媒體就有嫻熟的操控能力，匪夷所思的追捧將他的面目修飾得更加神鬼難測。在法庭上，檢察院起訴他在大連期間不僅受賄，還貪污500多萬工程款。既然如此，二十多年來他怎麼還能步步高升呢？難怪坊間說「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寶森」。在專制體制下，好人當不了官，而一旦當上官就只能更壞。因為專制體制下的意識形態就是鼓勵「適度腐敗」、鼓勵「一把手」的專權專橫，在這個體制中的官員沒有最壞，只有更壞。這就叫「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的上層建築。

中共經營的意識形態，是長期的權力崇拜、虛假當先、集團利益至上的宣傳教育。正是這種宣傳教育，造就了薄熙來這種表裡不一、外紅內黑的精神分裂典型。他的「打黑」，原來是地地道道的「黑打」，他自己就是「黑老大」；他的「唱紅」，原來是為了讓幸福的歌聲掩蓋他把「蛋糕」分給大連的鐵哥們；他的「廉租房」，就是把農民趕出土地，就是透支地方財政和國家開發銀行再由全國納稅人埋單的樣板工程；他的「民主法制」，就是排除異己、把所有反對自己的人都關進監獄。薄熙來的潘多拉盒子被王立軍打開：針對民營企業家，是血雨腥風般的刑訊逼供，鐵山坪等24個「打黑基地」成為令人毛骨悚然的「渣滓洞」；針對有微詞的普通市民就是直接勞教，製造了「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血淚斑斑的冤案；針對中高級幹部，則是「在一些幹部的褲腰帶上綁了定時炸彈」，雷政富案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詮釋。

中共經營的意識形態，用「三個代表」對貪官污吏進行「神化」，「三個代表」是奉天承運。這種「神化」對他們特別實用，可以冠冕堂皇地為上上下下正名與開脫，同時也造就了各級官員神鬼不分的雙重人格。在中共圍剿「謠言」時，薄書記竟然也厚顏無恥地站出來「闢謠」。他在全國「兩會」接受媒體採訪時，主動反擊「謠言」。對有關兒子在國外讀書的資金問題，他一字一句地說：「全額獎學金！」現在我們知道了，學費對薄瓜瓜來說是九牛一毛，他一邊讀書一邊做跨國大買賣，海伍德向他索要一個項目的預期收益就是1400萬英鎊。薄熙來「闢謠」說：「我跟我夫人也沒有任何個人資產，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下來。」現在我們知道了，薄在法國還有一套足球場大的別墅。薄還說自己的老婆「現在幾乎就在家裡面，就是給我做一些家務。」現在我們知道了，一個沒有公職的薄夫人不僅可以帶領市委辦公廳的人去殺一個外國人，還指揮公安局焚屍滅跡，還指揮紀委把不聽話的警官關進監獄，而薄就是給谷撐腰的黑老大。

薄熙來案件本應該引起中共對自己主導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和檢討，但是，他們仍然在造神招魂，開始了運動式的反腐以換取民心，並把「黨的群眾路線教育」作為走上神壇的祭祀儀式，讓臣民們把希望寄托在出現一位反腐動真格的「好總書記」身上。這就像愛德華?席爾斯所說：「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傳播則要靠『克理斯瑪』型的人物出現與領導。」哈維爾在他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描繪了這種后極權社會裡的現狀：「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儀，只存在一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一種祭祀的、假裝和偽造現實的語言。」這種語言在中國被稱為「貪官體」語言，嚴重污染了中文。坊間有個緞子諷刺了中共的格式化語言，說一個農民工到「10元店」嫖娼被抓，他在公安局寫下的「檢討書」與貪官的「懺悔書」是一樣的：「因為放鬆了理論學習和思想改造，沒有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經不起金錢（十元店省錢）和美女的誘惑，把自己混同於某些黨員幹部,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普通群眾,以為可以和領導一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獨裁者是怎樣通過祭祀儀式進行招魂目的？哈維爾指出：「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借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後面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於現象自身，而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里所依據的坐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中共在各種加強意識形態的理論文章中，一直在恫嚇臣民「要汲取前蘇聯的教訓」，「要吸取戈爾巴喬夫的教訓」，而現實是，俄羅斯人民再也不用排長隊買麵包了，他們的生活質量得到空前提高：住房人均18平方米以下免費；住院救護車免費、手術免費，床位免費，治療免費，唯一不免的只有藥費；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自來水、熱水（每天24小時供應）、供暖，從來就不收費，連水表都省了；學生上學一律免學費，教科書均由學校無償提供，還有一份免費的午餐；企業解僱職工，企業要提前3個月向政府就業處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方可解除勞動合同。最主要的是，俄羅斯人民獲得了自由，有了選票，有了批評政府的權力。你讓仍然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吸取什麼樣的教訓？

人家戈爾巴喬夫因為亡黨有功，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在他過80歲生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宣布頒給他象徵俄羅斯最高榮譽的「聖安德烈勳章」，在克里姆林宮為他舉行盛大勳章授予儀式，表彰他在前蘇聯末期擔任國家領袖時所做出的貢獻。俄羅斯民間出現了自發的「感謝戈爾巴喬夫」運動，用各種形式對戈爾巴喬夫結束了蘇聯共產黨的一黨獨裁統治表示感謝。不僅俄羅斯人民感謝他，前蘇聯各加盟國人民感謝他，東歐人民感謝他，為什麼你讓我們要吸取他的教訓？我們已經知道你是「偉光正」之神，你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挽救了人民，帶領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是，我們從薄熙來身上看到了你的真面目：「說你是人吧，你盡干魔鬼的事。說你是魔鬼吧，你裝的是上帝。說你是上帝吧，你豬狗都不如。說你是豬狗吧，你兇殘勝屠夫。說你是屠夫吧，你對外是鱉孫。說你是鱉孫吧，你對內狠過倭寇。說你是倭寇吧，你又拿著米國護照。說你是米國人吧，你又把人民代表。說你是人民代表吧，老子何時授權讓你代表？」

貢獻之三：他證明后極權社會無法糾正意識形態泛化

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指出，當一個社會產生了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因迷失方向而產生了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薄熙來案件開庭后，習近平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北京日報》把加強意識形態工作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鬥爭，《解放軍報》把加強意識形態工作上升到戰爭狀態：「只有像當年守上甘嶺那樣，鉚在意識形態鬥爭陣地上、戰鬥在最前沿，才能打贏這場不見硝煙的暗戰，奪得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用「你死我活」這樣的文革語言來形容中共目前面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足可以說明中共面臨的有關其執政合法性的信任危機越來越嚴重。

克利弗德?紀爾茲與哈維爾及中共喉舌媒體所說的意識形態都是針對政治意識形態而言的，即一個政黨用來解釋社會應當如何運作的觀念與原則，並且提供了整套政治思想結構和社會秩序的藍圖。比如說，20世紀中最具有影響力與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一就是共產主義。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僅僅是政治的意識形態，還包括社會意識形態、民間意識形態、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公民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種類。政治意識形態只不過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多種元素之一。國家由社會形式體現，故國家意識形態空間首先屬於社會意識形態，而社會意識形態包括左派的、右派的、改革派的、保守派的、反對派的、各階層的意識，它的多元化決定著國家意識形態的空間質量。當政治意識形態幾乎全面佔領了社會意識形態空間時，必然走向專制。而專制則會使社會意識形態根本喪失呈現和表達的可能，必然導致社會意識形態發生異化和扭曲，國家的長治久安也隨之成為暴力維穩。

中共把它的政治意識形態提升到「鬥爭」與「戰爭」的高度，是意識形態泛化的表現。意識形態泛化是指片面強化甚至曲解意識形態的價值功能。它是對某種意識形態所作出的泛化或過度化，致使作為政治制度的思想表現的意識形態被誇大、膨脹和絕對化，出現了特定的意識形態與非意識形態的現象和事實相混同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在同一意識形態下實施的論戰、衝突、清洗等。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意識形態「泛化」的極致。政治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經濟上「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文化上破「四舊」，日常生活中政治意識形態與人們的道德倫理底線混淆不清，外交政策上搞「一邊倒」的革命輸出。在那個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在那種「人人過關」和「人人表忠心」的環境下，為了忠於同一個組織，同一個領袖，人們互相揭發、告密、陷害，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手裡拿著憲法也逃不過紅衛兵的批鬥，很多「走資派」被自己的兒女帶領紅衛兵抄家並拉去批鬥，據說薄熙來在批鬥父親的大會上，把父親打倒又踢了兩腳。那種「統一思想」的政治意識形態，最終「統一」成了一個人的意志。當「一句頂一萬句」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時，全國人也就成為邪教信徒，成為「烏合之眾」。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朝鮮的國民「是一群烏合之眾」，這裡的「烏」並非指黑色，而是指頭腦中除了被神諭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就再也別無所有，是謂「無意識」之眾。

意識形態泛化的原因是獨裁者把政治作為管理社會的純工具，通過政治宣傳把染紅的世界觀滲透到臣民的生活，灌輸到臣民民的大腦。臣民生活在一個扁平世界，即一個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世界，用中國人的話說，是一個「你死我活」的世界。就在王立軍闖美國領事館的前三天（2月3日），薄熙來在重慶市宣傳文化工作會議上說：「我們的媒體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鋼鐵般的意志。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薄熙來不但沒有吸取意識形態泛化的教訓，以毛澤東的「鬥爭學說」支撐著「薄氏主義」和「重慶模式」。他的目的與法西斯是一脈相承。德國希特勒時代，納粹極度重視宣傳，反對理性，崇尚激情，這種激情外化為對國家、種族或元首的歌頌。希特勒通過集會、遊行、集體歌唱等方式，使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一種巨大榮耀，同時又深刻地意識到個人融入集體之中方有力量，進一步排斥了個人主義。服飾高度統一，閱兵莊嚴威武，歌詠聲振屋瓦，人們陶醉其中，產生一種強大的幻覺。想想那些對傳統價值最初看起來是如此桀驁不馴的年輕人，最終在元首面前是如此馴服和富於犧牲，確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打黑唱紅」的重慶，到底在中國要推廣什麼樣的模式？當年納粹對於某些社會成員的妖魔化和打擊是實現那種超限動員的重要手段，他們可以是猶太人，共產黨人，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或者其他名號的「敵對勢力」。弔詭的是，開始打擊對象往往是真正的「害群之馬」，例如「黑社會」。據說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鋼拳鐵掌，把久治不愈的黑手黨不經任何法律程序一掃而光，舉國為之歡呼，對元首的崇拜無以復加。接下來，鐵拳就面向所有敢於提出非議的人們，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的判斷力已經喪失了，同時歡呼已經成為習慣，社會遂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在權力競爭公開化的民主社會中，公眾控制權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識形態為權力辯解和開脫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裡，總會有辦法來糾正意識形態泛化的傾向。2009年9月8日，是美國中小學新學期開學日，奧巴馬要到維吉尼亞州威克菲爾德高中發表演講，教育部要求全國中小學校組織學生觀看電視直播。但「萬人迷」的奧巴馬怎麼也想不到，未開講先遭「炮轟」，很多學校拒絕組織學生收看，在威克菲爾德高中校門外，反對者們冒雨舉著標語表示抗議。標語牌上寫著:「總統先生，請與我們的孩子保持距離」。事出有因， 教育部在下達奧巴馬演講通知時，同時布置了一個作文題目，建議學生根據奧巴馬的演講給自己寫一封信，向自己提問幾個問題，其中包括「如何去幫助奧巴馬總統」。就是這個作文題引發了一場公民辯論。很多人認為奧巴馬演講的目的是為了將自己的政治想法強加給學生，這已經違背了「教育讓政治走開」的美國政壇禁忌。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領導人吉姆?格里爾在一份聲明中說:「作為四個孩子的父親，我感到十分震驚，納稅人的錢被計劃用來傳播奧巴馬的政治意識形態。」得克薩斯州的一位家長說:「無論誰是總統，我都不希望他來到學校對我的孩子進行一番政治演說。」面對公民的批評，教育部不得不重新發了一個學習通知，把「如何能夠幫助總統」改成「如何實現自己的近期和遠期目標」。為了消除各方顧慮，白宮新聞發言人吉布斯澄清說，奧巴馬的演說不會有黨派色彩，他將敦促學生努力學習，設立目標，避免退學以及減少輟學率。但學生家長們還是不放心，奧巴馬只好把自己的演講提綱提前發布到白宮網站上。

在一個公民社會，公民們絕對不會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共在香港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必修課程，香港教育局資助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了《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向全港中小學派發作教學參考，內容大篇幅唱好中國政制，指中國模式內涵是「民本」，推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表現和考核為本設立官員遴選制，形成「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手冊又說中國政府用人唯賢，有定期官員更替防止貪污及瀆職等，稱這些內涵是「社會科學所言的理想型」。手冊對美國的政黨制則批評為「惡鬥」和「令人民當災」。手冊對中共政權內部的腐敗和缺乏民主機製造成的問題隻字未提，還抹殺了1989年鎮壓民主人士之類的歷史事件……為了不讓充滿謊言和鬼話的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十萬港人上街遊行抗議，很多學生絕食抗議，最終逼得特區政府在國民教育上做出了重大讓步。

在一個后極權社會，無法糾正意識形態泛化，習近平正在繼承薄熙來未盡的事業，在實行「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以打擊謠言為標誌的強化意識形態運動開始了，轟轟烈烈、暴風驟雨，大有文革的味道和氣勢。

貢獻之四：他昭示紅色意識形態必然終結

薄熙來案件開審后，中國出現了一個詭異的形象，左派和右派實現了空氣的一致，不論是「烏有之鄉」，還是「國內外敵對勢力」都認為薄熙來是路線鬥爭的犧牲品，都認為他是冤枉的。左派認為，薄熙來貪污受賄的數額還不及廣東一個村長和一個城管中隊長的數額，他是中國最廉潔的領導幹部，他是毛澤東的好接班人，他的牢獄之災是因為他為人民做的好事太多而挑戰了某些中央領導的權威；右派認為，薄熙來的主要罪行是「三宗罪」之外的「政治罪」，但責任不在他身上，而在紅色意識形態包裝的體制上。

薄熙來的「政治罪」產生在「重慶模式」上。他把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壓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義，以此證明制度優越性與政治合法性；他在「打黑唱紅」與「注重民生」過程中的透明度極低，缺少民意基礎和民主的權力模式，決策過於自上而下，強調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忽略社會的維度，極力推崇毛澤東意識形態和黨政司法極權模式來實現一種公平和共富的社會治理，人為的破壞了司法制衡機制。當年，薄熙來組團到北京唱紅，與王立軍設套抓律師，大搞文字獄，這些都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大張旗鼓的作為，但時任常委的習近平等幾個常委在分別去重慶考察時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其他省市亦有效仿，大有在全國展開之勢。在薄被免后很多人期待中央對重慶的唱紅打黑有個政治上的評估，在薄案開庭時很多人期望在被告最後陳述階段法庭能給薄熙來一個闡述政治主張的機會，以便全民辯論反思、吸取教訓、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一切都在向反面發展，從習近平「兩個不能否定」和再次高調強調意識形態上看都與薄熙來同出一門，中國人的「價值觀」依然混亂，社會依然缺少「共識」。

價值觀是意識形態的核心，但中共一直確定不了自己的價值觀是什麼，直到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屆六中全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這個決定提出「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這個核心價值體系內容包括：「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堅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一種批判和革命理論，而非發展和建設理論，他已經被蘇聯和東歐證明是神話的東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所體現，薄熙來的老婆有雙重國籍，名字都是外國的，孩子在國外讀書，早就過上了資本主義的生活，他們怎麼會與普通中國人有「共同理想」？愛國主義已經被「裸官」利用為轉移公眾泄憤目標的民族主義，民族精神很難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過度的民族主義就會催生大國沙文主義。改革創新已經被「五不搞」、「兩個不能否定」徹底阻擋。社會主義榮辱觀已經被大小「薄熙來」們的「二奶文化」所抵消。所以，這個價值體系是一個價值虛無的體系，把中國人帶進了一個價值迷茫的社會，帶進了一個遠離普世價值的社會。一個價值虛無的社會，就是一個沒有「道統」的社會，「道統」是道德建設的基礎，「道」之不存，「德」之焉附？何談「思想道德基礎」。

這個決定沒有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世界都搞不明白，沒有核心價值觀怎麼就成「體系」了？直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以12個詞概括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個「核心價值觀」讓中國的右派激動好久，他們發現這裡面基本具備了「普世價值」的內容，認為這是中共變相承認了普世價值。不久，中共喉舌媒體對「普世價值」和「憲政」進行了集中猛烈的攻擊，這時右派才明白，沒有憲政做保障，那「12個詞」一個也實現不了。就在這時，薄熙來給出最有力的證明。強橫如王的副省級幹部王立軍，遭遇薄熙來的巨大權力，除非逃入美國領事館才能保命，那麼一般老百姓在強權面前當如何自保？如果沒有王的狗急跳牆，那麼海伍德案永遠是冤案，海伍德永遠是一個「酒鬼」。這是什麼制度可以讓殺人者橫行無忌？

筆者相信，薄熙來與習近平都不會真心愿意繼承毛澤東的紅色意識形態，他們的父輩都是紅色意識形態的受害者，習近平在提出「不走邪路」的同時也提出「不走老路」。但是，作為「特殊利益維持會會長」的角色，為了紅色江山代代傳，他們又不得不走老路。絕大多數中國臣民對自己依然貧困不滿，對自己失業下崗不滿，對高通脹不滿，對兩極分化不滿，對資本吸金方式不滿，對權錢交易不滿，對土地財政不滿，對高稅負不滿，對公權頻繁侵犯私權的家破人亡不滿……為了堵住「不滿」的嘴，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強已經破產的意識形態，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做到「敢於亮劍」。但是他們沒有看到中國臣民的覺醒速度，這個時代已經不是毛澤東愚民的時代，網際網路中的柏林牆比籬笆牆還脆弱，一切加強意識形態的工作都是徒勞的，只能加速柏林牆的倒塌。

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社會學者發現蘇聯知識分子已和斯大林主義最終決裂了，「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它就是進步的」這一信念已經被知識分子粉碎了。一些社會學家達到了這樣的共識,即把「意識形態終結」看作是50年代的特徵。「意識形態終結」意謂激進運動的舊的政治觀念已經衰竭,不再有力量在知識分子中以強制的方式獲得忠誠的熱情。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解體后，西方又流行「意識形態終結」的說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識形態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走入了歷史。這裡的「意識形態終結」意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的終結」，並不指國家意識形態的終結。所有獨裁國家都是一個只有政黨意識形態而沒有國家意識形態的國家。國家沒有國家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有「軟實力」。有學者提出要重建中國的意識形態，其實不存在重建的問題，只有補上空白的問題，從零開始建設國家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人類共享的價值，這樣才能有真正的「軟實力」，也會展現其持久的生命力。

我以為，中國人應該感謝薄熙來，他是一個另類的「民主啟蒙家」，他讓中國人與憲政的距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近過，201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應該頒給薄熙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