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的消失 公權力全面控盤的必然 ZT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東亞最繁華的都市——上海的一條街道上，一位步履蹣跚、身穿長衫的老頭正在掃馬路，他的身後，是編號為3514的垃圾車。對新政權懷著無限希望的市民來來往往，沒幾個人能想到這個風燭殘年的老頭，在兩、三年前還是上海灘叱吒風雲的人物。



這個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場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幫頭子黃金榮。兩年後，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為歷史。

黃金榮的死，對於百廢待興的中國大陸來說，或許可視為一個標誌性事件。這不但是一位作惡多端、名聲極大的黑道老大走過他的一生，也標誌著在中國傳統社會裡，長期存在於官府與家族、村落之間的江湖，徹底地消失了。從此，真正的江湖一統。從都市到鄉村，從機關、學校、廠礦到一個個家庭，從來沒有如此全面地處在一個新政權的控制下。

今日回顧新政建立之初的那段歲月，一些人津津樂道於當時雷霆萬鈞的打黑掃黃行動，以及其成效，來證明新政權的執政能力。確實，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建立后，沒有像新中國成立后對黑社會組織、江湖幫會掃除得那樣徹底。其原因除了新政權無與倫比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行動實施能力外，必須要注意這樣一個根本的原因：歷史上無論是「千年猶行秦政制」的皇權時代，還是在大陸存續不到40年的民國，無論執政者是施仁政還是暴政，是明主還是昏君當政，官府對整個社會的控制程度與1949年以後相比，是相當的有限，在廟堂和宗族之間，總是有一個江湖存在，在這個江湖中間，龍蛇混雜，梟雄棲居。

江湖中主要由哪些人構成呢？簡而言之，就是離開家族且沒有進入廟堂的人。在中國的帝制時代，有「皇權不下縣」，並非說朝廷不能對縣以下的地區施行通知，而是不必派官就能讓其以宗族或村落自治的形式運行，其骨幹力量是鄉紳。在宗族、村落這個熟人社會裡，以孝道為核心的家庭宗族倫理是維持社會秩序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資源；一部分精英離開鄉土，進入官場，他們進入以忠君為核心意識形態的廟堂。孝與忠，鄉土中國與廟堂中國，基本上可以包容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然而，無論是清平盛世還是紛亂末世，總有一部分人並不處在這鄉土秩序和廟堂秩序之中，這部分人可能是生意人，可能是工場里的工人，也可能是沒工作的流民，那麼，有這樣的土壤，江湖一定會因之而出現；江湖中國也需要一種不同於維繫鄉土秩序和廟堂秩序的孝、忠的意識形態和運行規則，這就是「義」。在離開鄉土、宗族以後的人群中，顯然不可能以血緣、姻親為主要參照來調整彼此關係，同樣，沒有進入廟堂，亦沒有差序格局明晰的官場倫理來調整關係。在沒有現代社會以契約為核心的人際關係規則出現以前，「義」是傳統文化中惟一可選擇用來調整陌生人之間關係的精神資源。所以，關公這位失敗的英雄成為江湖中國的第一尊神，因為他一直信守著桃園結義時對兩位異姓兄弟的承諾。

從清朝中葉到民國初年的近兩百年中，中國的江湖非常龐大，那是因為清朝中後期，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離開鄉土謀生卻又不能進入官場的人增多，他們在前期，主要集中在漕運工人、小商販、下層軍士、無業流民中。「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敲開中華帝國的大門，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被迫對外開放，新的產業出現了，新的城市也出現了，新的產生關係也出現了，更多的人得以離開鄉土進入城市。而中國正處在從古老的農耕社會向現代的工商社會艱難的大轉型中，即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種「變局」中，無論是滿清沿襲千年的帝國管治方式，還是民國建立后，引進的那些沒來得及適應這方水土的西方現代社會治理模式，都不可能對以前的「江湖」、後來的「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控制。其統治手法和執政成本無法承擔這一重任，那麼對江湖，只能默認其運行規則，對維持江湖秩序的非官方大佬，也只能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控制方式，只要不從根本上危及其政權，官府並不去刻意褫奪江湖大佬的權勢，甚至會羈縻、利用之。這也是國民黨統治上海初期，不得不仰仗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這些流氓大亨的原因。而在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內，廣闊無邊的「社會」代替了「江湖」，城市化的規模空前，儘管通過現代的民主制度、法治體系建立了一個公民社會，無需要用「忠孝」為主要意識形態來維繫社會秩序。但現代政治制度對自治理念、結社權利的尊重，又會使傳統的江湖幫會得以華麗地轉身，在現代工商業社會中有相當的生存土壤，這就是無論美國、日本、韓國還是我國的台灣、香港地區，「黑道」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能活得不錯的原因。在公權、私權畛域分明的現代社會，「黑道」能在法律框架下和官方和平共處，官方亦默認這種現實。

然而，無論是帝制時代的朝廷，還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民選政府，對「江湖團體」的存在不得不接受的無奈處境，對1949年成立的新政權來說，根本不算個問題，因為新政權對全社會無遠弗屆、無所不及的全能管理方式，使獨立的社會空間幾乎不存在。在農村，政府通過「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組織，使人數最為龐大的農民變成真正的「編戶齊民」，牢牢地被控制在土地上。而在城鎮，政府通過「單位體制」以及糧票、布票等票證制度，將幾乎所有的城鎮居民控制在公權力之下。無論是農村和城鎮，幾乎沒有了「流民」、「遊民」的生存空間，遊離於國家公權力之外的社會空間被擠壓乃至消滅。正常的民間組織（即現代社會所言的「非官方組織」即NGO）都難以生存或者以公權力的附庸形式存在，那麼那些江湖幫會、會道門更加不可能生存了。連「社會」都沒有了，哪還有「黑社會」？

這一看上去純凈無比的狀況，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后才發生改觀。改革開放不僅是生產力的解放，也促使了社會結構的巨大改變。人民公社不存在了，土地承包到戶，儘管還有戶口制度，農民只能暫住在城市，但人數眾多的農民畢竟可以進城打工；城鎮中的「單位體制」也式微了，公有制單位不可能包攬所有人的飯碗，流動人口增多，人們擇業的自主權增加。如此，中國被冷凍三十年的「社會」又解凍了，並獲得了重新發育的機會。公權力對社會無所不包的全面控制已不可能，在對社會的管理上，必然是「國退民進」。如此，中國大地又有了「江湖」存在的土壤，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增多，便是這種變化的必然現象。對這一變化，不可簡單地視為「殘渣泛起」，而應看成和自然界生物多樣性一樣的社會多樣性，也應該相信在現代法治框架下，能將其負面作用控制在最低。「水至清則無魚」，一泓湖水如果沒有品種多樣的魚鱉生存，這湖水一定是像死海那樣，看起來不管多麼清澈，但含鹽量過高，甚至是有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