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周一良先生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




周一良先生辭世已經十二年了。他一生用心血和汗水辛勤培育的滿天下的「桃李」依然在思念他；他嘔心瀝血寫下的精深著作仍然在影響著、滋育著一代又一代莘莘學子。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和影響是肯定的、巨大的。由於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他曾經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工作過，學術界有人有意見。但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很多情況非常複雜。現逢周一良先生百年誕辰，僅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實寫出來，以為對周先生的懷念。  





一

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梁效一共有三十九個成員（其實是三十八個，有一位先生臨時在梁效做注釋工作，不算成員），都是根據當時的工作需要，經北大、清華兩校黨委研究決定，向各系調來的。其中有三個人是由毛主席親自提名調進的，而且是梁效最早的成員。他們是：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毛主席對謝靜宜說：「聽說林彪住處有許多孔孟之道的條幅。為了深入批林，你請北大、清華派人去查找，寫個材料給我看看。」謝靜宜當時雖然在兩校黨委都有職務，但日常工作在清華。於是他找了幾位清華的教授，記得有錢偉長、陶葆楷、史國衡等人到毛家灣看了，整理了一個材料送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後說：「不行，你還是得找北大的教授，如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等。」這樣，謝靜宜從兩校組織了包括上述三位在內的十多位教師去毛家灣。但這些人年紀偏大，毛家灣房子很高，要把很長的條幅取下來，或從畫筒裏展開，用過之後再放上去，很難。像馮友蘭先生步履蹣跚、舉止維艱，何來力氣做這種工作？北大黨委經過研究，決定派我「帶隊」（我時任北大黨委宣傳處副處長、批林整風辦公室副主任），實際上是做些具體的組織工作。比如：給他們每人配一位年輕教師做助手；安排他們上、下車；掌握時間集散等等。這樣編出材料以後呈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後很滿意，說：「你看，還是得找北大的。」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題目是毛主席定的，格式也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拿出一張紙，中間折開，給謝靜宜交代：一邊是林彪的話，一邊是孔孟的話，兩相對照，再加上按語，予以批判。而且以後還要編材料之二。
編寫工作在北大臨湖軒進行（如遇臨湖軒接待外賓，則轉至附近的俄文樓）。具體組織工作由我和清華大學王世敏老師共同負責（清華的錢偉長、陶葆楷等老教授就沒有再參加）。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在其中起了甚麼作用呢？他們是資深教授，又是在文史哲各學科領域卓有成就和影響的學者。這樣，對一些孔孟、林彪的言論如何解釋、如何批判，他們當然起著主要的作用。比如：克己復禮、天馬行空等，是甚麼意思、出處為何？都要聽他們的意見。然後一些中青年的老師再去圖書館查書、起草按語。最後還要經大家一起討論定稿。
這一切，周先生都是兢兢業業地做。他認為這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服務，責任重大。是黨對他的信任，是對他多年來積極進行思想改造的肯定。他當時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每天工作到深夜，騎著自行車回家，十分辛苦。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幾經反覆修改，定稿後直接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對材料內容、先後次序、按語等作了調整。指示：由兩校黨委組織教師、學生代表參加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修改後，再報北京市委吳德同志；吳德同志看後報政治局，政治局同意了，我再批發。  





二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一九七四年中央一號文件的附件批發全黨全國。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大年初三），周總理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讓遲群、謝靜宜講解材料之一的有關問題。會議進行不久，因遲、謝講到這個材料是北大清華兩校編寫組編寫的，總理說我們有個疏忽，沒請編材料的同志來。總理通過中央辦公廳通知北大。北大黨委辦公室通知我，讓我十分鐘之內將編寫組的同志集合，帶到首都體育館。那時沒有手機，多數同志家裏沒有電話，要想在十分鐘內集合是很難的。我只好把住在燕南園的馮友蘭、魏建功先生，住在燕東園的周一良先生找到，其他同志能找幾個算幾個，這樣，大概有十多人風馳電掣地開到了首都體育館。
這是一個萬人動員大會。我們只是到會聽會，並沒有發言（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文章裏，把他和湯一介先生在北京市宣講材料之一，說成是「一．二五」大會，是誤記了）。會議結束的時候，總理、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在後台接見了我們。總理和我們一一握手，說我們完成了毛主席交辦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立了功的。總理在和馮、魏、周三位老先生握手後，突然見到我，很高興。那年我三十歲，總理在和我握手的時候，拍著我的肩膀說：「年輕人，年輕人！」我看到總理面容消瘦憔悴，頭髮花白，滿臉都是老年斑，心裡一陣難過，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總理說：「不要激動嘛！年輕有為，年輕有為。」會後，周先生問我，總理跟我說了些甚麼，我如實相告。周先生說：「我也好長時間沒有看到周總理了，覺得他衰老很多，我也很激動。」  





三

周一良先生對周恩來總理是敬仰、熱愛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總理逝世。梁效的成員都很悲痛。當時上級有指示：各單位不要開追悼會，不要舉行悼念活動。但是，我還是到海淀買了黑布做成黑紗，發給梁效每人一個，並在梁效會議室主持召開了追悼會。當我宣佈為總理默哀時，就聽到有人抽泣。默哀完畢之後，發現白髮蒼蒼的周一良先生竟至泣不成聲。
四月，天安門廣場出現了眾多悼念周總理的花圈，後來爆發了「四．五事件」。各單位都要清查去過天安門廣場的人。梁效被舉報有兩個人去過，他們是：周一良、鍾哲明。支部書記在大會上不點名地說過：梁效也有人去過天安門。給周、鍾二位造成了思想上的壓力。我知道上級無意在梁效清查，就通過注釋組組長孫靜告訴周先生：不要害怕，沒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天深夜，兩校大批判組被查封。歷史系有人傳言，說衞戍區的戰士用槍指著周先生要他交出保險櫃的鑰匙，交出關於周總理的黑材料。這使周先生很難過。因為周先生從不在梁效過夜。他的房間只是午休房，陳設極為簡單，根本沒有保險櫃。此後清查梁效兩年多，並未查出有反對周總理的片言隻字。周一良先生在《畢竟是書生》中說：「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謝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這是實情。舒蕪在《四皓新詠》中諷刺、批判周先生：「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那麼，所謂的「謗書」、「黑材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有關周總理的材料確實有一份。那是編《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時候，周總理給我們的一個批件。當時湖北省委上繳中央一本林彪中學時代的作文本。其中有一篇〈上丁祀孔記〉，講祭孔活動的。周總理批示：可否編入材料，這樣可以看出林彪一貫尊孔的面目（大意）。我們經過研究，覺得中學時代的作文，不能說明問題，經請示後就沒有編入。這份批件就保存在辦公室的文件櫃裏。所謂「筦鑰」是這樣的：七六年十月一日我參加中國教育代表團去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訪問，怕我不在的時候，需要到我的房間裏找東西，臨行把房間的鑰匙交給了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查抄梁效的時候，這位同志立即上交。於是，關於這把鑰匙就有了許許多多的傳言，有的非常離奇。
舒蕪所說的「射影含沙罵孔丘」，大概是指《孔丘其人》。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是這樣：批林批孔開始後，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吳德匯報北京市運動開展的情況。說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孔丘是誰，甚至有人問：孔丘是哪個學校的？是個校長吧？毛主席聽到匯報後笑了，說：「如果連孔丘是誰都不知道，怎麼批判？要讓北大的老師給輔導一下，同時要有個材料，介紹孔丘是個甚麼樣的人，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按照毛主席這個指示，遲、謝等人展開了討論，遲群說題目就叫「孔老二何許人也？」江青說：「不要叫孔老二，也不要何許人也，就叫孔丘其人吧！」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發之後，兩校黨委決定把編寫組改為大批判組，以兩校的諧音「梁效」作為它的筆名，直接受遲群、謝靜宜領導。兩校大批判組成立了一個黨支部，我和王世敏分別代表北大、清華擔任副書記（後期我兼任業務組組長），加派8341部隊的李家寬（時任北大黨委常委、黨委辦公室主任）擔任黨支部書記，負責全面工作。周一良、湯一介先生都是支部委員，但是他們沒有具體分工，只是參加支委會而已。他們到北京市有關單位作輔導報告，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吳德同志親自邀請的。
《孔丘其人》是我們接到的上面佈置的第一篇寫作任務，非常重視。起草交給第一小組──范達人組，實際上是傾整個大批判組之力寫作。周一良先生也參加了討論。稿子幾經修改，范達人小組幾天幾夜連軸轉，很少休息，以致范達人累得暈倒在衛生間裏。
此後，根據工作需要，成立了注釋組，支部分工由我負責。馮、魏、周和林庚先生都在注釋組。毛主席一生手不釋卷，晚年眼睛不好，就由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讀書。但身邊工作人員文化水平有限，便要我們把古書注釋出來，生冷的字註上音。這樣就讀得順暢一些了。除此之外，我還負責為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印刷大字線裝書和推薦文章，涉及到古書的版本、背景等問題也需要請教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在注釋組的作用僅舉一例：現在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晚年愛讀庾信的《枯樹賦》，當時我們和上海市委寫作組都作了注釋。毛主席看後，認為我們注的比較好。他有一個批示：「此注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說。關於注釋問題，請你們過細的研究。」一九七六年以後，此事已廣為人知。有人寫文章說《枯樹賦》是林庚先生注的，受到毛主席的表揚。其實，注釋是吳小如先生做的，魏建功、周一良、林庚先生參加了討論和修改。由於周先生是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對於庾信所處的時代、《枯樹賦》寫作的歷史背景很熟悉，所以在注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周一良先生自奉儉約、一生清廉。終其一生，沒有佔過公家一分錢的便宜，沒有享受過任何特權。相反，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這段時間內，他自動地把工資（每月二百八十元）的一半上交黨費。據我所知，當時北大這樣做的一共有三個人：物理系黃昆、歷史系周一良、人事處伊敏。
我在宣傳處工作的時候，曾經召開過一次老教師座談會。東語系馬堅教授提出孩子都下鄉插隊，老兩口生活有諸多不便。我將馬堅的問題向黨委反映，黨委上報北京市，很快幫他調回了一個孩子。這件事在燕東園的老教授中引起不小的反響。因為當時各家都有類似的問題。在梁效的時候，周一良先生向我談到了他的家庭困難：他和夫人鄧懿老師年事已高，鄧懿身體有病，不知是否有這方面的政策？我向黨委作了反應。黨委答覆：馬堅教授是伊斯蘭教協會的發起人之一，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所以加以照顧。周一良先生是共產黨員，應起模範帶頭作用，不能特殊照顧。我將黨委的意見傳達給周先生。他毫無怨言，仍然情緒飽滿地工作。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後，報刊上批判馮友蘭先生時，說他是四人幫的「那個顧問」。其實，是因為當時我們一天三段上班，太緊張。經研究，覺得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林庚四位老教授年紀大，每天三段來上班太辛苦，所以由我出面跟他們談，不必來上班，有事我們到家裏找就可以了，就當個顧問吧。周一良先生嚴格要求自己，堅持來上班。有時工作到深夜，我們提出派車送他，他不同意，堅持騎自行車回家。
周先生治學嚴謹，實事求是。一九七四年六月，政治局會議研究批林批孔，我們有幾位列席會議。會上，姚文元問周先生：「你是研究世界史的，世界史上對儒法鬥爭是怎麼看的？外國人怎樣研究法家？」會後周先生找到我：「世界史上找儒法鬥爭，這事有點牽強，我不好回應，怎麼辦？」我說：「先放一放再說，如不追問，就算了。」
我與周先生情兼師友。雖為晚輩，但在梁效職務比他高。他對我的工作是支持的、尊重的；另一方面對我又有不少的批評和幫助。一九七四年，我們隨江青去天津，住在另一個招待所。伙食很差：十個人一桌，只有四小盤菜，而其中必有一個炒洋白菜，一個燒腔骨。腔骨只有四、五塊，每個人吃不到一塊。米飯也只有一小盆，吃完不加。我向謝靜宜反映大家吃不飽。謝告訴了市委書記王曼恬。王說：「這還了得！把你們餓壞了，我怎麼向主席交代！」當晚有所改善，六個菜。但第二天又是原樣。我很生氣。周先生笑著勸我：「不要再反映了。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這是孔子的話，對我們現在有參考價值。反正沒幾天就回去了，你作為領導，不要為一點小事發脾氣，在群眾中影響不好。」
一九七九年開始，我賦閒在家。在吳小如先生的指導下，研究宋詞，寫了一部《歐陽修研究》，請周先生賜序。當周先生接過厚厚的書稿時，親切地對我說：「你是因禍出成果了。不容易，不容易！」他在序中鼓勵我：「柏年年輕時就讀於北大中文系，師從魏建功、林庚、吳小如諸先生，有較為深厚的功底。七十年代後期埋頭讀書，多有創獲。故樂為之序。」
一九八一年起，我調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有一天晚上十點多，天氣嚴寒，突然停電。這時有人敲門，我拿著蠟燭將門打開，門口站著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是周先生！」我驚訝不已。在這寒風凜冽、一片漆黑的夜晚，周先生獨自一人摸黑爬上三樓來看我，實在令我感動不已。落座以後，周先生說：「聽說你離開了北大，非常遺憾！我到北外來開會，順便來看看你。想想也好。你基礎紮實，聰明能幹，在這兒好好教書、好好做學問吧！將來必有所成。」
歲月蹉跎，人生坎坷，我辜負了先生的期望，一無所成。寫作此文，愧對先生。只希望藉此澄清一些無根的傳言，讓周先生的崇高品德和他的名山事業一樣長留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