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送禮是傳統了：看清朝時期如何給京官送禮的（圖）

　

　


　　頭戴花翎的清代八旗官員

　　

大清的官場是極富「人情味」的，身處其中的每位大人，都有多得應酬不過來的「師長」、朋友。對平頭百姓而言，他鄉逢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然而，對清代的官大人們來說，每遇逢年過節或是「跑部進京」，走訪一番師長朋友，恐怕倒是一件苦不堪言，鬱悶不已的差使，雖然臉上一定要強顏歡笑，肚裡卻沒法兒不滿腹苦水又無處傾瀉。

　　這是為什麼呢?讓我們先看看外地官員進京主要做些什麼。

　　光緒年間曾任吏部主事(相當於中組部或人事部的處長)的何剛德，在他的回憶錄性質筆記《春明夢錄》中對晚清官場情狀秉筆直書，做了大量一手記錄。

　　外官(地方官)的榮辱浮沉，都掌握在京官手裡，因此，外官不得不跟京官搞好關係。外官在京城的交往圈，主要由三種關係構成：第一是「座師」，也就是在考秀才、舉人、進士時錄取自己的考官。乾隆之後科舉考試的考官一律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出任，因此，對科甲出身的外官來說，恩師多年為官可能已經位居要津了，所以師生關係是官場提拔、推薦的指望。第二種關係是「同年」或同鄉。同鄉不需特別解釋，「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舉人、進士時名字跟自己寫在同一張榜上的人，意思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獲「舉」的哥們。每科新錄取的舉人，都要一起暴撮一頓「鹿鳴宴」，而新登第的進士，則享受「瓊林宴」，這可都是財政公款掏錢請客的，大家一起吃了這頓飯，就算是一輩子的哥們了，「同年」是官場上最「鐵」的關係，科甲出身的官員，一般都有幾百個「同年」。第三種關係，是外官所任職省份的京官，清代地方官不許在籍貫所在的本省任職，只許到外省為官，所以，那些從自己任職省份出來的京官也得打點好，他們通過官場上同鄉、同年關係對家鄉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外官進京述職或京官外放為地方官，都要給交往圈送一遍禮，送禮的名目繁多，僅常規項目就有冰敬、炭敬、別敬、團拜等。

　　「冰敬」意思是孝敬夏天買冰消暑的錢，「炭敬」意思是冬天燒炭的取暖費，「別敬」是離別京城時的「分手禮」，此外，逢春節、端午、中秋三節另有「水禮」，同鄉、同年還有「團拜」名目，大概意思就是每年新春「團體拜年」。

　　冰敬、炭敬、別敬饋贈的範圍不同，「技術含量」也相當高。

　　根據何剛德記載，道咸以前，外官饋贈京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三節水禮，出京別敬等等禮數是齊備的。但同光以來，冰敬則惟軍機大臣有之，大概因為那時候沒冰箱，夏天冰比較貴，其餘的只有炭敬。炭敬數目自八兩起，最多一般是三百兩。軍機大臣按例為三百兩，其餘按官階大小、奉托重輕、交情厚薄多少不等。後來則漸漸只論官階不論交情了。

　　「炭敬」比較正式，都要用一個漂亮的信封，裡面裝上銀票。信封上不直接寫禮金數目，而是要變著法兒的拐彎兜圈子把數目暗示出來，技術含量就體現這裡——

　　最常見的是寫「梅花詩八韻」，意味著內有銀票八兩。

　　若寫「《四十賢人傳》一部」，當然就是四十兩。還有一種寫法是「強仕」，語出《禮記》：「四十強而仕」，弄得像謎語一樣，顯然這更高明一些，因此更大的數目都用這種寫法。

　　「大衍」，五十兩，語出《周易》：「大衍之數五十」。

　　「耳順」：六十兩，《論語》：「六十而耳順」。

　　「百壽圖」一軸、兩軸、三軸……當然就是一百兩、二百兩、三百兩……

　　「雙柏圖一座」，二百兩。

　　「秦關一座」，一百二十兩，寓意「函谷關高一百二十丈」。

　　「毛詩一部」，三百兩，因為《詩經》的權威注本出自漢代毛亨，而《詩經》有三百零五首詩。

　　超過三百兩的，就屬於非常之贈了，據說如果座師是軍機而學生已位至督撫的，炭敬要送「孟津一渡」，含義：八百諸侯渡孟津伐紂。

　　信封上寫「謎語」這個送禮模式是固定的，但是謎語本身並不固定，而是送禮者自出機杼，各炫其技，萬一收禮者猜謎水平不高，就會鬧出笑話。

　　「濤貝勒」載濤是醇親王奕譞的七子，光緒皇帝的親弟弟，光緒末葉權勢熏天，執掌兵權。此人愛好京劇，而且是個一等一的票友，據說擅長猴戲，能飾演孫悟空，於詩書上卻「未嘗講求」。一次，有客造訪，晤談之後，給濤貝勒桌上留下紙袋一個，上寫「千佛名經一部」，裡面看上去厚厚的一大摞。濤貝勒沒有打開看也沒收起來，及至別的客人來訪，竟把那個紙袋拿起來招搖，說：「今天有人送我佛經一部」，然後打開一看，驀然發現裡面並無佛經，而是銀票一千兩!傳為一時笑柄。

　　別敬則不那麼正式，數量較小，而且往往直接送現銀。地方大員到京，除朝貴外，同鄉同年，及服官省份之京官，都要遍送，通常不過十兩而已，最低的竟有六兩的。雖然價不高，但是由於要打點的人數甚多，外官也普遍感到不堪重負。

　　《道咸以來宦海見聞錄》作者張集馨翰林出身，道咸間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後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撫等職，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歲時被劾革職，可謂盡閱官場百態。張集馨在書中自敘，他多次外任大吏，每次「出京留別」(送別敬)，都花錢甚多。任陝西糧道出京前留別一萬七千餘兩，任四川臬司留別一萬三四千兩，任貴州藩司留別一萬一千餘兩，調任河南藩司留別一萬二三千兩。為了應付如此開銷，張集馨甚至需要借債送禮。

　　即便對大清有再造之功的曾國藩，也免不了給人送禮。曾國藩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一封信中，說到他曾給三江兩湖五省的京官送過一萬四千餘兩別敬。

　　京官為什麼要收如此名目繁多的禮呢?

　　顯見的直接原因是官員的正式俸祿甚低。清代最高級別官員——正一品的內閣大學士(大約相當於政治局常委)，俸祿為春秋兩季發放，每季俸銀180 兩。全年平均，相當於月薪30兩，摺合人民幣6000-8000元的樣子。遞減至七品翰林院編修，每季只有45兩。六部的主事(約相當於現在中央機關的處級幹部)則更低。如此低的正俸應付日常生活開銷都捉襟見肘，更遑論官場上的應酬了，不收禮如何生存?

　　那外官的銀子是怎麼來的呢?

　　外官的法定收入，除正俸外另有養廉銀。東部和中部地區省份的總督、巡撫這樣的「省級領導幹部」為每年一萬至兩萬兩，「西部地區」為兩萬數千兩，1907新設的東三省總督、巡撫則有三萬兩。布政使(約相當於主管財政和民政的常務副省長，簡稱「藩司」或「藩」)、按察使(約相當於省政法委書記，簡稱「臬台」或「臬」)為一萬兩，知府三千兩，縣令一千二百兩。

　　當然這些都只是就國庫支出而言。除國庫支出外，藩司、糧道(省財政廳長兼稅務局長)、知府有稅收權，他們擁有合法小金庫曰「公費」，實際上就是國庫定額稅糧之外允許他們以「辦公費用」名義合法浮收一部分。這筆錢的多寡視官員搜刮能力而定，少的一年數千兩，多的達十萬兩以上，辦公費用皆由此出，其中也包括幕僚的工資。因為國家財政撥款中並無辦公費用一說。而總督、巡撫則有關稅、鹽務津貼，也就是浮收的關稅、鹽稅。

　　而即使國家的正式稅收部分，也會被經手官員打主意，扣留遲交一兩個月，放在票號里吃利息。

　　於是，清代的官場生態圖景，就呈現出這樣一副畫面：朝廷只發給京官少得甚至無法為生的俸祿，於是京官不得不倚仗權勢向外官索賄，外官擔負為國收稅之職，但收上來的錢卻只有一小部分是上交國庫的，大部分(浮收)是用來給京官行賄的，而只所以必須給京官行賄，是因為國庫的錢太少，只能給京官發少得不足以為生的正俸……

　　可見，清代官場制度化貪墨的深層原因，還在於財政制度。傳統社會的財政，其實是一個糊塗的「養人財政」，基於對天下田畝總數和畝產量的粗略估算，乘以稅率，算出一個稅收總量，再攤派給地方官作為任務。而設立官職的主要理由，是維持統治，沒有「公共服務」的考慮在內。至於國家的稅收能夠負擔多少官員，撥給官員的經費是否夠花，財政款項應該如何進行合理分配……並無明確預算，實際上也不存在「財政預算」的思想和合理預算的會計工具。

　　而現代社會的財政要義在於公共財政和複式預算。「公共財政」的概念產生於英國，其核心含義是「國王的財政和公共的財政要分開」，公共財政是用於提供公共物品，為公共服務的，而不是為統治者服務的。而「複式預算」是用於保證公共財政效率的，其要義在於：在花錢之前，先算計清楚每一筆稅以什麼理由收，收多少，用在什麼方面，專款專用，不許多花也不許挪用。

　　財政結構，是現代國家和傳統國家的本質區別之一。